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仕鲁杀少正卯的故事
从内心的情感倾向来说，真希望孔子当年没有杀少正卯。要是没有杀少正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孔子，是多么的完美。而且也曾在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版《孔子传》中，主张过孔子没有杀少正卯。
虽然这样主张，但是还是常常会闲坐遐思，遥想孔子当年，一遍遍地问：杀了吗?会杀吗?为什么?
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答案，还是最终将这遐思击得粉碎：孔子确实杀了少正卯。
孔子真正在鲁国出仕为官，只有四年的时间，是在他五十一岁至五十五岁上，即公元前五零一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四九七年(鲁定公十三年)。按地区面积，鲁国在诸侯国中算不上大国，但是按照政治影响与国力衡量，鲁国则可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了。这四年间，孔子前后共担任过三种职务，一是中都宰，也就是中都县长，地点在现在的山东省汶上县;二是鲁国的小司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部长助理;三是担任鲁国大司寇，当与现在的公安与司法部长相仿佛。
为了出仕，孔子做了长期的准备，包括知识储备、技能训练、思想的成熟与精神的磨砺，以及社会声望、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等。
毋庸讳言，孔子有着强烈的出仕情结，说白了，就是孔子特别想当官。至于他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带了个好头还是带了个坏头，我们不必纠缠于此，只应将一个真实的孔子凸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青年时代连管理仓库、牧管牛羊的委吏、乘田一类不能入于“仕”之行列的小官，他都积极地承担并尽心尽力地做好，这既有他敢于面对艰难困苦、性格坚毅的一面，也有他想方设法摆脱穷苦处境和改变卑贱身份的现实想法。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甚至也不是一切都超拔超脱的圣，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仅仅比常人多了一点治世理想、治世理念，多了一些知识与胆识的普通知识分子罢了。“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孔子只是在不断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不停顿的积累之中，完成了多次人生飞跃从而靠后天努力，走到了一种堪为后世楷模的崇高境界。
关于公元前五一七年孔子的适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为高阳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高阳子是一个名声不好的齐国贵族，但是为了能够得到齐景公的重用以达“出仕”治世的目标，孔子可以做一个名声不好的贵族的家臣。后世儒者多认为这不可能，至圣先师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并把这种记载视为对于孔子的诬蔑。
千百年来我们对孔子的认识往往走入两个死胡同，一个是对孔子完全的崇仰赞颂，不许任何人表示哪怕一点不满与怀疑;另一个则是对于孔子完全的贬损，认为他是保守倒退的鼻祖，一无是处。两个死胡同，尤以第一个死胡同的人最多，是社会关于孔子认识的主流。幸好还有忠实的孔门弟子整理出记录老师言与行的《论语》，让我们得以从零碎的记录中窥见孔子的原貌。其实抛开了这两条死胡同的拘缚，静下心来想想，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食色性也”的孔子，一个性情的孔子，一个讲究实际的孔子，一个灵活幽默的孔子。有时历史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被后世之人想复杂搞复杂了。司马迁毕竟了不得，他对孔子那样的“高山仰止”，却并不被高山仰止蒙住了双眼，依然如实地记载孔子为高阳子家臣之事，并不像后世的儒者们只知闭上眼睛去崇拜。还有那个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台湾学者钱穆，也有着清醒的头脑。我同意他这样的观点：“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是的，委吏、乘田，不是更小的家臣吗?
我们当然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阳虎，那次他是见到了孔子的。他多次求见都被婉拒，这次他用了个计策，想不到孔子也还了个其人之道。但是冤家总是路窄，想不到在孔子趁他不在家去致谢后回家的路上，偏偏正好碰上了从外面回来的阳虎。看到孔子待答不理的样子，阳虎也就顾不上客套了，就直奔主题、急切地劝说孔子赶快出仕。《论语·阳货》里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场景与对话的描写：“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阳货喜不自禁地说：“来吧老兄，别躲我了，我有话对你说呢。”孔子不答，只是礼节性地走过去。见孔子不答腔，阳货又接着说：“自己有德有才，而听任国事一塌糊涂，这样的人能算是仁人吗?”其实阳货话中还藏着话，意思是你孔子不是整天地讲仁爱吗?国家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装作没事人似的视而不见?孔子还是不答腔，其实沉默里也有潜台词：国家的这种局面还不是你这样的家臣与你家的主子季氏闹腾的，还有脸与我谈仁爱!见孔子还是闷葫芦，阳货索性一口气把心里的意思讲完了：“这样的人怕不能算仁人吧!自己很想出仕做事，而又屡失时机，这样的人能算聪明人吗?怕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时光一天天过去，岁月是不会等待你的啊!”
别说，阳货真还有点把准了孔子的脉搏。此时，不卑不亢的孔子，只不冷不热地回答了一句话：“是的，我是打算出来做官的。”这里，孔子还是有着潜台词的，那就是：我是打算出来做官，却不见得非是你阳货当权时的官。
这个阳货就是《左传》、《史记》中的阳虎，虎是他的名字。他与孔子的这次邂逅，当在公元前五零五年(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
当时鲁国国内政局确实是一塌糊涂，鲁定公几乎只是一个摆设，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贵族已成“三桓”专权之势。而尤以季氏为三家之首，权力最大，几乎就是他在代理鲁定公执掌鲁国的大权。而阳虎是季氏家臣，却又利用控制了季氏从而控制了鲁国的大权。也在这一年，阳虎曾经囚禁了他的主子季桓子。季桓子有个宠臣叫仲梁怀，与阳虎结下了怨仇。在季氏家说了算的阳虎想驱逐仲梁怀，也是季氏家臣的公山不狃阻止了他(有的书上也作公山不扰)。但是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骄横了，阳虎就把他捉了起来。季桓子当然对此很恼怒，可是阳虎竟然连季桓子也囚禁了起来，直到季桓子认了输并与阳虎订立了盟约才把他放了出来。阳虎从此就更不把季氏看在眼里了。
他当然期待着以孔子这样列国皆闻的名人为他撑撑门面。而且他也清楚孔子对于鲁国三家专权、尤其是季氏独揽鲁政的不满。他认为这将是一拍即合的事，孔子想当官、讨厌季氏，而他阳虎能够让他当官、也与季氏有着矛盾。
孔子的政治态度，也许是他仕鲁的关键所在，从这里，我们也能够更深刻更真实地了解孔子的全貌。孔子曾经对于周以来至于列国争雄的政局发表过如下的看法——天下太平，制礼作乐以及出兵打仗都决定于天子;天下昏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作战便决定于诸侯。决定于诸侯，其政权大概能传到十代，很少还能继续的;决定于大夫的政权，只能传达到五代，很少还能继续的;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的政权，传到三代就很少有能够再继续的。天下太平，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就不会掌握在大夫手中，天下的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接着，孔子就对鲁国的政局进行了明确的判断：“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鲁国的政权到了鲁君(从鲁君来说)，已经五代了，政权到了大夫之手(从季氏来说)，已经四代了，所以桓公的三房子孙也到了衰微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站在高处的犀利的目光，正将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时代，看得一清二楚。你甚至不能感到其中的好恶，只是让人怵然心惊地感到着一种历史的规律，铁一般摆在那里。但是，回味这些话，却又能让人触摸到一副热的心肠。特别是对于自己桑梓之地的鲁国，那种潜于言辞背后的痛惜与爱惜，那种行道救世却无门的一种无奈，都昭昭在目。除此，我们于表面的冷静之下，还感受到了一种对于造成鲁国这种混乱局面的季氏的谴责。
其实，孔子一直在等待能够出仕的机会。他向阳虎说的“我是打算出来做官”的这句话，是真心话。与阳虎“邂逅”之后，孔子与他的大弟子子贡有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子贡问自己的老师：“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的商人卖掉呢?”老师毫不迟疑，立刻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掉它!卖掉它!我正在等待那个识货的买主呢——其出仕之情，溢于言表。
有两次出仕的机会，孔子都曾跃跃欲试，虽然都被他好提意见的学生子路所阻止，却也反映了孔子急于出仕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年届五十、有了雄厚的出仕资本而又时不我待的时候。
一次是鲁国季氏家臣公山弗扰(即前面提到的公山不狃)盘踞费邑背叛季氏，请孔子去参加，孔子准备去。这时直率的子路很不高兴，带点质问地说：“老师你没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肯定有难言之处无法向自己的学生全讲出来，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回答是不行的。他向子路解释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召我去吗?假如有人真能用我，我就会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事业在东方复兴起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这一次大约是在公元前五零二年(鲁定公八年)，其时孔子五十岁。
在孔子流亡列国的途中，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是晋国的佛肸在中牟(在今河北邢台与邯郸之间)抗拒赵简子，请孔子去参加，孔子仍然准备去，还是子路表示反对，并阻止了他。别看子路鲁直，却总能一语中的。他单刀直入地问老师：“从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决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如今佛肸盘据中牟谋反，您却要去，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孔子是从心里喜欢好提意见的子路的，他不仅没有恼怒的意思，还认真地向子路说：“对，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不知道吗?最坚固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难道是匏瓜吗?哪里能够只是被悬挂着而不给人吃呢?”这些都反映了孔子对于出仕的渴望。
终于，机会来了。由阳虎反叛季氏而引发的鲁国内乱被平息，鲁国期待着一个能够将这种稳定局面保持并发展的人。鲁定公与季桓子，同时想到了已经有着很高威望的孔子。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
有人说孔子的被任用，主要得力于其学生、也是鲁国三家之一的孟孙氏(孟懿子)的推荐。其实，孔子的出仕，与鲁定公，孟懿子都没有决定性的关系。真正想到任用孔子的，还是实际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桓子。季氏家臣阳虎的作乱一直延续了多年。直至公元前五零二年(鲁定公八年)，他又想杀死季氏篡夺全部权力，被打败而逃奔齐国，后又被齐国所弃而奔晋。表面上看阳虎之乱已平，但是鲁国的政局并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费邑的公山不狃，郈邑的公若藐等家臣仍有很大的实力，对于鲁国公、卿都存在着大的威胁。在周边关系上，又与大国齐不断发生着摩擦关系日趋紧张。此时，继任国卿不久的季桓子，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免有力不从心之感。先不要说孔子少见的博学多识与巨大的社会声望，单是他坚定的维护公室权威、渴望安定和平的政治态度，就引起了季氏的重视。尤其是孔子反对“陪臣执国政”的立场，以及孔子对于阳虎与公山不狃的拒绝，才是季氏最终选中孔子的根本原因。
孔子任小司空的时间很短，即就任大司寇。说到大司寇任上孔子的作为，这里需要首先弄清楚一件历来纠缠不清的公案，即孔子是否诛杀大夫少正卯一事。
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其源头是《荀子·宥坐篇》，后来在《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均有记载，说孔子为政七天就杀了“鲁之闻人”少正卯。为了将孔子诛杀少正卯事做实，更找出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深层理由，即少正卯与孔子素来有隙，在孔子讲学的时候，少正卯也授徒讲学，而且学生很多，曾使孔子的讲课处“三盈三虚”，以至于孔子的学生除了颜回尽皆跑到少正卯处听课。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荀况是离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记载应当是忠实的;汉以后许多学者都作了同样的论述;清末尊孔子的梁启超也不得不认为诛少正卯是孔子的一个污行;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而且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举《左传》中子产的儿子先宽后严将盗“尽杀之”而被孔子赞美为“善哉”的例子，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确有其事。(《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特别是我国当代“文革”时期，更是把孔子诛杀“法家少正卯”作为孔子的一条罪状。
但是从朱熹以来、特别是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他们的观点也相当有力，即：孔子诛少正卯事仅见以上所列书籍，而不见《论语》、《左传》、《春秋》等经传，以为像孔子诛少正卯如此大事，竟不留一点记载痕迹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并且他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如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就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杀人。”因此，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训“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对于这一问题做了开拓性、实质性贡献的，是学者赵纪彬。虽然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一书，写作出版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着明显的那个时代的所谓“批儒崇法”的痕迹，但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精神，还是使该书有着相当的学术价值。
赵纪彬认为，《荀子》毕竟为先秦著作，其所载人物、事件，其细小情节虽不可尽信，而重要的记载却必须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且《荀子》性质与《庄子》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能同科。《庄子》是寓言，而《荀子》则是严肃的学术争鸣论著，“绝非子虚乌有的寓言”。因此，从战国末至南宋初的一千四百余年间，历经东汉《王制》作者、韩婴、刘安、司马迁、刘向、王尊、王充、班固、李膺、应劭、王肃、《尹文子》作者、刘昼、孔颖达、苏轼、郑樵、胡宏等从各方面反复称述，虽因立场不同、学派不同，说法也各有出入，但却共信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尤其是其中的司马迁，其家累世为太史公，“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而其中的刘向，则是以皇帝宗室而“领校书中《五经》秘书”，都是见闻宏博，所记必有依据，是渊源所渐、传习有素，绝非盲目抄袭《荀子》。因此，赵纪彬在反复考证之后认为：“凡此史实，已足证明伪造说不能成立。因而我的看法亦与伪造说相反，确信少正卯实有其人，孔子诛之亦实有其事。”
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第一个发出怀疑并予以否定的是宋之朱熹。他在《舜典象刑说》中云：“若少正卯事，则予尝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信其言，而遽稽以为决乎?聊并记之，以俟来者。”朱熹真是说到了天下儒生的难言之隐痛处：正在大家都为孔子杀人而心存大大不安的时候，出来一个权威否定这个事，而且还明明期待着“以俟来者”，于是也必然就会有了那么多的“后来者”随声附和。
岂不知，就连朱熹自己都觉得的心虚，就是在揣度之前加上“是必”，也毕竟只是一厢情愿的揣度。以至在朱熹晚年著述《四书集注》的时候，却在这部书的《序说》中，不得不肯定孔子诛少正卯为确有其事。
至于“否定说”和“伪造说”者所申述的孔子之“仁”，以及“焉用杀”的主张，顾准有着另一样的认识。顾准分析说：“不过他(孔子)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随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后代历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是开始于孔子本人。”(顾准《论孔子》)
我们还是需要将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字录出。——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对于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项罪状，孔颖达在《礼记·王制·疏》中，有过这样的解释：“行伪而坚者，行此诈伪，而守之坚固，不肯改变;言伪而辩者，谓言谈伪事，辞理明辩，不可屈止;学非而博者，谓习学非违之书，而又广博;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以疑于众;如此者，杀。按《史记》：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写过《论衡》的王充，还记有孔子与少正卯交恶的具体根源：“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并字训对峙，对立，即唱对台戏)。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门人皆惑。”是说少正卯的名气与孔子的差不多，也开门办学，可能效果也好，好到使孔子的学生除了颜渊都曾跑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课，“三盈三虚”。
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场面，《孔子家语》中说“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够可怖的，杀罢，还要陈尸于朝廷之上三天，以扩大教育的效果。
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意义，更是论者众多。如西汉刘安就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淮南子·氾论训》)意思很明白也很正大，为了天下安宁，必须杀鸡震猴。
这一事件，教益良多，我们不得不仔细剖析。
教益之一，杀不同政见者或者杀利益相争者，是古已有之，而且杀人者有时还会大声地提倡“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后世当提高警惕。少正卯也是个“闻人”，只是他的“闻”与孔子的不同，他好像有点邪门歪道，起码杀他的人是说他邪门歪道、异端邪说。
教益之二，百姓聚众不行，聚众闹事更是不行，也是古已有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一让执政者忧，那就有了大开“杀戒”、从而酿成“政治风波”的危险。谈情说爱的《诗经》也就成了杀人的号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所列少正卯罪状，归纳起来无非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也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精神污染”。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段祺瑞执政府的北京“三·一八”惨案，再到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都是执政者最本质的暴露，也是历史的真正的面目。
我们当然还会记得孔子与老子的分歧。固然，以老子的年龄、学问、资历，孔子对老子是尊敬有加的。但是他们两人在心里十分清楚分歧所在。老子是走的流沙避世之途，却也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圣人不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之类“大逆不道”的话的。而孔子基本是走的上层路线，要入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教益之三，提倡过言论自由，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一旦掌权执政，也会立即走向反面，马上禁止言论自由，甚至可以因言杀人。杀了人，还要给被杀者戴上许多难听难看的帽子，以儆众心，也安己心。
在孔子诛少正卯之前，另一位思想家邓析，已经被郑国的子产诛杀。郑国的权相子产，本来是个有着民主意识的执政者，他曾经坚决反对毁掉大家自由言论的场所“乡校”。但是，一旦有向他的“执政”提出挑战，他也就不客气了，杀之而后快、杀之而后安。听听邓析的这些话，就可以想见邓析的为人与他的必然人生结局了：“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继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邓析子》)这是在公开地骂天骂君，说他们不公平不厚道，不神圣。
有没有言论自由，其实是检验一个社会、一个制度是専自还是民主、是光明还是黑暗、是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
《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位滑稽人物和汉武帝的一段谈话，说的是圣君用人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的人才都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这位滑稽者是这样建议的：请周公为丞相，姜太公为将军，孔子为御史大夫，子路为执金吾……看来，孔子也只能在体制内当一名谏者言者。
教益之四，孔子的杀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那便是以言治罪、以“政治治罪”，少正卯其实也是一个以言惹祸的“政治犯”。到了汉朝，皇帝觉得孔子杀少正卯杀得真是好，“正合朕意”，于是就让博士们将这一条写进了《王制》之中，成了问罪治罪的法律条文：“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真是一个“杀”字，源远流长。“伪”与“非”的解释权，当然在执政者手里，就算是你不“伪”不“非”，他定你个或“伪”或“非”，或者又“伪”又“非”，也一样地说杀就杀。杀了，虽纯属“莫须有”，也还有根有据，不仅这是《王制》的规定，而且还有圣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案例可循，“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少正卯”，也就成了打人整人的借口，从汉至于清末，络绎不绝。
王尊以五官掾张辅为少正卯，将其系狱致死(《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李膺以野王令张朔为少正卯，杀之于洛阳狱中(《后汉书·李膺传》);明思宗朱由检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道周为少正卯，将其削籍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杖八十，并最终被永戍烟瘴边疆;清末洋务派文人陈玉澍，以变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为少正卯，并以孔子的两观之诛为样板，请求慈禧速诛之;清末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以杨度为少正卯，奏请诛杀……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个被诛杀了两千多年的少正卯，算是被翻了一次案，成了蒙受了冤屈的法家，而孔子则又成了阻碍进步的代名词而被利用来打人。虽属闹剧，却也映出了历史一惯的真相真情真意。比“文革”早十年，即一九五七年，曾被歌赞为“没有一点奴颜与媚骨”、“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三个家”的鲁迅，却被歌赞他的同一个人判断道，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回答翻译家罗稷南“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当然，就是这一年开始的“反右”，让全国出现了五十万可杀可关可以任世欺凌的“右派”(也可叫“少正卯”)。原因恐怕也在于，歌赞鲁迅时，还处于在野的地位。对此，林贤治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实质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的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一个人的爱与死》)孔子也作过这样的反抗，只是他当了大司寇，迅即以杀扑灭着别人的反抗。只有到了他沦为在野，在列国流亡的时候，才会再度想起与执政者不合作的反抗来。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