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称赞他“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东南联合大学校长美国人布莱恩·库朋评价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

陶行知是最人民化、最平民化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人生就是要做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他要做的大事就是开启民智、普及教育。

陶行知本名陶文濬（jùn），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于是改名为知行。1934年，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

少遇良师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古徽州文化底蕴厚重，崇尚教育，书院、私塾林立，素有“东南邹鲁”之称。陶行知成为一代教育巨匠，与徽州地域文化熏陶密切相关。他一生遇到许多好老师，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

▌第一任老师父亲陶位朝

陶父为人笃实厚道，性情温和，早年经营酱园店为业。闲时诗书自娱，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后来曾到南京女校做老师。

陶行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指出“余生在徽州，此乃一鲜与外界交往之地。余早期汉学教育受业于家父及其他师长”。陶父是陶行知的第一任老师。

▌蒙童馆老师方庶咸

方庶咸，安徽歙县西乡瑶村人，18岁中秀才，后设蒙童馆，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

陶行知出生地黄潭源与瑶村相邻，行知四五岁时便十分聪明好学，能将邻舍堂前挂的对联，依样描写在屋前的泥地上，一时被村人传为“神童”。6岁时，行知与同伴时常到蒙童馆外听方庶咸讲课。方庶咸发现了不同凡响的行知，大喜过望，爱才心切，便亲往黄潭源拜访其父陶位朝，请其将儿子送来蒙童馆读书。那时陶家经济拮据，按徽州旧时习俗，学童开蒙入学，要设宴请酒，送启蒙老师束脩，破费甚大，因此谢绝了方庶咸的好意。

此后小行知仍不时来门前听课。

方庶咸又两度登陶位朝之门，直抒己见，愿免费带徒。就这样陶行知六岁，正式就读于方庶咸门下，名字仍用父母取的乳名“和尚”。 陶行知的两个姐姐幼年夭折，陶父想让儿子得到佛门保佑，取了这个乳名。当时村里人都叫他“小和尚”。方庶咸认为不雅，取学名“文濬”（《书·舜典》：濬哲文明之意）。

方庶咸一生最大的亮点是成为一代教育大家的启蒙老师。他慧眼识英才，几度登陶父之门动员送孩子入学，功不可没。 

▌经馆老师吴尔宽

后来，陶家遭遇火灾，草屋烧光了，投奔陶行知休宁县万安镇的外公家。7岁的陶文濬进了镇上一所私塾读书。

私塾老师吴尔宽，12岁中秀才，后屡试不第，谢绝功名，终生以授童坐馆为业。小行知在吴尔宽门下寒窗苦读，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尤其是写作方面，诗文格外出众，很受吴尔宽赏识。行知从小就是远近闻名、时常受到师长嘉奖的才子。 

一次课堂上，吴尔宽授课：“孟子的学生曾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怎么办？孟子说，那么舜可以不当天子，偷偷背着父亲逃跑，终身孝敬他。这就是说百善孝为先，我们作为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不孝的事；只有人人都遵守了孝道，这个世界才有秩序。”

陶行知突然站起来：“请问先生，如果普天下的杀人犯都被自己的儿子藏起来，如果普天下的首领都像舜那么自私，国家还能治理好吗？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那样哪有秩序可言呢？看来孟子回答学生的话是不对的。”

吴尔宽愣了半天：“孟子是亚圣，这是没有争议的！” 

陶行知：“先生，如果大家都按照孟圣人的话去做，那现在不还是春秋战国吗？”

吴尔宽顿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陶行知看，又昂起头，半天没有说话；来来回回踱了几步，先是摇摇头，随后又点点头，连连自语：“童心可鉴，童心可鉴，后生可畏啊。”

▌虚心求教国学老师王藻

1902年，陶行知11岁时，随父亲重新回到黄潭源，辍学在家。 虽然生活比较艰难，但还是边劳作边自学。

当时歙县有位学问极好的贡生王藻先生，在距黄潭源15华里的航埠头曹家任教。陶行知带着自学中的疑问到曹家经馆求教，平常五六天去一次，不能劳作的雨雪天就天天去旁听。

一个风雪天，陶行知前往航埠头，到曹家经馆时王先生在讲解《左传》，陶行知不敢惊动，恭敬静立门外。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先生无意一瞥，才发现门外满身披雪的陶行知，大为感动。“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陶文濬提问求教：“春秋战国期间，列国充满了斗争。子为什么弑父?兄为何要杀弟?诸侯为何又互相开战？”

王先生长叹一声，说:“唉，人生大罪过，只在自私自利四字。古人说，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你要切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陶文濬认真回答:“王老先生的教言，学生一定铭记。”

▌崇一学堂外籍老师唐俊贤

唐俊贤，英籍耶稣教会牧师。1900年在歙县小北街创办崇一学堂，隶属基督教内地会，是当时徽州最高的学府之一。

陶行知进入崇一学堂，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陶行知写道“十四岁始入一中华耶稣内地会学堂，受教于唐俊贤师（Mr.Gibbs），彼当时为仅有之西学教员也。” 

陶行知进“崇一”是偶然的机遇。

教堂通事（翻译）章觉甫与陶位朝是朋友，他介绍陶妻到教堂帮佣，做些炊事勤杂。陶行知进城卖柴卖菜后，常到教堂为母亲分担杂活。唐俊贤发现他举止大方，事母至孝，颇有好感。接触几次后，更觉得虽是贫家少年，却熟读诗书，才华横溢，当即决定免去学费，收为崇一学堂的正式学生。这让陶行知一家喜出望外，此时谁也不曾料到，四年后唐俊贤会再一次改变陶行知的生命轨迹。

崇一学堂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国文、英文、算术、地理、音乐、医药常识等。中西合璧的教育使陶行知开阔了视野，既可整理过往从父亲、以及父母家乡几位老师先后学到的传统经学和国文知识，又可得到唐俊贤教导，接触西方知识，眼界大开，学业大有长进。

陶行知在墙上题写了自勉的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崇一学堂的翻译兼老师章觉甫，为免除陶行知每天由黄潭源走到县城上学的劳顿，让他在自己家搭伙。章觉甫是陶行知就读崇一学堂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恩师。

▌英文老师严达

1908年，陶行知十七岁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报效祖国的志向。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的思想受外国人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即愤而退学，返回徽州专习英文。

陶行知的英文老师严达，曾留学日本学音乐和表演，回国先任新安中学堂英文教师，后往上海从事作曲和电影表演。严达是陶行知补习英语的校外老师，陶行知常去严老师家补习英语，英语水平大为提高，为后来海外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陶行知青少年时期的授业老师，他们要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前清的博学鸿儒，要么是留学回国的饱学之士，有国外学习经历，还有外籍教师唐俊贤。除了陶行知本人天资聪慧外，徽州遍及城乡的书院、崇尚教育的风气以及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化背景，给少年陶行知提供了求学机会。在陶行知生活的年代能接受如此高质量的教育，而且中西合璧式的教学，的确是凤毛麟角。

▌外出求学，漂洋过海

1909年陶行知投靠苏州的表兄，在街头邂逅恩师唐俊贤，他的人生命运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经唐俊贤推荐，陶行知于1909年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第二年春，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秋季直接升入金陵大学。1914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虽以政治为题，但《共和精义》处处指向教育：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

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党见，非教育不除；

精忠，非教育不出。”

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于台下观礼，对陶行知的论文印象十分深刻，以至32年后陶行知去世，他题写挽诗，想起的仍是那次见面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陶行知留学时和导师合影  

大学毕业后陶行知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其间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影响。

投身教育

▌推进平民教育

回国后，陶行知先后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大学教授舒适的生活，让他很快将家眷接来，一家人其乐融融，过了一段难得的安稳日子。

陶行知留学前后

然而，那时的中国却是满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四万万同胞有两亿是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接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他立下了“要使全中国人受教育”的宏愿。

那时的陶行知，本可以转身为人上之人，谈笑于鸿儒之间，然而他却把目光盯住了中国最底层社会。中国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这样的状况让他下定决心：

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

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使个个乡村都焕发出新生命

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伟大的新生命

为了更好地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从城市走向农村。他辞掉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当时大学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在北京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他统统不要了。

陶行知在1923年的家信中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他走街串巷，亲自把平民教育送到部队里、工厂里、商店里、善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他也进入熟人的家庭，比如他的同乡好友姚文采、东南大学的几位教授，都决定在家里开办识字班，把全家人包括车夫、保姆、佣人，都变成识字的人。去栖霞寺时，陶行知打听到寺庙里有几个和尚不识字，就劝说慧空和尚，如果他能把全庙的和尚教得识字读书，考试及格，取得"民国识字文凭"，就发给他平民教师的证书。总之，他踪迹所到之地，即是平民教育所到之地。

为了普及平民教育，陶行知亲自编写了两本教材：《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奔走全国各地，义务教广大农民兄弟识字，并免费赠送这两本教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接受的人要教会身边两个人识字。

陶行知在开封90多个县教育局演讲，当场有73个县命令全县学校都要设平民学校；64个县认定全县不识字的人都要接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平民千字课发行量超过了300万册。

他不断为“平民教育”四处奔走，在南京、安庆、北京、南昌，创办了不少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夜校。北京有100多个平民读书处，南京有126所平民学校，学生近5000人。照数字推算，30万人的教育种子已经播撒下去。

这之前中国的平民教育提倡了20年，依然是局部的小规模试验；有了陶行知上下发动，奔走呼号，深入民间推广，一两年间就发展成如火如荼的全国规模运动，这不能不令教育界人士所折服。

陶行知身体力行，做到了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提出的"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创办晓庄师范

后来，陶行知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正式开学，陶行知称之为“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天”。他将“小庄”改为“晓庄”，一字之差，南京城外的这块荒郊野地，由此成了“天亮的地方”。“晓庄”不远处的“老山”，被改名为“劳山”。“晓庄”与“劳山”合在一起，显示出陶行知要用“劳动”和他的“师范学校”来培养真正能将贫困的乡村改造好的教师。

开业典礼上，挂着一副陶行知亲自撰写的对联：“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工夫。”清楚表达了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晓庄师范开学了，校舍还没有盖起来，有的教师和学生住在临时帐蓬里，有的住在农民家里。陶行知先是住在帐蓬，后借住在一个姓陆的农民家里。这家共有三间草房，东头住主人，中间放农具兼吃饭，西头是喂牛的地方，陶行知就住在牛屋里。有人看到牛屋里到处有牛粪，劝他换一个地方，他风趣地说:“一闻牛粪诗百篇”。

平时，他和师生一起挑粪、种田、种菜、烧饭。有人说他是挑粪校长,他写了一首自立歌，来勉励自己和师生：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

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一时间晓庄师范成为当时教育界的中心，参观学习者纷至沓来，包括蒋介石、蔡元培、蒋梦麟、冯玉祥、庄泽宣、梁漱溟等知名政界、学界人物。访问者中尤以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克伯屈教授评价最高：“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人们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

然而1930年4月，3岁的晓庄师范便夭折了。陶行知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要犯。

当时为了反对英国商会压迫工人，抗议国民政府默许日本十多艘军舰无视中国主权，闯入长江，停靠下关码头，南京城里常发生学潮和罢工罢市，晓庄学生总是走在前列。蒋介石密令晓庄停办，陶行知得到消息，立即撰写了《护校宣言》，说晓庄的门可封，它的嘴不可封，它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接着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军警，缉拿陶行知，解散学校，士兵查封晓庄，但晓庄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朱笔大封条竟不知道贴在何处。在逃亡的夜里，悲愤的陶行知告诉学生们，晓庄已经撒出无数种子，这样的学校是无法封闭的。

▌重庆育才学校

1938年10月，陶行知从欧美归国后，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最知名的是前总理李鹏。

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旧址是一个古庙。学生是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在教学上不同于普通教育，把学生分为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六个组。这6个组聘来的老师也不同凡响，音乐组组长贺绿汀，戏剧组组长章泯，舞蹈组组长戴爱莲，绘画组组长陈烟桥，文学组组长大诗人艾青。

著名画家丰子恺、华君武，著名音乐家任光、马思聪等都曾在学校任教。此外，郭沫若、茅盾、冯雪峰、夏衍、聂绀弩、翦伯赞、邵荃麟、胡风、何其芳、田汉、吴玉章、周谷城、秦邦宪、萨空了、徐迟、姚雪垠、等都曾来学校兼课或举办讲座。如此强大的师资阵容，在现代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皖南事变”后，育才学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原来国民党“赈灾委员会”按月拨给育才的经费停发了。陶行知四处募捐，筹到的款却少得可怜。近300名师生的伙食发生了严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师生每日只能喝两顿稀粥。为了孩子，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筹款上，终于病倒了。

朋友来看他，陶先生忧虑道：“物价飞涨，入不敷出，我们只剩下一个鼻孔露在水面上透气了。”

朋友心疼地说：“唉，你这是何苦呢？抱着石头游泳，终有一天连自己也会沉下去的。看你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陶先生真诚地说：“育才的孩子大多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我能丢下他们不管吗？要我丢下育才，比死还难受啊！你说我是抱着石头游泳，不对，我是抱着爱人游泳！我一定要游过急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

▌最后的演讲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重庆附近生存。

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

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

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亦被列为黑名单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

陶行知没有遭受特务暗杀，但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又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过深，1946年7月25日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离闻一多被暗杀仅仅隔了10天。

12月1日，陶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送他回晓庄。沿路上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

家人故事

▌陶行知的母亲

陶母不但操持家务，还为人缝衣做鞋，补贴家用。陶行知从小肯帮妈妈做事。妈妈纳鞋底，他帮助整理碎布片；妈妈洗衣服，他跟到小溪边递棒糙、拿肥皂。还帮妈妈洗菜、喂鸡。

他帮妈妈做活，妈妈就给他讲故事：城里有个女人，死了丈夫，一年后改嫁，附近的人看不起她，过河时竟不让她乘船。她觉得自己没错，你们不让我乘船我就不坐。她天天攒钱，几年以后攒够了钱，请工匠在河上修了一座桥。过桥的人都感激修桥人的功德。他听了惊讶地说：“一个人就能修一座桥，决心好大!”

陶家生活过得很节俭。陶母接过祖传的剃头刀，为儿子和丈夫理发，从不请别的师傅代劳。陶母1933年病故，陶行知写了一首《慈母遗刀》的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原配夫人汪纯宜

陶行知曾痛哭过三位伟大女性："母亲，纯宜妻，文渼妹，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纯宜妻，便是陶行知先生的原配夫人汪纯宜。

汪纯宜比陶行知小4岁，三岁时父母双亡，靠爷爷奶奶抚育长大。她从小聪慧好学，五六岁就能背"三字经"、"神童诗"。爷爷奶奶故世后，由叔父培养，叔父省吃俭用，始终供她读书。叔父故世后，汪纯宜孤身一人在崇一学堂学习，和陶妹是同学。

1914年，陶行知大学毕业后与汪纯宜结婚，同年赴美留学，他们一生育有四子。由于陶行知一生尽瘁国事在外奔波，汪纯宜在家不断担扰，尤其是陶母、陶妹故世后，陶行知与大儿子在外，一家重担全落在她身上，1936年汪纯宜落病早逝，终年41岁。

▌第二任妻子吴树琴

吴树琴是陶行知的第二任妻子，她与陶行知是同乡。

1938年毕业于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在中西药房去工作。后来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的同时，又创办了晓庄药物研究所。吴树琴跟随陶先生在药物研究所工作，研究出专门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很快运到了农民、工人、学生、士兵手中。吴树琴第一次体验到学有所用的乐趣，也第一次分享了成功的喜悦，于是更加敬佩陶先生。

1939 年一个冬天的夜晚，吴树琴和陶行知漫步大花园中，陶行知说:“我们已给那么多苦孩子建立了一个大家庭，我们自己也需要一个小家庭，我们结婚吧。”

陶行知比吴树琴大24岁，年龄的差距，家庭的反对，世俗的偏见，人言可畏。吴树琴说:“我一直很尊重陶行知，也爱他，但我没有想过成为他的妻子。”她向父母讲起自己的感情，父母总以陶行知年纪太大、生活漂泊无定劝阻。吴树琴内心矛盾、痛苦至极。陶行知为了征得吴母同意，专门给她写信。

1939 年 12 月 31 日，陶行知和吴树琴在北碚凤凰山育才学校举行了婚礼。没有张灯结彩，只有校内百余名师生和前来贺喜乡民们热情的祝福。

新婚第四天，郭沫若、李公朴、邹韬奋、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十几位好友赶来祝贺。冯玉祥将军派人送来了一对怀表，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四个字，以示祝贺。吴树琴说：“我和行知先生一直珍藏着此表，即使是育才学校几度发生经济困难，陶行知想拿它去典当，但是难以割舍，直到南京和上海陶行知纪念馆成立时，应他们的要求，我才分别捐赠给南京陶馆和上海陶馆。”

吴树琴长叹一声，伤感地说：“从迷信来讲，这张照片拍得不好，男的坐着，女的站着，日后，男的肯定是短命，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婚后仅仅只有七年，这短暂的婚姻不是太残酷了吗?”

陶行知去世后，吴树琴移居南京，一如既往地关心教育。1959年，印尼出现排华逆潮，政府分批接运一部分侨胞回祖国，给予安置。吴树琴利用业余时间了解华侨生的生活学习情况，建议有关部门切实解决侨生们遇见的实际问题。平日里吴树琴生活节俭，将积余下的部分工资和稿酬版税捐给生活困难的小学生，让他们完成学业。她说，总感到陶行知仍如影随形地伴陪她，勉励她工作。

万世师表

旷代陶夫子，高风世所钦。

弦歌村舍起，桃李满园荫。

不带半根草，捧来一颗心。

于兹四十载，犹绕哲人音。

这段诗词赞誉的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以一己之力，成功推进了一个落后贫穷国家的教育改革；其功德之大，旷古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