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早和《资本论》有关系的中国人
那些最早和《资本论》有关系的中国人
最早读到《资本论》的中国人
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清华的学生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广州中山大学，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汪篯当时力劝陈老接受此职，陈老听后励声呵斥：你不是我的学生。
最后，还是由陈老口述，汪先生执笔，写下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的回复信，信中提到，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由此有些人认为，陈寅恪最早读到《资本论》。
陈寅恪
但有人考证，马一浮似乎更早读到《资本论》。
马先生1903年21岁时，以失怙丧妻之双痛远游国外，先是美国，后是欧洲。
马一浮
据马镜泉《马一浮传略》所述，马先生素以博览为务。早在他出国前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
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那家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被他买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本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马一浮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约在1905年底至1906年初，马一浮回到中国。《资本论》也随着他的足迹第一次进入中国的国门。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向亲朋好友热情地介绍宣传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国人从此开始知道《资本论》这一著作。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一浮对这一巨著仅止于阅读与欣赏，却没有进一步进行翻译与传播。（李进学：《第一个引进<资本论>原版的中国人》）
也有人考证，孙中山是最早读到《资本论》的中国人。
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便在伦敦博物馆如饥似渴地攻读西方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著作。尽管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认定在此期间孙中山阅读过哪些著作,但作为一个嗜读如命、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革命家，孙中山对那些在当时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的著作不能不尽量览之。其中也可能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姜旭朝：《<资本论>对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
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和其他原因，很长时间无法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
直到1938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才出版了我国第一个《资本论》三卷全译本，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
郭大力
第三卷末有“译者跋”，郭大力作了如下说明：
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共重印六七次，发行总量达30000多部，在国内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
1949年后，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相关德文、俄文版《资本论》，并在参考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基础上，翻译《资本论》（三卷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72—1974年出版。
此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对《资本论》又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新译校。
20世纪90年代，中央编译局再次对第一版译文进行认真修订，于2003年推出《资本论》最新译本。
《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资本论》中，提到中国人只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就是——王茂荫。
马克思没到过中国。可他明确地说，中国曾经有一场激烈的币制改革。《资本论》中出现的这个人名字，拼音字母是“WAN-MAO-IN” 。究竟该怎么译，有人将其译作“王猛殷”，有人将其译作“王孟尹”，甚至有人译为“万卯寅”。
吴晗先生明确指出《资本论》里的这个中国人名字叫“王茂荫”，曾是咸丰朝的户部右侍郎，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一场币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也就是马克思笔下的“中国财政大员”。
王茂荫(1798年-1865年)， 字椿年，号子怀，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杞梓里人。
王茂荫
王茂荫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王茂荫中进士，不久授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1851年)，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升任御史，为解决财政危机向皇帝上奏《条议钞法折》，但被驳回。咸丰四年(1853年)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又连上三折，反对"铸大钱"。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王茂荫因病回乡修养，不久王茂荫病愈，继续主政财政改革。
但他并没有得到咸丰帝的重用，咸丰帝对于他提出的一些关于经济上的建议都不予采用。
他的一些观点被俄国传教士写进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这一文章还被直接翻译成德文，传到了德国柏林。之后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便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用大段的注释引入了王茂荫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