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四十而不惑

DAY 161 周六，晴

前文“过度解读”了三十而立，今天看看“不惑”什么。

这十来年，孔子在鲁国政坛上是没有干什么事的，因为他没有出任当官。按照春秋时候的阶层模式，贵族要不就躺平享乐，要不就找个一官半职，没有第三种。孔子显然也不是享乐派，那他做什么了呢？

事情要从追随鲁昭公到齐国说起。孔子三十来岁那会，觉得作为一个“臣子”，必然要追随自己的君主，如果都做不到，那哪里可以谈礼仪？

不过，很快现实就告诉他，时代变了。

我感觉，孔子年轻那会，觉得社会的模样好像有些不妥，但在官场混着还是有些看不清楚，以为只是一个局部磕碰的果子。但是到了鲁昭公这档事情之后，应该算是看清了当时的社会情形和政局（鲁国的以及全天下的）。

事情倒也不复杂，从三个切入点可以看到。鲁昭公、追随鲁昭公的贵族（其实是一起逃难）、齐国的顶层。

鲁昭公继位那阵子还比较年轻，所以被其他对三桓不满的贵族忽悠，然后派兵进攻季平子。本来形势大好，结果因为一群贵族在利益上有分歧，耽误战机，最后完蛋，被迫逃亡。那在孔子心中，或者在他的理想中，国君是这套周礼的重点核心，他应该代表着智慧、儒雅、谋略、尊贵等特质。一时的战败或许没什么（春秋时候已经不缺这种案例），关键是要振作起来，东山再起。

然而，当孔子到齐国之后，可以近距离接触鲁昭公后，他发现，这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那些先祖荣耀已经十不存一。这大概是打破了孔子的幻想，甚至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国君放弃了自己的尊荣，放弃了周朝七百年的这套信仰和礼仪（周朝开国时候的风格是，战事贵族要冲在前，越是尊贵身份的人越要在前面）。

接着是“陪同”鲁昭公到齐国的那群人（也是那群怂恿他和三桓对着干的人），他们理论上来说，也是构成周礼的另一部分。君有患、臣分忧。假设鲁昭公水平有限，那臣子总可以做点什么吧？不过很显然，当时出逃的一帮人也是乌合之众，鸡零狗碎之徒。他们到了齐国之后，依然为各自的利益吵成一团浆糊。这大概是孔子的第二个失望。当然，贵族的心怀鬼胎并不是现在才出现，只不过孔子现在才看到。

周朝初年，各个封地的诸侯其实都是很熟络的，他们有义务也有契约互相扶持。他们的这套关系是周朝七百年的重要基石。那么当鲁昭公逃难到齐国，理论上，齐国国君要安排军队消灭“叛乱”臣子，让鲁昭公复位。然而当时的齐国揸fit人齐景公态度却比较暧昧，毕竟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最后齐景公意思了一下，派军队出去意思意思，然后鲁国揸fit人就送了很多礼品给带队将军，最后这仗打不成（本来也没有想打）。鲁昭公流亡7年之后挂掉。所以孔子也对曾经给予厚望的齐国（或者其他邦国）的助力彻底失望。（君不见周天子只剩下个名字而无实权？）

三个打击之后，他老人家在齐国呆不下去了，最后回到新手村鲁国。虽然那会有另一个揸fit人阳虎（原三桓季家CEO，后来做大了，替代掉季家族长的势力）邀请孔子出来做官，但孔子谢邀，主要是从事教学活动。

要补充一点，在春秋或之前，是没有专门的“老师”这一职业的，要教东西，要不就是父传子，要不就是师传徒。

那为什么孔子不做官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思想理念呢？

因为“不惑”。

大概有2点。一个就是通过鲁昭公出逃看清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周朝那一套已经支离破碎，难以简单光复（或者说不可能）。所以之前他所困惑的：周礼是那么美好，为什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因为时代变了，人心不古，诸侯、贵族、大夫、士族只会想着自己的好处，不再对制度和等级有敬畏之心（这到了战国之后，基本从精神层面全面瓦解）；而曾经掌握权威的周天子变得懦弱无能，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和社会生产力、人口、土地等也有很大联系）。

另一个就是入朝做官难免要结党（主动被动），会引来各种利益纷争，甚至杀身之祸。此外，他刚从鲁国国君那边回来，三大家族都不太信任。我要改变这个社会我要怎么做？之前他会认为出任仕途是重要的、唯一的道路（虽然之后都是觉得如此），但是教化民众的这个工作，其比重还是在上升——依然不能从上往下做顶层设计，那就从下往上做点什么？

这两点如果往深了讲，大概是对内从“靠别人”到“靠自己”，从坤卦到乾卦；对外，是觉醒人生终极使命：即便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扭转天下的局面（其实不可能或者没想过那么大），但还是要做一些事情，一些关于“人”的事情。

当然，这种对“人”的关注，或许是“仁”的起源？当然，如果换个说法，既然周朝的礼仪法度难以为继，不如看看能不能从中提炼一些东西出来？

由礼看到后面的“人”。

在过去，人的品性依附于它的行为举止，它的仪态服饰。现在，孔子反过来说，虽然这些礼节很重要，但是先要有品格品性。礼节只是这个人品德的外在流露，我们要更多关注个人修养而不是外在金钱巴拉巴拉……（这些应该算是《论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