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梁庄记》梁庄人众生离家，去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找到了什么
请叫我公民——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书名无产阶级同盟军，临时户口社会不稳定因素，宪法名公民，党给的封号主人，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毫无疑问，梁鸿的《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自然延伸。在《中国在梁庄》里，梁鸿对家乡梁庄进行了五个月的实地调查，以一个归乡者的身份，替她的故乡，替她故乡里的亲人立了一个小传。
通过《中国在梁庄》我们看到，如今的乡村“人去楼空”，日渐荒凉、衰败。梁庄的青年、壮年常年在外谋生活，虽然，他们把赚到的钱几乎全用来在梁庄修建上好的房屋，却是一年到头在这里住不了几天。新房子无不上着生锈的大锁，一座又一座地闲置着。
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儿童”问题，他们的成长、教育、安全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本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老人，也仍然终日操劳着。既要在庄稼地里劳动，又要照看幼小的孙儿。
梁庄，不知何时已经沦为由老弱病残守候着的空虚、寂寞的村庄。
很显然，今日梁庄之现状是因为梁庄人的众生离家，然而他们的离家，绝非是逃避责任，而是怀抱着希望，去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寻求幸福，那么，他们的寻找之旅如何，找到了什么，最终如愿了吗？
《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在父亲的陪同下，跋涉大半个中国，寻找梁庄在外的打工者，记录他们的生活，于是便有了《出梁庄记》。
1、梁庄在中国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克拉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近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既然梁庄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他们的工种也应涉猎各行各业。的确如此，但有一定的范畴，是在劳苦大众的范畴内。
我们不妨大致列举下梁庄在外打工者们所从事的工作：蹬三轮车、卖菜、做批发小生意、校油泵、干零活、收废品、做保安、在工厂打工、租专柜卖皮鞋、做传销、算命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个别开了小型的制衣厂、绣花厂、环保袋厂，也有包工头，还有一个叫秀中的，梁鸿的同学，现已成为优秀的企业家，资产千万。
但大多他们还是漂泊各地、且不间断更换工作的城市流浪者。他们对生活勉强应付，吃廉价、简单、粗糙的食物，住昏暗、潮湿、拥塞的地方。在繁华都市里的城中村过着非比寻常的生活。
在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在家乡小城悠悠哉哉地工作休息，或在发达都市内部从事体面工作的白领、高干等一众人群，是无法想象那城中村的“盛况”的。厦门的安兜村、深圳的沙河街、西安的德仁寨、郑州的陈砦等等，恕我见识浅薄、孤陋寡闻，在读梁鸿的《出梁庄记》之前，的确从未知晓在那无比繁华的地方还有如此不堪的所在。
不过，说来也不奇怪。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凭体力挣钱，没有文化，生活更不讲究。他们不会选择去租住城市中的楼房，哪怕是间地下室都会觉得浪费了不必要的钱。而且在城市，老乡无法集中，出入不便。唯有城中村的格局适合他们依靠熟人生活的社会模式，且价格便宜。
所以，城中村从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的农民聚集点，他们是以老乡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卖菜的、卖玉的、卖服装的、搞装修的、收废品的，天南海北，各以自己的家乡老乡为原点，往外扩展。
这些人，劳动时四下分散，有难时快速聚拢。在西安蹬三轮，人们常常为了一块钱的车钱打架，一群人混战，砖头、铁链、木棍、砍刀乱飞，却也并非只为一块钱。多数是为尊严，尊严的被践踏和一种不甘。
老乡说：“谁愿意当土匪啊？你们不尊敬人，还不叫人反抗一下？”是啊，这些人们眼中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他们在生存的最昏暗处挣扎，当尊严被一再践踏，谁为他们撑腰、谁又为他们鸣不平？
在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看来，这些人面目肮脏，甚至丑陋，打起架来可以不要命，是一群低素质人群、破坏社会和谐者，然而，倘若我们能够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便会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面对黑狗子、拖儿、抢劫，唯抱团取暖才能使他们得以生存。而在梁鸿眼里，这每一个曾打起架来不要命的人，在乡邻面前都是和善、羞涩、质朴而又内向的。
2、你们要进窄门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圣经·马太福音》
梁庄在外的打工者，进入城市，他们走的是“窄门”，引到的却不是“永生”。
他们在城市底层、边缘处工作生活，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有时长达几十年，吃住都在同一个地方，但，他们却从不把眼下这个城市当成家。
人家不要咱。哪怕有的人在一个地方待得的时间比在梁庄都要长，这里也不是能够产生任何感情和依恋的地方。因为在城市，他们找不到精神的依托，无论做什么、做多久，都没有身份，没有价值。无用感、无根感、自卑感，使他们只能算是长期在此工作的流浪者。他们像一群没有根的浮萍，在城市中飘荡。
由于他们吃苦耐劳、精于盘算，他们也有钱，早些年，很多人都有能力在城市购房，过体面生活，但他们想都没想过要那样。他们不想融入，也无法融入。城市的现代生活他们不习惯，不好接受，而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给予他们入驻的诱惑、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只能在城市阴暗的角落求生存。
工作在这里，吃住在这里，平时为了省些路费连家都不回，可是一旦受伤、患病他们便不惜千里迢迢也要回家看病。因为在这里他们没有医保，因为城市的大医院道道多、费用高，他们支付不起，或者不想挨宰。
他们来到这里寻找“奶与蜜”，凭着一味的执着和耐力，弯腰、躬身，劳累之至，得到的除了廉价的报酬，便是不屑的冷漠。在这里，他们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所有走出乡村来到城市的人，都感觉自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或者更形象一点，他们感觉自己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还一直举着，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所以，像小山那样的人，尽管曾经被传销所害，吃过一次亏，却仍然不顾一切再次加入其中。局外人百分百参他不透，而事实上，却是唯传销中的理念和现实氛围能够满足他。成功、富裕、高雅、平等，可以拥有除了存活之外更高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些正是一个跻身城市的农民在这里苦苦寻求而不得的。
他们进了“窄门”，却因了“神”的缺席，没能走向幸福的生活，而是走向永恒的黑暗。
3、回不去的家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世界上最后的村庄》
相信很多读者，在读着书的时候，会为这些人着急。既然城市容不下咱们，钱挣差不多就回呀！家中明明有高屋敞院，再种点薄田，做点小生意，或在附近打打工，那样的话肯定生活得更好，何必在那边缘线上辛苦挣扎？
可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尤其是那些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宁愿选择逃避，也不愿看清现实理清思路。
书中，梁鸿说，我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中老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对于城市，他们有一种外来者心理和暂居心理，并不过多考虑其他事情。青年打工者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绝对不在村里，也不想在县城，肯定不会在当下的城市。极有可能的是，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里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
这种迷茫，让人忧伤。也仅能是忧伤。从这里，我们看到乡村已被遗弃，而说农民天生热爱土地是虚妄的。农民都想离开土地，去城市里生活，即便是在城市里挣扎，也不愿重新扎根土地，致使整个乡村成为一种空虚的存在。
但，无论如何，梁庄永远是梁庄人的归宿地。回家，回家，离家在外的梁庄人，有一个算一个，提起回家那心里不知有多美！可是要让他们回家后不再出来，他们却开始精神不宁。
城市不愿留根，家又不情愿回，这些人的灵魂就注定了飘荡。所以，梁庄也就成了他们必须要回去，也巴不得回去，但是又不愿回去，也回不去的家。
结语
读完这本书，心中满是忧伤。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曾提到，河南人是中国的吉卜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但他们又和吉卜赛人不一样。吉卜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是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
在这梁鸿的《出梁庄记》我们看得最是真切。然而，这些人走出梁庄，去寻求幸福，却是在太多的社会现实中困顿、纠结，身份歧视、户籍管控、留守儿童、非法传销、环境污染等等。谁都无法找到解决困境、走出困境的方法。
那些社会问题、那些矛盾、对立和不平等，使我们看到农民的处境，看到农村青年陷入的两难境地，徒增忧伤又无以相助。
然而，梁鸿却说，那当代中国数百万人的阴暗情绪，其他之外的每个个体都不能脱责。她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都特别擅长脱责。我们把一切都归咎于制度，一切都是制度不好，就是当官的不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梁鸿想通过这本书来唤醒每个人的共在感。我们要和梁庄人，和农民工共在。不仅仅是忧伤过去，一了百了，而是自始至终都感觉同在风雨中。
海明威说：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是的，在梁庄，望故乡；出梁庄，见中国。梁庄也许不被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等梁鸿无家可归，我们的家，又何以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