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的温度》第十二章：有关冬的记忆
下午三点，在学校主楼某个大教室，“中国当代文学”课，男青年老师在解析刘震云的《黄花土塬》。他和刘震云有点神似，尤其发型和穿着。我怀疑他那遮住耳朵、盖住后脖颈的黑长发以及身上穿的深色夹克，均是刻意模仿的结果。
“刘震云是河南延津人，我的老乡，我们河南人的骄傲。为了更好地传递他小说里的故乡情节，今天这节课，我用河南话授课。我会说慢一点，保证大家能听懂。”男青年老师没征求听课同学的意见，就用河南话开讲。
对于一个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广东学生，一个北京话说快一点都跟不上的广东学生，河南话简直是们外语。我听不明白，十句有九句听不明白。周围的同学很认真在听讲，好像没有听力障碍。我估计他们都不是来自南方，不能体会我的处境。势单力薄、爱惜面子，我连举手向老师反映情况的勇气都没有。
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被密不透风的陌生所包围。我走神了，灵魂又飘走了，飘到教室外，嗤笑傻呵呵坐在第一排中间的自己。
我突然产生了厌烦，不仅厌烦正口沫横飞的老师，还厌烦“中国当代文学”课，甚至厌烦刘震云和余华。虽然在前些日子，他们帮我杀死了很多无聊。我噌一声从座位上站起，嘴上说着“借过”，膝盖碰撞着临近座位同学的膝盖，越过他们走出教室。我想，身后的老师和同学一定在骂我神经病。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读书的目的，除了打发时间，还希望从书中人物的经历里找到可供借鉴的人生经验。可惜的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书，时代背景很少放在当今。读着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一开始有点新鲜感，后来实在找不到代入感。逐渐地，故事看多以后，腻味心理的产生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课不上也罢了。
我在主楼门口的草坪边找了个太阳光能够照射到的长椅坐下。
坐了一会，我换成侧躺姿势，把书垫在脖子底下当枕头。草坪旁边是条红色转头铺就的小路，通往另一栋教学楼，每隔三五分钟就有人经过。我放空大脑，路人在眼前晃过的景象犹如电影。
一个黑色长发的白衣姑娘骑着自行车停在我斜对面的长椅边，下车、停车、坐下，一个动作完成以后停顿一会再继续下一个动作，谨慎、优雅、不慌不忙。坐下后，白衣姑娘把背包放到大腿上，慢条斯理从包里拿出一本十六开大小的书和一部随身听。她把耳塞塞进两个耳朵里，翻看书本读了起来：“Unit 4：Gender and Roles。”
发音真标准！我暗暗惊叹。她读的书是我们学校出版的教材《商务英语Into business with English》，每一名贸大新生都要在今后的四年里和它打交道。因为授课老师是位优雅美丽的女士，所以相关课程是我为数不多坚持听的课程之一。
眼前的白衣姑娘，操着一口可以和商务英语老师媲美的英语口语，其声犹如广播里发出的钢琴弹奏曲，十足的磁力、低调的抑扬顿挫以及无比性感的尾音上扬。
我想起了同样有着黑色长发、爱穿白色衣服、能讲一口漂亮英语的冬。
冬的全名叫许以冬，有着一张和冬天一样冷白的脸庞。她的衣服多是配饰简单、无多余装饰的款式，材质以丝质衣服为主，偶尔有几件纯棉衣服，也是日本品牌的衣服。上身一般是浅色，下身则是蓝色或者黑色，有时会穿紫色，极少时候也会穿灰色，都是裙子，很少穿裤子。冬天时候也不例外，加一件呢子大衣，或黑或蓝或灰，露出白色领子，下半身则是裙子加上厚厚的袜裤。我很喜欢冬的穿着打扮。她在我眼里犹如日本偶像剧里的女主角，比如渡边博子。
冬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广东省平远县有名的工程包工头。父亲没什么文化，对文化却有着崇敬的态度。他有意培养女儿的审美品位和高雅情趣，把钢琴、小提琴、国画教师、乒乓球教练、围棋高手请到家里，传授琴棋书画。冬有着一股不甘人后的劲头，从五岁开始，每天的空余时间均用来练习。
在她十二岁那年，学艺略有小成。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在广东省梅州市区江南片区购置了房子，随后又把家迁到了梅州，冬因此转学到梅州江南小学读六年级。
在江南小学的一年里，冬熟悉了梅州，甩去了平远县口音。如果没有人问起，谁也不会觉得冬来自偏僻于广东东北隅的小县城。其谈吐举止使她更像是来自首都或者省城的大家闺秀。
后来，冬考入了梅州市最好的东山中学（初中）。我在那时候，通过家里的关系，从平远县幸运转学到了同一所初中。就是在那里，我和她认识了，并在初一下学期的春天成为了好朋友。
认识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去看电影。出门前，我刻意打扮了一番：头发用父亲的啫喱水定型成三七分，一身母亲为了弥补我而在春节购买的浅黄色西服，活脱脱香港电影里的黑帮小弟形象。在出门之前，把硬挤进去的属于父亲的皮鞋脱了，换上常穿的运动鞋。
冬在电影院门口盯着我的脚咯咯直笑。我说，怎么啦？她努力收住笑说，没什么。我没什么不自在，只是觉得冬笑得很好看。我喜欢爱笑的女孩子，可能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更二逼的事情在后面：我忘记带钱了。
养尊处优的冬掏出两百块钱，问我，够吗？
我惊着了，说，两个人十块就够。然后顺便问了冬一句，你知道酱油多少钱一瓶吗？
冬睁着大眼睛，一百块？
我决定带这位大小姐体验一下小混混的生活。我先是骗她说票其实早买好了，然后领着她从清洁工通道进了电影院放映厅。走在黑暗的通道里，冬醒悟过来了，猫腰跟在我身后，一只手拽住我的西服下摆，直到找到位置坐下才轻吐了一口气。我记得当时放的是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我和冬乐了全场。
电影结束后，灯亮了，整个放映厅稀稀拉拉坐着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的人。
我和冬轻易就被秃顶的检票员发现逃票并被揪住。作为惩罚，秃顶检票员给了我俩一人一把笤帚，贴身监督两人把放映厅里里外外扫了一遍。
扫完地获得自由后，我向冬表示了歉意。冬的反应异乎寻常，高呼真刺激！我哑然失笑，环绕在心里的不安瞬间随着两人的笑声不见了。
自那以后，冬迷上了扫地。每逢周末早上七八点钟，我们在自行车后座椅上夹一笤帚，随意骑行寻找人少的街道。
梅州是个干净的小城市，加上环卫工人在清晨清扫过街道，我们两人找不到可以扫的地方。
冬不甘心，在她的强烈倡议下，我们把时间改到了傍晚。在家里吃过饭后，我到她家楼下汇合，骑行到东山大桥、嘉应大桥等梅州市区各座大桥底下扫桥洞。为了不耽误在天完全黑透前回家，一般一次扫一个桥洞。桥洞的地面确实有不少垃圾，破塑料袋、干枯了的水草等等。冬兴奋地像个五六岁的孩子，把垃圾扫成一堆，再装进大垃圾袋里带包带走。在回家路上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
扫桥洞的次数多了，桥洞不够我们扫了。冬又提出到福利院扫地。
第一次去福利院扫地时，我们见大门开着，径直冲进去扫了一通院子，又冲了出来。次数多了以后，福利院的一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叫住了我们，“喂，小伙子，小姑娘。做好事不用怕人说。被着急骑车，慢慢来，小心摔着。”
后来我们知道了，她是福利院的院长。自那以后，每逢冬在学业上遇上压力，便拉我一起会去福利院。不过不光是扫地，而是帮着院长做一些活，逗逗孩子、演奏钢琴等等。
太阳把光从我脸上的挪开，冷意在身上蔓延，我侧身坐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为什么记忆里没有秋？我和冬应该不会丢下秋单独行动才对。我站起身，跺了跺发冷的脚，扭了扭胯部，又甩了甩僵硬的脖子。
眼睛余光里，主楼前的空地上，两根旗杆笔直冲向蓝天。矮的那根挂着白底蓝字的校旗，高的那根挂着红底黄星的国旗。两面旗帜自上个月的国庆以来一直飘着。天空干干净净，什么玩意都没有。要是再有战斗机飞过就好了。
上个月的国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岁生日，我和梁夏、老袁爬到宿舍楼顶层，守着天空看战斗机飞过。轰轰轰，蓝色画布上一组飞机呼啸而来，机身后部系着越变越长的白色尾巴。一股冲击波扑面而来，我耳膜像被针刺、鼻孔似有异物阻碍呼啸，浑身酥麻不能动弹。梁夏嗷嗷直叫唤：“歼七、歼七！喔！帅！来了轰炸机，真大，有气势！”飞机飞走后，我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哦”一声。老袁表达感情直接干脆，从头“草”到尾。
梁夏跑哪去了呢？我想起了老袁的托付。走，去北京服装学院。（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