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与奇趣

短篇小说应该写得富于情趣。情趣，不仅是指艺术形象所呈示的生活风貌的某种属性或特征，也不仅是指渗透艺术形象的作家的审美志趣和情调，它还包括饶有兴味的艺术表现形式。

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手法的多样性。提笔运思，可以如风行水上，文理自然，也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手法，揭示生活的底蕴。如果说，前者侧重于描写体现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的对象和现象，后者则侧重于表现违反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的对象和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是最早运用这一手法的，而明确提出运用反常法创造情趣并揭示了二者关系的还推苏轼，他说：“文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诗人玉屑》卷十）。运用反常的描写手法，能够产生“奇趣”，关键在于“合道”，今天看来，也就是符合艺术美创造的内部规律，符合审美心理的规律。

反常，是和常情、常理、常态、常例、一般、普通、正常等相对而言。

在审美的过程中，反常之被判定为反常，还有着欣赏者主体方面的原因。个体对事物的知觉常常是他想要看到的样子，他用心中常态的尺子去度量眼前的事物。反常的描写法，却要扬弃这把常态的尺子，和人们依据经验想要看到的样子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刺激物（描写）的新异性反而使欣赏者震惊，引起注意的不随意集中，在兴致勃勃中使审美指向于深刻地理解性格和生活现象。作家灵思独运地描写一些违反常态的现象，显然突破了人们心中合乎常态的构想，使你感到惊奇、意外、震惊，而惊奇感总是和美感结伴而行。对象的新异和惊奇所导致的认识兴趣，帮助人们从意外的方面去深入观察和思考性格和生活现象，因豁然妙悟而激起更大的审美愉悦。

反常描写出人意料的新异性，正是产生“奇趣”的原因之一。

反常产生“奇趣”的另一原因，是描写的强烈复杂的情感性。情趣，包括着复杂的情感倾向。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以倍增其哀乐。”让情与景尖锐对立，这种哀乐相形、相反相成的艺术处理，和通常的以乐写乐、以哀写哀的情与景相辅相成的描写手法不同，有利于形成欣赏者更为复杂的、强烈的情绪体验，更能“增其哀乐”，憾人心魄。

无理而妙的合理性，也是反常产生“奇趣”、引发美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反常描写往往使人感觉兴味无穷，正在于它奇以显正，无理而妙，看似反常、无理，却渊然而深，耐人寻味。它不合理却合情，寓真于诞，以荒诞离奇的形式反映更深层次的真实。反常的描写，其实地对反常的生活现象的否定，奇以显正，无理而妙的描写，幽渺警颖、意味隽永。

出人意料的新异性，强烈复杂的情感性，无理而妙的合理性，正是反常的艺术描写产生“奇趣”的契机和条件。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三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相反，它们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共同成就着美感的创造。

反常法的具体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运用来表现局部细节（语言、行为、心理）。表现在语言细节上，字面上的意思和实际上的意思大相径庭。反常法的表述更显得情深，又富有意趣。反常法除了见之于细节描写上，也可以用来设置作品的基本情节和主体形象。

反常法的运用，常常和艺术的极度夸张、变形结伴而行而产生奇趣。

反常法的运用，常常要借助偶然现象的描写，别开佳境，获得奇趣。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必然性是偶然性的支配力量，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必然要通过偶然现象表现出来。在艺术世界里，偶然往往是从独特的、不常见的、意外的，甚至是相反的方面，去凸现、强化和补充必然。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堕其实。”（刘勰）反常法作为一种技巧，同样受着艺术真实性要求的制约。“重要的一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狄德罗）。只有“真”且“奇”，才会产生“趣”。反常法的运用，它有可能背离自然的可能性，却绝不能背离内在的可能性，这种“内在的可能性”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而又辉耀着思想和情感的光彩。反常法的运用，还必须切合具体的题材、主题、人物塑造的需要，切合具体的规定情境的要求。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如法炮制，让人物故作“反常”之举，情与景的关系处理成了一个模式，其结果，非但不能引发读者的审美兴趣，相反，会促成读者的逆反心理，感到了无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