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略】19 《元年春王正月》：圣人之言明白简实，后人过犹

王阳明开篇便点明了此文的主旨，圣人之言简明而实事求是，但后学者每每把圣人的话搞得艰深隐奥，所以关于圣人言语的论文越来越详细，但圣人的本意却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元年春王正月”，是孔子作《春秋》时，写下的第一句话，这在王阳明看来，意思非常明白、简单。元年为鲁隐公元年，“春”和“正月”都是基于周历而言的。

但后代的儒者有的认为，周朝建立后，虽然将正月改到了子月，但记事月份仍然沿用殷历；也有人认为周王朝改了月份顺序，但季节定名仍沿用殷历；最为流行和具有影响力的说法是，孔夫子曾经想推行夏历，因此“春王正月”为周历之月、夏历之春。如此众说纷纭，“春王正月”的真正含义，成了千古迷案。

王阳明说，圣人意思普通人，他们说话难道是不合人情的吗？但是因为这句话是孔圣人说的，后世的儒者便把他看得很神秘莫测，这就过分了。圣人示人以言，不会故意隐藏什么，就像日月的变化都显示在天上一样，天象不会变怪恍惚，人们用眼睛都能看到。但是冬至时刻的精确计算，再完善的历法也不能完全精确，即使精通历法的人也不能完全掌握，就是这点让人感到神秘罢了。

后世儒者的那些论文，是他们自己任情用智的产物，其结论背理乱常，不是圣人的本意。

孔夫子曾说：“吾从周。”又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

孔夫子有圣德，但没有天子之权柄，如果孔夫子作史书时，将周的正朔改为夏历，那就是越权制定仪礼制度，那还叫“吾从周”吗？

圣人一言，世为天下法。孔夫子本人如果先违背自己说过的话，那他怎么可以教化天下？孔夫子之所以作春秋，就是担心天下夷狄横行，诸侯逞强、背离礼法，忘记还有一个周天子。孔子之作春秋，就是要诛僭乱，尊周室，告诉大家天下只有周天子一个王，这是根本大法。

如果孔夫子本人首先在书中修改周之正朔，那他何以服乱臣贼子之心？

看《春秋》作史的法度，擅自改变周朝制度的必被声讨，如鲁宣公推行初税亩制度，将天子之田变为私有；破坏周室建制的必被申讨，天子祭祀泰山，诸侯都要随从，因此周天子在泰山脚下给诸侯们另封“汤沐县”以作临时休憩之地，郑庄公却拿郑国的“汤沐县”祊交换鲁国的“许田”；没有周天子的命令擅自行动的，必被声讨，如莒国入侵向国。

这三件事的罪过，其实比不上改变周朝正朔的罪行大。如果鲁宣公和郑庄公拿它来质问孔子，孔子如何回答？这是，抓了邻居的鸡，却说自己讨厌偷窃；指责他人不友爱兄弟，自己却殴打兄长。孔子怎么会做这种事？孔子在《春秋》中宣扬的忠恕之道，必是先自己做到，然后要求别人做到。

就因为孔子说过要推行夏历的四时制度，后儒就认为孔子在作史时就会这么做。他们还引用孟子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春秋》所说的事情，都是天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孔子却做了，所以说“罪我者其惟春秋”。王阳明认为不是这样。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法令得不到实行，孔子于是作《春秋》向天下人彰显周朝的法令制度。书中赏人之功，罚人之罪，诛人之恶，与人之善，都是直书历史事实，该褒该贬，读者一目了然。就像法官断案，事实陈述清楚了，判决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孔夫子依然觉得自己作史论事有越权的嫌疑，所以说后世将以此“罪我”，但他只是彰显了天子的权力，并没有对无罪的人加以论断，也没有说自己将明法于天下，因此要改变周天子的礼制，让自己的教诲流而不是周礼传后世。春秋战国时期稍微有一点忌惮之心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却说孔夫子这样做了，可见他们是与乱党一伙的，通过污蔑圣人来助攻。

有人说《尚书·伊训》前言说“元祀十有二月”，元年大祭不在正月，而在十二月，说明周没有改纪月，持这种观点的人，必然有一个前提，《尚书》是在周朝成文的。

有人指出，史记中有“元年冬十月”的文字，说明周朝也没有改四时，因为按照周历，十月应该是秋季。

王阳明认为，如果商朝改了夏历的月序，则伊训一定不会说“元祀十有二月”（王阳明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这句话是《伊训》正文的一部分，反对的人可能认为这句话类似于编者按），而应该说“元祀正月”；如果秦历改了周历的季节，史记一定不会说“元年冬十月”，而应该说“元年秋十月”。

周朝如果不改前朝的月和时，则孔子一定不会写“春王正月”，孔子这样写了，说明周朝就是把正月（夏历十一月）作为春季，这是毫无疑问的。

《礼记》称“正月七月日至”（冬至在正月，夏至在七月），另外根据史书记载的武王伐纣、孟津会师的日子与冬至的关系，以及《太誓》之“十有三年春”、《武成》之“一月壬辰”等说法，都可以相互证明，周朝是实实在在改了正朔的，不是形式上改改，实际还用前朝的历法。

王阳明认为，直接根据孔子在《春秋》中的文字来判断就可以了，不必旁征博引，穿凿附会，来说明所谓更深的含义。

但有人反驳说，难道冬季可以成为春季吗（周历正月在夏历十一月）？

王阳明斩钉截铁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他的理由是，阳生于子（夏历十一月），到巳午（夏历四月五月）阳气达到极点，阴生于午（夏历五月），到亥子（夏历十月十一月）阴气达到极点。子月阳气一发生，春天就开始了，到寅月春季结束，寅月也是夏历的春季；午月阴气生，秋天就开始了，到申月结束，申月也是夏历的秋季。从冬至一阳生之复卦开始，逐渐演进到乾卦，阳气达到鼎盛，这段时期就是春夏；从夏至一阴长之姤卦开始，逐渐演进到坤卦，阴气达到极盛，这段时期就是秋冬。周文王演八卦，周公继承发展，周武王和周公的论述是十分严密的。孔夫子关于采用夏历的说法，无非是从人事角度讲，夏历建寅比周历建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更紧密，并不是说周历就不行。

夏启登上帝位，有扈氏不服，夏启率兵讨伐，夏启的理由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劋绝其命。”王阳明据此认为，三正之历法，在夏朝时已经完备了，并不是到周朝才有的。

有人说，周朝实行的历法，采用周历的月份，但用夏历的四季分类，这是定论，程子就是这样说的，难道程子还不如你王阳明吗？

王阳明回答说，不是说程子的见识不及我。程子拘泥于《论语》中孔子曾说“行夏之时”一句，自己无法理解，所以说“夏时冠周月”。

《论语》是关于孔子论道之书，而《春秋》记载的是鲁国的历史。既然论道，孔子就要追求完美，但是记录鲁国的历史，必须尊重史实，两者并不矛盾。

论语的原文是：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可见，孔子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

如果周虽建子，却不改月份和季节，那就是实行夏历了。那为什么孔子要说最好行夏时呢？可见当时的事实不是这样。

程子的说法，只是在探究圣人的语录时，出现了一点过错，这对他的形象并没有影响。孔子说过：“君子不以人废言。”周建子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只是形式，如果程子还在世，他一定不会仅仅因为这话是我说的，就否定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