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型诸子：(一)统论诸子九家的人格九型
九型诸子：统论诸子九家的人格九型
原创/似或存
一、诸子百家与诸子九家
西汉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举了诸子之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到东汉，班固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这十家，将其中小说家去掉，则称为九流。
九流和司马谈的六家相对比，多了纵横、杂家、农家。杂家其思想本质上是出于稷下黄老，其主张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农家没有著作传世，主张农本商末，其专业化性质较强，而人格化特征不明。
如今，我试图将百家里面较为显赫且其学说具有鲜明人格化特征的学派，和九型人格结合起来分析。纵观古今潮流趋势，可将这杂家、农家暂放一边，而代之以兵家、杨朱学派，这样可以更好地与九型人格对应起来。其一，兵家自古及今都是对国家举足轻重的，到了今天更显得重要，兵家的学说也和商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二，杨朱的学说在战国时是显学，《孟子》有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的学说非常注重个人的权益，在今天看来反而具有超前的社会意义，其言论只散见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
据此，以司马谈列举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加上纵横、兵、杨朱，我称之为“诸子九家”。
二、诸子九家与九型人格
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一家之言”，而是“一人之言”，比如《荀子》有一篇名为“非十二子”而不是“非十二家”。之所以有“家”，不过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如庄子称赞“关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其学说与老子的学说在后人看来有相通之处，所以后世“老庄”并称，均列入“道家”。“诸子”先各自出，而“百家”是后人所总结起来的。
在“家”这方面，总有一个创立人或者集大成者，作为这一学派的思想代表。如孔子作为儒家的创立者，而邹衍是阴阳家的集大成者。诸子的学说，其实大体也是诸子本人的人格体现。《论语》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记载的都是孔子的言行而非系统的理论阐述，我们反而很容易从中窥见孔子的人格特征。一个人提出的主张与其性格有极大的关联。比如孔子提倡做“君子”，而老子却喜欢做“隐君子”；韩非子作“说难”，而鬼谷子能作“捭阖”。
《汉书》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这是从职位的角度上来推断。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之自由，并非人所处位置能起决定作用。比如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对孔子的言行有颇多的否定，给予老子式的教诲，但我们没有看到孔子因此有极大的转变；墨子一开始也是师事儒家学说的，但后来却反出自立墨家学说。我们不能否定人的出身、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但很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一个人的性格在这当中形成了，又恰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所出，对人的选择与行为有最大的影响。
诸子的三观，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人格，而不仅仅是教育或者职业。
九型人格源于东方神秘主义，最终在西方开花结果。虽然不被列为心理学之正道，但已经有不少学院以及学者对之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商界得到广泛的学习与应用。九型人格理论在西方的传播不过百年历史。其理论根据与心理学也有相通之处，比如认为人的性格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一生之中，我们的行为动机总是和童年时的一些特殊事件存在关联。并且，九型人格认为一个人具备着一种核心人格，但是在压力或者安定的状态下，会表现出某个特定的人格特征。这就意味着，有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一定是我们最核心的人格。
诸子的童年，我们今天是无从说起。但是诸子学说的串通之处，却比比皆是。司马迁作《老庄申韩列传》，他这样编排的动机出于何理由？司马迁自己说了，庄子学说“归本于老子”，申不害、韩非子的学说则“归本于黄老之学”，但虽是“归本”，却终究不同。是什么原因，使学说本同源，却终相异？司马谈论六家时就引《易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天下的学说，必然是同源的，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存在着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是人格上的不同。为什么有的人一遇到佛学，就会觉得很喜欢佛学，而有的人却不认同？为什么有的人一心认定儒家学说？是人格在起决定作用。奥修解说《老子》认为，“只有一个老子能认出另一个老子”，当想法相同的时候，人就容易共鸣。“感同身受”是一件极难的事，一种痛苦，如果我们不曾体验过，就无从同感。一个具有某种人格特征的人，如果他的学说会被另一个人一下子理解接受，那么这另外的那个人，一定和提出学说者在人格上相同或者相近。学说的相通，和人格的相通也是一样的。一个人说什么样的话，可以表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事实上，诸子九家，就代表了人格之九型。
下图是将诸子九家与九型人格的对应：
三、诸子九家源流
诸子百家处于轴心时代，是中华文化学说最为灿烂辉煌的时候。而中华文化可上溯到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五帝和诸子百家挂钩最明显的是伏羲氏，“易更三圣”，伏曦氏→周文王→孔子。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周文王和伏曦氏跟儒家是有本质的不同，根据九型人格推测，周文王是属于四号“悲情浪漫者”，也就同时是说，推演出周易的周文王，是阴阳家的中流砥柱，而伏曦氏则是阴阳家的鼻祖（后世的邹衍，则是阴阳家的集大成者）。《封神演义》中写到，周文王被纣王软禁在朝歌，文王的儿子伯邑考试图代替父亲作为人质，却不幸被纣王杀了，做成肉羹，送去给周文王，周文王不得已吃下去，回周之后又吐了出来，化为几只白兔。虽然这是虚构的故事，但从文王不能反抗暴君等种种事迹显现出来的悲情浪漫者特质，和推演易经作为阐释万事万物的阴阳家学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周易》也成为了后来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也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发源，是始于悲情浪漫主义。
从《周易》到诸子百家的兴起，是《诗经》所处的时代。而《诗经》成为儒家的六经之首，包括《易经》本身也是位列六经，就不是偶然的。从四号悲情浪漫者向一号完美主义者的焦点转换，孔子达成了，他创立了儒家，并且真正的做到完美。《论语》：“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管是孔子的“圣人”称号，或者是他的学说，言行举止，或者他的生平（特别是儿时经历），其实反映出，孔子属于一号完美主义者的人格。儒家的大多数内容，其实从周公时开始发端，却恰恰是在文王到百家争鸣的这段时间里丰富起来的。
从四号悲情浪漫者，到一号完美主义者，是一种人格升华的发展。在学说上，我们视为显性的影响。对于隐性的影响，则是从四号悲情浪漫者，到二号给予者，体现为阴阳家对纵横家的影响。还有一种平行的影响，如四号悲情浪漫者，对五号观察者和对三号实干者的影响，体现为阴阳家对道家和兵家的影响。
诸子九家从四号阴阳家发端，到一号儒家的产生，再由一号儒家影响九号墨家的产生，两者成为春秋末期的显学；五号道家独出一支，也属于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家。所以，九型人格与诸子九家的关系图，可以分为三个段：一是四号阴阳家及支流一号儒家、二号纵横家；二是九号墨家及支流三号兵家、六号名家；三是五号道家及支流七号杨朱学派、八号法家。可以看到，春秋末期的几大学说各占一端：儒家偏右，道家居左，墨家在中间，刚好是1、5、9号，1号和9号首尾相争，各执一端，5号居中，无为而治。
总而言之，九型人格中，人格的相互转化是空间性质的；而在诸子九家对应九型人格的时候，其学说的转化是具有时间性质的，就是说某种学说先出现，对后出现的学说具备催化力。
文/似或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