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为什么需要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总结（二）

社会科学为什么需要本土化？

一是社会科学的产生源自时代需要。离开了经验现实，离开了时代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必然的。

社会学相对脱离了伦理学、哲学，是将社会经验和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19世纪以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快速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的。不仅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生源自于时代需要，而且西方社会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时代变动有关。

具体而言，就当前社会科学的国别差异来说，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国和小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新兴国家，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国际阵营不同的国家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社会科学在其国别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及需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社会科学可以较少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危机，因为其存亡危机大都不存在。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社会科学对诸如女权、弱势群体重视。而对于发展中的大国，如何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如何应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严峻问题，是社会科学直面的重要问题。这就注定意味着研究时不可以生搬硬套，而一定需要进行本土化。

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的时代问题。先发现代化国家可以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危机向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嫁。欧美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大都通过向外殖民来获取原材料和市场。因此，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科学可能只是对并不十分紧张的内生、外扩型工业化的描述与总结，这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恰好相反。从发展时序上讲，由于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日新月异，我们不能将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照搬到今日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中来。从横向上讲，即使在相同的时间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要研究其时代未被解决或正在面临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或正面临的问题，却可能与发达国家不同。这种不同既与发展阶段的不同有关，又与相对的国际处境不同有关，还与文化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有关，而研究社会科学必须参考一个国家的历史。西方社会科学关注的问题，可能与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关注的问题完全不同。故而社会科学需要本土化。

二是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立场问题）。一般的社会科学学者不讲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只有马列主义讲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列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而鲜明的立场。黄宗智认为，“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势力和理论一直产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 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根本不在于其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就是阶级性。当前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不完全同于马列主义的阶级立场，而是社会科学背后的国家利益。在当前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社会科学不可能不偏不倚，而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所以中国的社会科学要为中国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近代史共识”服务。

三是中国本身是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十分不同的国家，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具有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本土学者需要对具有特殊性的本土经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存在巨大差异，单纯依靠西方理论是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社会现象，难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中国社会本质所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变大。中国是一个巨型的独特的任何外来理论都不能轻易解释的经验整体，这个经验整体有其内在的逻辑。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中有用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落后和先进，而只存在是否合于自己国家的国情，是否真正做到了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方面来理解中国这个巨型的经验整体，和其运转的内在逻辑。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例如西方经济学。

四是基于经历本土学术实践之后所引发的对西方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在经验性与普适性的议题中，其实是预设着一个充满张力的“本土-西方”关系结构。

通过对社会科学进行本土化，可以在更多的事实检验中找到更适合人类发展的道路，在碰撞和摩擦中发现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