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艳子和小艳子

文/墨子

  那年，我十七岁。

这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夏季，乡间到处一派成长的色彩。花开，草青，蝶飞，溪静，田野如绿的海。

百里之外的堂哥结婚，我随母亲去参加了婚礼，还有幸做了接喜娘。

那是我第一次去大伯家，也是第一次见到小妹——艳子。

大伯家五个女儿，艳子最小。

“艳子。”

“唉。”

听到有人叫，我就会和她一同应答，因为，那时的家里人也这样呼我。在一阵笑声中大伯和大娘说：“以后你叫大艳子，她叫小艳子。”

我在大伯家呆了一周回来的。大约半月后，来县城读中学的艳子在开学的前三天来到了家里。这是我们之前约过的。她是下午到的。烈日晒得她的脸又红又亮，刘海儿湿湿的，乱翘着，鼻尖儿上浮满汗珠，像一颗颗清露。

她是一个人步行了十几里路来的。她也是第一次来家里。

母亲要我洗湿了毛巾给她擦了脸，又叫我去给她摘黄瓜吃。不等她歇，索性把她拉进园子里，柿子、黄瓜，菇娘，悠悠，边摘边吃。当然没洗，这个我清晰记得，只是用手抹抹。

那天晚饭我擀的黑面面条，豆角卤。我俩都吃的很饱。吃过后虽然天快黑了，我们还是扯起手去村西的桥上看了落霞，去桥下的草地捉了蚂蚱，去溪水里洗了脚，还在回来的路上捕了好几只蓝蜻蜓。当然，也遭了蚊子偷袭。

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和母亲说，吃过饭想和艳子去街里溜达。母亲虽略思索了一下，但还是轻松痛快地答应了，还给了我十五块钱。

母亲只说让我俩买冰棍儿吃，还说给她捎回二十片索密痛。

冰棍儿五分钱一根；冰砖一毛钱一块；二十片索密痛不过两三毛。十五块钱，三百根冰棍儿，一百四十七块冰砖呀！

  既便朦朦胧胧，但我还是视为这是母亲常说的“人情世故”。

一路上，我们基本聊的都是美女。从画美女到喜欢美女到评论美女，直至聊到当时被称为流氓的几个大男渣把我们拦截。

“真带劲那，哪的呀？……”

一阵风吹过，我的身子微微发抖，艳子的脸也由红变黄。路旁地里的苞米叶子哗啦啦疯响，声音像长了脚在似的在里乱窜。又怕又羞，慌恐中我扯着艳子连躲带装凶。艳子虽比我小上几岁，但却出乎预料的勇敢。可流氓和无赖有区别吗？他们的嘴脸依旧如犬。这时，一辆急驰的马车奔来，老板子用力把鞭子甩的炸响，嗓门儿也亮得高高的吆喝着牲口。

庆幸，我们乘机逃去。心砰砰跳，促使我俩扯起手加快脚步。县城到了。

逛了六道街市场；逛了二商店；逛了振兴商场。收获是每人一根冰棍儿和一块冰砖。

从振兴出来，抬头，我一眼看到了曾经梦寐的电影院。一直关注《大众电影》杂志的我，极其熟悉醒目的海报上的人物和电影名字。

《牧马人》，票价两毛。

“咱俩看电影呀？”

站在阶台下的艳子抬头看着我笑而不答。

又买了两支冰棍儿。这次我没买冰砖。还没吃完，入场了。我们手拉手挤进了电影院。

电影散场时已是午后。我问艳子饿不，艳子又是摇着头笑而不答。我买了两个烧饼和一个面包，均分，边走边吃边说“回家吧。”

直奔五道街，去医药一商店给母亲买索密痛。中央街口，冰棍儿、汽水的叫卖声冲破喧嚣，艳子有意无意看我两眼，眼神里闪着满满的渴望。我忙向冰棍儿摊走去。这次，我没买冰棍儿，也没买冰砖，我买了两瓶汽水。

走出药店，太阳斜西高挂。我和艳子都带有倦意，却谁也没说累。我和她停在药店门前计算着到家时分，突然，我们又同时看着对面的国营照相馆久久不语。

“咱俩照张相去吧？”

“真的呀！”

就这样，我俩有了这张三寸的合影。

如今，小艳子在北京，大艳子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