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丨庐山会议（11—46）

第四十六回  庐山会议：张春桥秀才遭围攻  陈伯达落败入秦城

一、九届二中全会

 1、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

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国家元首的职位出缺。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后，他在与汪东兴谈话时突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毛泽东再一次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他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2、九届二中全会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讨论修改宪法等三项议程后，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位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的林彪拿出讲稿，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就是要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

林彪还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8月24日下午，全会收听林彪23日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进行分组讨论。陈伯达和汪东兴来到了华北组。主持会议的李雪峰说：“欢迎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到华北组参加讨论，我们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讲吧。”

 陈伯达是闽南人，他的闽南方言大部分代表听不懂。会场上，李雪峰和能听懂闽南话的代表轮流给陈伯达当翻译。

   陈伯达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说到此处，他手舞足蹈，生动地形容“有些人”跳起来的样子。

  陈伯达富有煽动性的讲话，实质上是将会议争论的矛头引向修改宪法工作小组的张春桥。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又直接分管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陈伯达慷慨陈词后，接着是汪东兴发言。汪东兴讲话口齿清楚，声音洪亮，逻辑严密，主旨明确，他完全赞成林副主席的讲话，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跟他斗争到底。他还说，我要澄清两个事实，有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我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毛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

汪东兴的弦外之音是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重大原则问题，他肯定也不会让步。代表们开始相信确实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在当时，是否捍卫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对人们的一种考验。代表们情绪激动，纷纷要求发言。当天，华北组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汪东兴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3、深夜召见

早在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时，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这显然是林彪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以林彪为首的四大干将对张春桥群起而攻，张春桥四面楚歌。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了大会的情况，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

毛泽东保了张春桥，要黄永胜等人写检讨。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8月26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26日到30日，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休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不停地找人谈话。8月30日，毛泽东突然召见叶剑英。

 毛泽东看到叶剑英进来，站了起来，问他近来身体可好，湘潭习惯不习惯？叶剑英没有讲下放湘潭的种种苦衷，只是笑着说，去年11月他和曾山等一起从湘潭去了韶山。

毛泽东说：“你一去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么天才哦！”

“不，您是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叶剑英回答。

毛泽东认真地说：“还是那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林彪和陈伯达说我是天才，其实发现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别人偏偏要设国家主席。这个国家主席，哪个想当就当，他们想设国家主席嘛，搞突然袭击。“

这次深夜召见，应该是毛泽东即将重新对叶剑英付以重任的一个信号。

二、“理论家”之争

 第二天，毛泽东在陈伯达会前摘录的“称天才”的材料上即作了批示，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   

 陈伯达从延安时起，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特别是“文革”中，更是丰富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随着陈伯达的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相继被关押。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

陈伯达与张春桥等所谓“理论家”之间的争斗，实际上从九大闭幕以后就开始了。当时，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在政治局会议上，陈伯达同张春桥对社论稿的提法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4个字去掉，而张春桥坚持要保留这4个字。争来争去，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要请示主席。

在林彪、江青明争暗斗的时刻，陈伯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公开倒向林彪一边。会议之前，他就接到叶群的电话，要他准备有关“称天才”方面的语录。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上，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

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剔除出来。九届二中全会后，做了毛泽东31年的专职秘书的陈伯达，获刑18年，被投入秦城监狱，出狱就病逝了。

而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张春桥曾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因未经请示，就在报上点名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拟将他调离。柯庆施到任后，立即留下了张春桥。让他协助江青在上海搞现代京剧改编。

张春桥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颜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

张春桥成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半月刊《解放》杂志上。张春桥这篇文章受到毛赞赏，指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

张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后的第六天，毛泽东下令调一架专机，送张春桥和陈伯达去河南遂平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作准备。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

当时，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文静的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由此认识了张春桥。1943年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

张春桥1964年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开始不久，他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