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那年高考事

又是一年高考，时间如白驹过隙，晃眼已经十八年了。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来到西藏？对这个问题我多少是有抵触的，甚至在很多年后都不愿意提及。步入中年，我却“认命”了，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当初的抉择。

01  .  无奈的选择

我对读书算是有点天分，在那个闭塞的小乡村，我常被夸是“聪明”的，尽管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多少是不服气的，带着“有色”的口吻。比如堂哥就说“就要那种看起来傻傻的人读书才行。”

他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小时候，我喜欢歪着脑袋，翻着白眼，呆呆的坐在石阶上，一动不动，最主要的是，我很笨，洗衣、做饭、打猪草没有一样能做好的，不仅动作慢，做得一点都不好，加之身体弱，没少挨父亲的打。他甚至都认为，我会成为他老年的负担。

所以我儿时里的记忆几乎都是放牛，因为那是村里的傻子们可以胜任的事。感谢那段放牛的经历，赋予了我粗犷和果敢的性格。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随意将我仍在学校里，为的就是可以安心上山做农活，我不错的成绩到底给了他们些许的安慰和惊喜。

从小学到高中，一路过来，我读书的“天分”渐渐得到了村里人的认可，还一度为父亲带来了希望。

那时家里很穷，“揭不开锅”是最好的形容，记得每年开春就断粮了，只能吃那种发黄、有异味的大米，很便宜，但特别难吃。记忆里最深的就是“饿”，常常在晚自习还没结束就已经前胸贴后背了，但早餐还得等到第二天做完早操。肉是绝对的奢侈品，猪油拌饭就是最好的美味，现在想起来都会流口水，可咽不下了，我常把这归结于猪喂了饲料的原因。

高考前夕，家里已经连10元钱都拿不出来了，但老师说，我一定可以上大学的。无奈我只好把菜园里的韭菜割了，扎成小把小把的，背到县城里去卖。2毛钱一把，3毛钱两把，竟然卖了17元钱，支撑我高考完。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想出这样的法子的，大抵就是逼得吧。

高考发挥不是很好，但不影响我上大学。

父母没有欢喜，只有焦躁不安，父亲看着四壁空空的房子说：“就算把它卖了，也不够路费。”父亲的消极让我特别沮丧，想想那些上不起大学的“先例”，周围全是一片黑暗，没有一丝的光亮。

那时先出成绩，后填报志愿。没有权利去想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只想怎样才能上大学，学费是最先要考虑的。老师无意中说了一句，边疆学校有更多的优惠政策。

我记住了这句话，也有些逃避现实的思想在作怪，志愿全是西藏、蒙古、新疆的学校，只想离开。

02  .  上帝与我在一起

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提前录取，没有喜悦，只有沮丧和不甘。

父母想了所有的办法，还是连路费也筹不够。

舅舅倒是有些钱，至少他一晚上打牌输了8000元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母亲怎么哀求，他也不肯借我一分，因为那时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包分配了。

转眼开学了，老师让我回校参加免费复读。没有学费依旧是不能解决的难题，不能安心学习，因为没有希望。到了国庆的时候，我试着给学校打了电话，并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他们竟破天荒地同意接收我，并说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舅舅说：“一个女孩到那么远的地方，就像死了一样。”嘴角露着轻蔑和嘲笑：“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还不如到福建广东去打工。”

“只要你们把路费凑给我，以后都不向家里要一分钱。”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舅舅一脸的不屑，像看一个天大的笑话：“呵…呵呵……，别说大话。”

父母竭尽所能，卖了家里所有可以卖的东西，为我凑足了一千块钱。没有亲戚来送，都怕我张口借钱。

这就是穷到极致的可怕，我常常在想，到底是人性的龌龊，还是人家确实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希望。还好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至少现在我比父母们有了进步。

父亲把我送到昆明火车站，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泪水在他干枯的脸颊上肆意流下，隔着玻璃窗我注意到他白花花的头发，刚五十的人，竟然很难找到黑发了。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19岁了，但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最远的距离大概就是30公里外的县城，村里冲出去的女孩大都没有再回来，几乎变现为人贩子口袋里的钞票。对于我，据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亲友们推算，很大可能也是有去无回的了。现在想想，父母当时那种无奈的心情，该是如何的绝望。

火车转了个弯，父亲瘦弱的身影就完全消失了，我放声大哭，带着内心的不屈服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一只手轻柔地拍拍我的肩膀，惊恐地回头，是一个比我长几岁的年轻女子，脸庞白皙，五官秀丽。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子，都是云南大学在读的研究生，国庆假期到重庆去。她们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招呼我与她们同坐同吃。

到达成都火车站的时候，她们送给我一本《圣经》和一封信，说一定要等她们离开之后才能拆开。我目送她们远去，信封里有300元钱和简短的信：妹妹，上帝与你同在。还有她们的联系方式，我后来常给她们写信，还给她们寄过哈达。不知什么时候，《圣经》丢了，连同夹在里面的联系方式。我曾多方寻找过，但是毫无踪迹，就这样断了联系，这是迄今最遗憾的事，没有之一。我一直记得那个脸庞白皙的女子叫“雅丽”，好像有一个宣威的男朋友。如果有可能，有天我希望能借助这点线索再找到她们，不为说“谢谢”，只想告诉她们，那一束照进我生命的阳光，是那么温暖。

感谢那场遇见，当朋友们说我善良阳光的时候，曾经有三个温婉的女子，用她们的心温暖了我。

以至于十五年后，我还大方地借给舅舅十万元钱，对他没有恨，但内心是鄙视的。

03  .  没有我做不到的事

昆明—成都—兰州—格尔木—拉萨—林芝，五天五夜后，我终于到达了学校。

乡巴佬进城的荒唐数也数不完。在成都火车站，我掏出同学送的IC电话卡，却不知如何接通；在拉萨汽车站，汽车在凌晨进站，我又花了10元钱打的绕到售票厅，其实我上车的地方到售票厅只隔了一扇门而已。

印象最深的事是在火车穿越格尔木的戈壁滩，从兰州上车，经过一个黑夜，天刚亮的时候，窗外全是茫茫的荒漠。对于麻木了青山绿水的家乡的人来说，如此荒芜的景色让我欲哭无泪。相邻的几节车厢里就只有我一个人，那种对未来不确定的孤寂紧紧包裹着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在那么一瞬间，我真想冲下车，认了命。

顺利进藏，完成了似乎不可能的挑战，这给了我信心。

看着学校大门，与脑海中想象的有些差距。正是下午放学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男生，“我是新生来报道的。”他将我领到学工处。

不知情况的老师接待了我：“带学费没？”

“没有？”

“没学费上什么学！”本来就对我这个大概有史以来最晚报到的学生不满，嗓门自然提高了。

“我打过电话，是你们说可以助学贷款的，要不，我才不稀罕这么差的学校。”我高声给自己鼓气。

学工处的几个老师“扑哧”笑了起来，从此记住了我，一个瘦弱倔强的女生。

班主任老师把我送到宿舍，买了铺盖以后，就剩不到100元钱了。她安慰我说，会尽快给我找个家教。不久我就给一个三年级的藏族男孩洛桑辅导功课，他父母开藏餐馆，去上课的时候，阿佳会给我做一碗藏面，味道很好很正宗。生存问题暂时解决了。

后来，又通过别人介绍，或自己逐户敲门的办法，一直做家教，直到大学毕业，实现了当初鲁莽的诺言，没有再要父母一分钱。

实现这个诺言，对我有极大的意义，我明白了努力可以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特别是追到老公后，我更是信心爆棚。他是学校里的体育明星，高大英俊，身边围着很多追求者。当我说：“我们耍朋友好不好？”的时候，他满口答应了，我欣喜若狂，尽管他的兄弟没有一个接受我。比起他身边的追求者，我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但老公还是拨开我瘦弱的身躯，穷酸的外表，看到了我在他眼里可贵的一面。

毕业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与他分配到一起，不下乡就是奢求，没想到我竟然还能成为同批同事里提拔最快的。

在那么一个时期里，我拼命的工作，因为恍惚中，我觉得只要努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我甚至把成功定义为：“实现不可能。”

04.无法释怀的梦

来到西藏多少是有些不甘的，联系高中同学的时候，知道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霓虹灯下的生活还是向往的。

我常常会做一个梦，高考的考场上，试卷里很多题都不会，在梦中惊醒。

2009年初至2011年底，我调到宣传部，负责外宣工作。恰巧那时期正是自治区大庆，各级媒体记者团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接待，没完没了的采访。特别是每年的八月份，热巴艺术节暨虫草交易会的时候，宣传部作为承办部门，繁杂琐碎的事务让人头痛欲裂，小到嘉宾邀请、领导讲话，大到会场布置、文艺演出、协调各职能组，千头万绪，电话接听一天能上百个。2011年，东南大学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讲师张华到团县委援藏，主动过来帮忙，我连续几天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

艺术节开幕的前一天，他让我放下手头的事，请我吃面。电话一个接一个，我们俩连说句话都是奢望。他强行关掉我的手机：“有些事没你想的那么重要。”为的就是让我安心吃下一碗面。

不到半个小时，打开手机，有数不清的未接提示，但没有耽误一件事。

我突然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有些事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自己在别人眼里也没有那么重要，这地球离了谁也是要转的。

我向他说起那个梦，困扰了我十年的那个梦。他说：“你压力太大了。”从此，我再没有做那个梦。

除了压力，其实还有不甘。我曾经想通过考研，也努力去做了，然而2003年，大三的下学期，弟弟突然得了精神分裂症，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一再反复。就业成了最急迫的事情。

毕业的时候，我宽慰父亲说：“西藏再苦，但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我这样说，是向他兑现另外一个诺言。在农村，我家是很穷，穷最大的坏处不是没钱，而是彻底压垮你的脊梁。村里也有与我们同样情况的人家，但大多的结局都是女儿胡乱远嫁，儿子无望守家，守不了，家就散了。这是父亲最担心的，也是最不能接受的。马上要高考的时候，弟弟不小心从高处坠落，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绝望地喊道：“散了，这个家要散了。”这家已经不起任何风霜了。我扶起弟弟，确认是小伤后，回头对着父亲说：“爸爸，放心，只要有我在，这个家就不会散。”

我从不敢忘记这个诺言，尽管姐姐和妹妹都已经远嫁，但我还是尽可能帮助她们，维系这个家。我带妹妹进藏开店，让她有了车有了房。尽可能医治弟弟，让他病情稳定。我很努力的生活，但生活并不完全如意，姐姐与妹妹的自卑和懒散，弟弟病情的不可根治都是我无法改变的。

终于学会认命，放下所有的诺言，发现努力了那么多年的仕途不是自己想要的，我想为自己活一回。

又是一年高考，十八年进藏路。有过不甘，有过遗憾，但从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