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儒学史》——魏晋时期儒学的玄学化和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释道

中国传统儒学在汉代经过了一次大的改造，出现了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特征的经学化的儒学。汉末迄魏晋，经学衰微，“章句渐疏”，士人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益衰”。魏晋之世，玄学流行。有些玄学家致力于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的调合，不过在内容上已摈弃了汉代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家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避免了儒学在迷信化道路上的蜕变，这是玄学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但是，玄学却把儒家传统的性命原则、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家的自然原则、虚无本体之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使放逸恰情、浮华之风益加泛滥，终于使儒学与它的“王道”理想相背离，儒学陷入困境。东晋南北朝时期，玄风犹存，但佛、道二教倡兴势头猛起并足以与儒学相抗衡，进而形成儒释道并存纷争的社会思想格局在三教纷争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思想发展的规律，仍使儒、释、道不可避免地在不程度上融合起来儒学从此开始了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过程。这种情况从东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隋唐。到唐中后期，韩愈、李翱等人虽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但对佛、道的吸收溶化，依然清晰可见。不过，韩、李的努力，毕竟是在儒学低落数百年后的一次真正意义的儒学传统精神的复兴。

纵观魏晋到隋唐时期的儒学演变史，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儒学，不仅有区别于先秦两汉儒学的不同特点，且有其自身规律可循。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儒学发展处于低潮。

所谓低潮，从儒学在古代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汉代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想格局被打破了，儒家思想受到多种思想的冲击、制约，失去了如同汉代那样的蓬勃发展之势；同时，相对于当时释、道二教的突飞猛进而言，传统儒学在这一时期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社会地位在下降，作用亦有很大削弱。儒学低落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究其根本虽然在于其特定的社会条件，但当时社会思想内在矛盾的发展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即传统经学内部的否定因素以及释、道二教的冲击，使得儒学失去了正常、独立发展的社会思想条件，儒学终于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不过，儒学的低落，不是发展的停滞。儒学之传统并未中断，儒学在社会上还广泛发生着作用，儒学经典的研习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做出了应有贡献。可以说，这是一个从低落到再兴的过渡时期。

其二，儒学垄断虽被打破，但儒学的宗主地位并没有丧失。

魏晋至隋唐时期三教纷争局面的形成，使儒学丧失了自汉武帝以来具有的垄断地位。虽然其地位有所下降，作用有所减弱但是其在社会思想中的宗主地位依然艰难地保持着。在三教纷争中，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构建新的统治思想时，虽然也有过徘徊，最终仍多选择以儒为主，释、道为辅，三教并用的方针。北周武帝量述三教，明确“以儒教为先”即是明证；祭天、祭孔，在许多统治者看来仍是重大的日常活动；儒家的纲常伦理仍然是每一朝代治国安邦的实质上的指导思想，统治者制定朝纲，颁布诏书、奏表、文告仍主要引儒家经典以为据；儒家经典几乎在当时各王朝都被列入国家教育的指定内容，在隋唐还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评判标准；儒家的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仍然是社会上人们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可见，儒学的宗主地位在这一时期仍未失落。

其三，重于应用而疏于儒学精神的追求，使得儒学的发展极大限制，也是这一时期儒学的特点之一。

魏晋至隋唐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儒家《礼》学受到极大重视，儒者大都注重研习《三礼》，统治者也常以《礼》学为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懦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被做了片面地发挥。可以说，这一时期得到较为长足发展的是荀学而非孟学，是“外王”之道而非“内圣”之学。传统儒学中强调“修己以安人”、“下学而上达”，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以及道德人格的完善等“合内外，通上下”的精神却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知识层的普遍认同，甚至没有形成发挥儒家这种精神的自觉意识。无论是“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而不累于情”的玄学化注释，还是“释教为内，儒教为外”的佛学式说明，抑或是“道本儒末”的道教模式，都对传统儒学的这种实质性精神缺乏应有的挖掘、深刻地了解和发挥，即使那些津津乐道于恢复儒家经学的備生，诸如范宁、徐遵明、刘炫、孔颖达、颜师古等人，其儒学的研习亦仅停滞在文字训诂中，搁浅在典章制度上。至唐中期，伴随着古文运动而来的儒学复兴思潮中，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对此种偏颇虽已有认识，并开始推崇《中庸》、《大学》，注重“心性之学”但从整个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全局看，许多人包括一些儒学者在精神追求上或倾向于玄学之虚无，或倾向于佛教之空无，儒学的内在精神则鲜有弘扬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对于理论的需要导向。在一个政治动乱、政权更迭频仍、治国安邦是统治者主要任务的时期儒家《礼》学必然受到重视，“外王”之道的弘扬也成必然之势。也许正由于士人多注重于这一方面所以，尽管此一时期儒者辈出，却终未出现一个能高屋建瓴，超越众儒、为众望所归的儒学家，显得这一时期儒学虽存而不显，似衰而不竭的沉闷状况。

其四，儒家经典的注解，打破了传统的家法师法，出现了注释方法的多样化。

魏晋时期经学以义理解经方法的应用，是对汉儒经院式传注的一次否定。其思想之自由，精神之解脱，学风之改观，给思想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受佛教讲经方法的刺激，义疏之学亦随之兴起。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正是新的解经方法运用的重要成果这对儒学的普及和大众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儒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后来宋明时期的儒学发生过重大影响。

其五，魏晋到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的纷争与融合，是这时期思想的主旋律。

从三者的外在关系看，儒、道(道教)由于是产生于同一文化背景，政治利益上也有着共同的基础，二者的协调、融合较多，而撞击相对较少。而儒、佛的冲突与融合则是三者关系中较为突出的方面。随着儒、佛矛盾的深化，儒学者逐渐清醒的认识到，对佛教采取简单地拒斥态度是无济于事的佛教的传播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对它的拒斥，既无力抵御佛教的冲击，也会成为儒学自身发展的障碍和桎梏。只有正视它的存在，并对它作出积极性的回应，才能使自身走出沉闷的迷宫，恢复生机。因此，从苏绰颜之推到王通，从傅奕到韩愈、李翱、柳宗元，都一改对儒学的对立态度，他们或尊儒抑佛，或尊儒统佛，或言“三教可一”，或直接援佛入儒。儒学也在思想上吸收了佛教的思辨方法、心性学说，融合了道教的宇宙论等等。三教的外在冲突，最终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为归宿儒学既改变着对方，又改造着自身、充实着自身，使自己在三教纷争和融合中得到了发展。

总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由于具有上述特点，经过了如此曲折发展的过程，因而成为上承两汉儒学、下启宋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正是儒学在这一时期特殊条件下的曲折发展，儒学才能以新的姿态再度振兴于宋元明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