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老师

七十年代的婺源，是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与外面交流并不是很容易。

80年代初县城河东的浮桥

我的小学是在大队中心小学读的，那时村村都有小学，小点的村子是复式教学班，就是1到5年级的学生坐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轮流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给某个年级的讲课，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这样交叉进行。现在的农村小学数减了很多，许多的村子都不设小学了，只有大的村落才有，基本上都要去乡(镇)中心小学读书了，6、7岁的孩子就得住寝室里，对孩子对家长来说极为不便。

读三年级时，教我的是一个外地女老师，当时听大人说是下放到我们村的，小时候也不知道知青是怎么一回事，她叫王眉华，教我们语文。王老师戴眼镜个子算是高大的，与学校当地的老师就是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当时也不说不出个一二来，就是觉着不一样，洋气。象我们的校长，上课开会一口的当地方言，现在回想起来还蛮有特色的呢。王老师一来就把我们编为一个排(别人都是叫班的)，选任学生干部，大家的兴致也高。王老师教课极为认真而严厉，班上那些平素捣蛋分子算是遇到真神了，自然就老实多了，以前教过的老师一看，开心地笑了：也有你怕的时候，你再调皮一个试下，那些被“收拾”的同学私下里叫王老师“上海婆”。而课后的王老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跟大家有说有笑的。

记得有一次我上课听写不认真，王老师走到跟前，把我的铅笔拿过去，折断了，当时觉得很是委屈。过了一天，王老师叫住我说，昨天的事对不起了，这是老师赔你的铅笔，还有这个本子送给你，以后读书要好好努力，知道吧，我赶紧的点点头，当时还真有点儿懵了，所以一直到现在还记着这事。后来毕业后去县城上学就没有王老师的消息了，再后来听人说王老师调到县城的小学教书了，等我大学毕业回到县城中学教书时，听人说王老师回上海去了。

读初二时班主任是汪德生老师，他是上饶人，不过他只教了我们一个月的数学就换走了，新来的班主任叫钱文俊，上海知青，在梅林的小港插队，刚调来，教我们语文。钱老师对大家很好，我们有事找到他宿舍里去，事说完了，钱老师就从铁皮食罐(当时很流行的印着美人头像的那种)里拿出糖什么的叫我们吃。钱老师的语文课很风趣，上课不紧不慢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意，下课后还同我们一块踢球呢，虽然当时的婺中并没有足球场地，更没有什么草坪地了，大家在教室前的空地上踢得可欢了，足球只要一到钱老师脚下，我们就很难抢夺过来，他轻轻地点着皮球，左右闪避，一抬脚，球又进了(并没有什么球门，只是两件外衣摆成的)。我也从此喜欢上了踢足球，高中时还代表县里去鹰潭市参加过上饶地区的中学生足球赛呢。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听其他的老师说钱老师考上大学了要走了，那一年是1977。

后来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当时的上饶师专中文系，你知道教我们《现代汉语》课的是谁吗？竟然是钱老师，我们也算是故人重逢了，那份欣喜自然是真真的。《现代汉语》课只开一学期，课余时常去钱老师宿舍坐坐，有时他会向我了解婺源话的发音，作各地方言语言方面的研究用，我问老师还踢球吗，他说踢呀，我还是校足球队的呢。但凡学校有足球球讯，我都会去看钱老师踢球，他踢后卫。我快毕业时，钱老师说他要调回上海工作，不教书了，去一个什么区上班，好像是从政了吧，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想来钱老师也已退休正安享晚年了。

读高一时教物理的也是下放婺源的老师，也是上海人，他叫韩纲忠。韩老师治学严谨，物理课讲得通俗易懂，只是为人不苟言笑，课余与他的交流不甚了了，不过印象还是有的。还有教我高中英语的老师，一个叫徐发生，哪儿人不清楚，也是下放婺源太白的，一个姓廖，名讳不记得了，我们学生私下里叫他老廖，两位英语老师有一个共同点，讲课极认真细致，一点一点地讲，生怕学生不懂，还自己刻钢板印习题，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刻钢板是怎么一回事了，那是将蜡纸放在刻字的钢板上，用钢笔(其实就是钢针)一笔一划地刻写，可费劲了。

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中学里，当时有不少的知青老师，那时本地老师上过大学的不多，而这些老师有知青，也有从大城市下放来的，当我们的老师是有余的，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山区之外的一些东西，加上知青老师都是先下放农村后上来教书的，他们的生活阅历知识构成，都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而现在学校的一些老师，他们大学一毕业就分到学校，除了传授一些知识性东西外，其他的还真不敢恭维，当然时间是能磨炼人的，人家刚毕业也不能苟求人家是吧，人都有一个成长过程的。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些知青、下放来的都是名师呀，只是那时的自己太不懂事太不知道要了，这么好的老师都给错过了，闲下来想想，真的是后悔不已呀。

现在的我与知青老师，天各一方，唯愿我的知青老师们，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