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全：透视巴蜀胜地士绅家族基因图谱之演变
巴蜀胜地，自古以来多才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早为普通人所熟知；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三苏”，更被世人传为美谈。
类似三苏之家族者，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三曹”（建安文学——曹操、曹丕、曹植）、“三袁”（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三张”（ 太康体——张载、张协、张亢）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世家，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和这些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令人津津乐道之文学家族比较起来，近代国运衰微，辉煌难再，家族史等同于国家民族苦难，家族史等同于民众遭人欺凌，亦让世人击节三叹，不无感喟。
一、家族基因图谱绘制
同样出生于眉山的张生全，通过《最后的士绅家族》，使我认识了洪雅之柳江古镇，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出奇的倒是柳江古镇依傍的河流并不叫柳江，而是花溪河与杨村河；更为出奇的是，民国时期围绕着蜀地这个边陲小镇，以唐、曾、柳、江四个士绅家族与官府、民众、棒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描绘对象，生动再现了官府、士绅、棒客、底层民众等多重势力、多个阶层，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角力与对决，演绎出一幕幕爱恨交织、潮起潮落之人间悲喜剧，预示着历史发展的某种走向，引人深思。
颇为巧合的是，早在6年前的2011年，我有幸参加由宁夏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闵良座谈会，出于相似的阅读感受，生于四川隆昌、多年工作在媒体战线上的巴蜀才子闵良之《生死百年》，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照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一部微观的中国历史私密笔记，只不过《最后的士绅家族》反映了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历史之乱局；闵良《生死百年》则概括性地描绘一部微观的百年中国历史。
人民遭受的“苦难史”、“受难史”，正是百年中国文学一个反复出现、而又不可回避的常说常新的小说母题；民族国家的出路、探索，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是一个躲也躲不过的历史命题；这是文学的命题，更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国运，谁人可以逃避？！
闵良之《生死百年》，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主角，以闵家和汪家两大家族数十年的恩仇为主线，片断式地讲述了一个叫举人湾的小山村从1900年到1990年间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历史变革与进步的琐碎历程，折射出时代特征在几代人身上的不同印记。似魔似幻的故事编排，入情入理的情节衔接，与其说是借鉴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倒不如说是中国梦红楼、幻西游的小说传承之神。
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则以第三人称为叙事主角，或者说是全知视角（当然，在个别地方以限制视角），以巴蜀之地的“四大家族” 唐、曾、柳、江等四个士绅家族的势力消长，反映多重力量斗争、矛盾的更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以及张爱玲的《传奇》的世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名家巴金之“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等），所有这些传统，或多或少，作为潜在的隐形基因，《最后的士绅家族》在明灭不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二、士绅阶层的演变及其作用
士阶层贯穿中国历史，古人所说的士类似现在的知识分子；绅，乡村读书人文化人的代表，是某种势力、权威的化身；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士绅这个群体，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门第、世族、世家、巨室、门阀等是士族的通常叫法。和士族联系在一起的，是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 地主、退休回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尤其是那些有抱负的乡村知识分子，那些清正廉洁的退休官员，那些开明豁达的富商地主，他们修桥补路、行医办学、解决纠纷，发挥着官府难以发挥的作用，从而赢得乡贤的称号，得到乡民的爱戴。
考察“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士农工商，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有其合理的依据，农耕社会主体是农民、农业、农村，这是现在仍然摆脱不了的存在。现在每年中央都有个1号文件，就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广大农村稳定是国家政权安定的基础，作为极为强大的基因存在于国家民族发展血脉延续之中。
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试图以士绅阶层对四川农村的基层政权控制及其走向没落的历史发展趋势，阶级观点是作者抒写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一部《最后的士绅家族》，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税捐经济的典型文本，更是一部传统士绅政治的残酷之作，这是这部著作的经脉所在，价值意义所在。离开了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切都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围绕四大家族的捐税权之争，其实质正是底层人民与士绅阶层不可调和的矛盾。
四川作家李劼人《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形成了其“大河小说系列”，这个被誉为中国的左拉，最大的成功是真实地塑造出了“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自然细腻地写出了人物活动环境的民情风俗、起居服饰、地方特产等，从而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性，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的地方色彩。
从阶级意识来看，李劼人无意中使用了阶级观点，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则可能有意以阶级对立刻画人物，其理念先行的痕迹在人物塑造中多多少少存在着，其形象性、生动性、传神性略显不足，多少影响到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三、佛禅思想与“在场主义”的写作立场
“我爱吾土吾民”，“在场主义”的写作立场，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历史创作。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积极入世，一字寓褒贬。将笔触放在田间地头、村野院落，写农事家事、乡土风情，体现出其对故乡风俗人情的熟悉与眷恋，对故乡人物的热爱与激情，对山水景物的体验与感触。这使《最后的士绅家族》成功实现从历史小说到纯虚构小说转型的关键。
不同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以在场主义的精神揭示社会变动的内外部原因。
闵良：“我深爱禅宗文化，所以把天龙寺设计成禅院，其实在我的故乡，它是净土的。天龙寺一直在守护着俗世生活，给举人湾的错误行为纠偏，比如枯木和尚痛斥闵正千毒杀谢马立。可以说，每个大灾难面前，天龙寺是举人湾最后的精神依靠。其实，佛教文化也是我们民族最后的精神依赖。天龙寺老僧由最后发展到毒杀两个红卫兵，走上了六十年前闵正千的老路，是时局让僧人忍无可忍。比如有人说鲁智深，“老僧好杀，昼夜一百八”。这里张扬的不是杀不杀生的问题，而是现实把人变成魔的问题。我试图想引人去思考，什么让两个老和尚作出有悖于他们毕生信奉教条的决定。”
和闵良《生死百年》高度一致的是，《最后的士绅家族》之《木禅寺》、《礼佛》，同样设置了木禅寺的救赎，或者说是一种杀戮之后的拯救，世道人性的最后归隐之地，和闵良的天龙寺比较起来，木禅寺的仁慧则带有极为明显的功利性质。
目禅寺，是代表佛的。佛的基本理义是忍让宽恕不争不执。而无论是柳江的士绅，还是山上的那两个和尚，他们都在争。他们的对面就是曾思城，曾不争，舍得。曾思城修木禅寺，并改为目禅寺，就是有这样的隐喻。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这是禅宗的由来。
闵良：“这百年的历史，相当于两千年封建史的一个尾声，古老的中华民族，其实一直在黑暗中前行，偶然的亮光，不过是来自太空星星，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像一只被关在屋子里瞎了眼的龙，四处撞击寻找出路。”
文化的隐喻、文明的更替融合，文化的求索意味，也许就是笼罩《最后的士绅家族》最为耀目的一瞥。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新野县，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文学评论者。多年教师经历、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昌吉学院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东莞日报·打工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安徽文学》、《躬耕》、《六盘山》、《香港文艺报》、《永平回族》、《中华读书报》、《新华书目报》、《半岛新闻报》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