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于一个特殊时代

《徐芒耀的油画世界》连载6

【回顾：第一章《爱画少年》提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了《停战诏书》，接受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四十二天后，即9月26日，徐芒耀在上海出生。

光复前夕，身处沦陷区的上海民众在伪政府统治之下，过着民不聊生的亡国奴的日子。他们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汉奸的欺压、流氓的敲诈以及伪政府的盘剥。

据刘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区战争难民问题研究》记载：日本侵略军和伪政府知道末日到了，赶紧杀鸡取卵，拼命印钱，疯狂掠夺民众财富。

日本侵略军和伪政府知道末日到了，赶紧杀鸡取卵，拼命印钱。本来伪政府发行的货币“中储券”最大面值是100元，很快千元纸币和万元大钞都大行其道了，物价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涨了好几万倍。上海民众想去银行把钞票换成金条，伪政府不许，为了让资产保值，大家想方设法去购买实物储存起来。为此，日本侵略军推行了极为严厉的统制政策，粮食、棉花、布匹、钢铁、食油、五金、卷烟、火柴、肥皂、毛巾等差不多所有物资都被限购，只剩下房地产可以自由买卖。而中低收入家庭想找到合适的住处，难于登天。因为从抗日战争初期被日本侵略军狂轰乱炸，后来国军和美军反过来轰炸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据点，华界的民众房子都炸得差不多了。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大量迁入，伪政府为此大搞强拆，给日本人腾地方盖房，撵走上海居民，强迫无偿“征用”，造成了上海非常严重的房荒，导致房价、房租双双暴涨，一天一个价。

而上海又不比别处。日本侵略军从1932年发起“一·二八”事变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再到上海沦陷，上海的华界民众无家可归，大量沦为难民。但上海人又最是安土重迁，常说道“出门一里，不如家里”，能不走就不走。大都在炮火下避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内其他主要城市沦陷前夕，几乎都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外逃，唯独上海本地人没怎么跑。而且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民众纷纷逃难上海，抗战期间上海常住人口约有五百万。人多路窄，加上日本侵略军为了准备巷战，对付随时可能攻进来的中国军队，在街道两旁挖了不计其数的深沟，每隔四五丈就有一个，晚上开车不小心，一头扎进去就车毁人亡。那时候上海流行一句话：“马路如虎口，两旁不可走。”走两边容易掉沟里，走路中间又随时可能被车撞死。每条马路上都挤满了人力车、脚踏车、三轮车、公交车和私人汽车，行人在车流里缓缓蠕动，汽车在人流里以更缓慢的速度蠕动，每一条主干道都处于肠梗阻状态，从虹口去闸北，步行花一个小时，开车得花五个小时。

而民众看病就更艰难了。那时候华人开的医院设备简陋，日本人开的医院又不屑于给华人看病。山东路有家日本人的仁济医院，先交“中储券”30万元才能进门。上了手术台，一会儿一跳价，说好的60万，变成了100万，开完刀再加到300万，不然不给你缝上。

……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好不容易盼来抗战的胜利，然而还没有从喜庆中还回劲来，国民党又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内战，中国开始了四年的解放战争。这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所处的特殊年代，徐芒耀的童年就成长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一个旧时代的逝去，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有人说，徐芒耀是何等的幸运，因为他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诞生。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相比，先天就多了一份无比厚重的历史感，不仅是这个新时代的见证者，而且又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有人说，徐芒耀是何其的不幸，美好的童年被血腥的战争和炮火覆盖，童年唯有的那份快乐荡然无存，更不知无忧无虑是何般滋味。

然而，对徐芒耀来说，作为一个个体身处一个大时代之中，既没有这些所谓的幸运，也没有这些所谓的不幸。因为再轰轰烈烈的历史，也不会特别垂青于一位尚未记事的儿童，所留有的记忆也只会是星星点点，就像悄无声息的岁月飞逝而过，远去的身影必然模糊不清。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容个人选择，就像谁也无法选择投胎于什么样的家庭，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出生于哪个年代。

幸与不幸与生俱来，不仅相对而言，往往又彼此相互转化。

在徐芒耀出生前，他的家是在上海鲁班路上的一个小院子里，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侵略军炸毁了。逃到法租界，在马当路靠近复兴中路附近（现在的复兴公园）租房寄居，他的姐姐和他都出生在这里，因为租界的特殊性，让徐芒耀的童年离战争没挨得那么近。

徐芒耀的童年，也因为绘画，因为有绘画的伴随，而沉醉于被启蒙的画趣之中，为日后走向油画之路积蓄了巨大的兴趣，并练就了一身童子功。其次，出生地上海本身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免遭了不少内战的炮火之灾，也多多少少淡化了些许童年中关于内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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