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的画中哲思：管窥宗教改革时期的“自由意志”之争

拉斐尔|《沉睡的骑士》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自由意志“最富争议的画作。图中骑士的原型可能来自古罗马的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非洲征服者）。画作以树苗为中轴二分，左边的仙女手持宝剑和书籍，分别代表勇武和知识，象征着积极和理性的人生选择；右侧的仙女手持鲜花，代表欲望或爱。该主题本是常见的”新柏拉图主义“题材，即旗帜鲜明地弃恶扬善，但拉斐尔并没有指出孰善孰恶，而且留给观者充分的遐想空间。我们目光停滞于画前的思考，恰恰就是下文要讲述的”自由意志“闪光的时刻。(图片下载于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官网）

从“自由意志”为原点出发，引出以“神的恩宠”、“人的宿命”和“原罪的产生”为主题的三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我们可以重构出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世俗与神学之争的人文主义“三维坐标系”。关于这一话题的旷日持久讨论，在我们所熟知的宗教改革中达到了高潮。

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和定义，我更愿将其描述为汇聚多方意见和争端的综合竞技场，来自不同“派别”和不同“级别“的健将，在这里激烈而不失秩序地为我们带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思辨盛宴。人文主义学者们关于”自由意志“为中心的争执，是一场哲学冥思中的搏击，这与后来血腥残暴的欧洲宗教战争截然不同。下面我们就从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5 o 1407 – 1457)、和佩德罗-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1462 – 1525)的核心问题争执中管窥一二。

在《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对话集中，瓦拉指出了中世纪早期哲学家博爱修（Severinus Boethius; Roma, 475/477 – Pavia, 524/526)在其《论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一书中的内在理论硬伤。博爱修认为：人的自由与神对命运的预见力是可以完美共存的，此外，因果推理和预卜之术的使用也完全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上帝在时间的层面上是”永恒的瞬间“，即”永恒的在场“（eterno presente)，因此他的行为并不需要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瓦拉批判道：博爱修的理论解释，丢失了上帝在传授福音的过程中最内在和最深刻的必要性。瓦拉进一步指出，于信仰面前，任何的论证和理性推断都是徒劳的、人必须意识到自身理性在此处的无力和脆弱，唯有全身心地沉浸于信仰、并把福音书中的箴言作为行事的准则，才是面向宗教事物的正确态度。

在彭波那齐的《论命运》(De fato)书中，完整而详实地论述了理性和信仰（ratio et fides)的关系。他认为：自由意志在哲学的层面并不存在，人处于自然宇宙转轮之中，没有特权、也没有可能去打破自然界中的”因果律之法则“；然而，彭波那齐认为人的“责任感”，在世俗政治生活中是十分关键的，对人进行所谓”自由意志“领域的培养和教育，是打造公共生活、维持社会和谐的最有效手段。

虽然瓦拉和彭波那齐所得出的结论迥然相异，但也不乏共同之处：相对于理性，两人都授予了信仰以自治的领域，并强调了信仰之存在的特殊意义与合法性地位。

下面，我们从圣经文本学的解读角度，来科普一下两位宗教改革的重量级人物，伊拉斯谟(Erasmus Roterodamus, 1466/1469 – 1536)和路德(Martin Luther, 1483 – 1546)关于自由意志的争端。依据文本是双方直接交战的檄文：伊拉斯谟的《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和路德对其的反驳书信《De servo arbitrio》。

伊拉斯谟肖像画| 他也是笔者个人最为推崇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的关于世俗的艰辛自救之路(iter travagliato)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布鲁诺的哲学观，特别是对布鲁诺的伦理学作品《Eroici furori》中悲情“英雄之爱”的哲学观

伊拉斯谟通过圣经文本的寓言，强调了来自于救世主的”无限“(infinita)仁慈和神性，据此，他激烈地驳斥了路德把”救赎“的路径严格地限制于信仰之内的狭隘（justitia sola fide)；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人存在的可能性不仅仅囿于”原罪“的樊笼之中，人在救赎之路的攀爬中也可以选择去扮演者积极的角色，尽管这条道路的行走注定万分艰难（iter travagliato)。相反地，路德把人的自由意志，类比为一头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驴子，终其一生都被命运枷锁牢牢地套在了磨盘之上，驴子的步幅变化，全然取决于上帝或者魔鬼在其皮囊之上的善恶角力。

2018年6月14日于佛罗伦萨

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