容忍是一种智慧，并非对恶的纵容或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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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胡适倡导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引用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观点）很不感冒，其中一位朋友反驳老航赞赏此观点的《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一文道：“没有底线的宽容就是绥靖！缺乏自省的思想是宽容的大敌！割肉饲鹰的是圣人或非人！鼓吹割肉饲鹰的是大魔！适之先生幼稚的可爱！”
对此，“文诗”先生的回答我认为很到位，“胡适对政界人士和社会各种信仰思想的宽容是值得借鉴的，不过他不会对暴力和专横跋扈权利容忍，这就是他最宝贵的一面，他不参政而言政就说明了这一点。”
又有“就是我”先生说，“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概而论之。胡适先生以‘张革命之旗’自居，若百事皆容忍，那又如何张得革命之旗?‘容忍’是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又由个人性格、道德、文化休养所决定。属于‘君子不计小人过’那种，或叫：不与你‘一般见识’。但是，‘放任’难道不是一种罪过吗？对待邪恶不该抨击，不予遣责不加制止吗?容忍二字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还要有一定尺度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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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先生说，“宽容一定有底线。对邪恶不能宽容，更不能纵容。这几天看丹诺的传记，仁慈宽容也是他终生的追求，但从书中可见自由又是宽容的前提。”
“行者”先生简单地点题，“此‘容忍’，非‘犬儒’。”
是这样的。容忍不是没有底线，实际上很有底线，必须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容忍是指对一般事件的宽容，对亲友、同胞、同道许多事情上最大限度的谅解与忍让。胡适当年对鲁迅对他的谩骂，对陈独秀对他的不相让，对其他很多人对他的胡乱攻击，均十分容忍，但对孙中山、蒋介石及党派的主张，却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还曾公开顶撞蒋介石，令其当场下不了台。全面抗战前，他主张不轻易对日开战。战争既已开始，他就坚定地成为抗日分子，一点也不含糊，并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要历史贡献。在学术上，胡适参加过多次争论，那也没有相让之意。尤其是对自由精神的坚持，他却寸步不让。
什么可以容忍？什么不可以有半点退让，实际是可以明了的。那就是正邪、是非的基本界限，是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红线。你来骂我这个人，种种污蔑与攻击，再恶毒，我也可以一笑置之。但是，你要用枪指着我的脑袋，对不起，哪我怎可有半分忍让？容忍，不是要你做割肉饲鹰的虚伪圣人。你要搞极端，想侵犯他人的人权与自由获取个人权力，或者明显出现反人类、反文明的恶行，那我怎么能对你无限宽容和纵容呢？并且，我因此无法与你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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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之所以比自由更重要，是由于我们很多事，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可就由于对现实的基本判断，实现的路径和方式方法，时间点的安排等问题，大家变得互不相让，乃至为了一些小事就要以武力来解决，不服，打得你服。有些人看问题，动不动就是非黑即白，绝对主义，不给他人回旋的空间，只管自己快意恩仇。如此，大家在一起，定然什么事也干不成。有了容忍，才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容忍意味着是对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你给了别人自由，别人才给你自由。
自由又是容忍的必要前提。如果你被逼迫成为奴隶，那对奴隶主就一定无法容忍。有了自由，就给容忍足够的选择。你的宽宏大量让你在琐碎的事和不那么重要的事上不去计较，那就产生强大的人格力量，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尊重，从而享有更多的自由。自由，固然是天赋的权利，但在社会活动中，一方面是从社会的（他人的）尊重得来的，一方面是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常常需要自己争取，但自由也常常是自己的付出。因为，我们的自由要有一个不侵犯他人为原则。另方面，我们看见别人自由受侵犯，也得感同身受，替他们争取。有人侵犯他的自由，也可能变成侵犯你的自由，最终变成侵犯我的自由。伟大的丹诺律师一生为他人争自由，同样也是为自己，为整个美国的所有公民和美国的未来争自由。
一些人习惯了什么事都要争，不懂得容忍，也无法理解容忍，误以为容忍就会变成纵容，变成投降，所以“一个都不宽恕”才叫爽。可这样的刺猬人生，往往容易坏事。有些事，你就无法与别人商量着办。你可以变成圣斗士，横冲直闯，却很难解决实际问题。当年，义和团对洋人一万个不容忍，结果呢？知道容忍，才会获得更高的自由精神，才会对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大事，有更高的智慧发现，看到事物的根本，从而打蛇打七寸，让你在许多事上一击而中。胡适就由于境界高，对自己人生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预判比较准确（包括重要学术之争在内），让真正了解他的人，不得不佩服他的非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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