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楼
已经快十一点了，平安一路小跑，过安检刷卡一气呵成，终于赶上了末班车。车厢里难得人不多，平安就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舒了口气。实习期总是特别地难熬，今天又加班到这个点儿，睡懒觉、逛街、看剧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生活状态了。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的时候，她都有一种辞职不干的冲动。
她现在连叹气都嫌累，只能疲惫地瘫软在椅背上小憩。闭上眼睛，车轮与轨道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愈发突兀。她突然想起了中午接到的家里的电话，她妈妈在电话那头声音沙哑：“你外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顿了顿，语气已经哽咽起来：“胰腺癌，晚期。医生说，估计今年是熬不过去了……”
她在心里念着“外公”、“癌症”、“晚期”……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医院的场景：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医生，抱着病历和医用器具来回奔走的护士，还有那些追在他们身后喋喋不休、满面愁容的家属……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19岁的平安参加学校的体检，医生在她腹部发现了一个肿瘤。
父母接到消息后立刻带她去了市里最好的一家医院。那家医院声名在外，每天都有远道而来的病人求医问诊。医院大厅里，排队挂号的人摩肩接踵，形容憔悴的病人和忧心忡忡的家属挤满了幽长的走廊，其间还夹杂着来回走动、费力宣传自己“治病经历”的“医托”，她们多是中年妇女，怀里抱着大摞的广告单，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竭力试图在熙熙攘攘的病人中找到适合的“宣传”对象。
检查结果出来，情况尚好，医生建议她做手术。病床紧缺，给她看病的医生体谅她是学生，年纪又小，便将她的住院日期尽量往前排。诊断结果出来的第二天，平安排到了一个病床。
她的病房在住院部22楼，整个22楼都属于肿瘤科。
平安住的病房是一个三人间。睡在她左边的病友是一位姓王的阿姨，年近四十，保养得宜，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久卧病床的人。右边的病友是一位姓李的阿姨，脸色蜡黄，瘦得颧骨高高地冒出来。
王阿姨患的是子宫恶性肿瘤，平安住进去的时候她刚做完手术不久，穿着病号服，戴着毛线帽，那顶橙色的帽子在苍白的病房里看起来是那么地引人注目。她笑意盈盈地安慰平安的妈妈：“你女儿这个病不严重的，良性的肿瘤只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好了，而且是科室里最有名的蒋教授主刀，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平安的妈妈人前一幅淡定从容的样子，背后却常常偷偷掉眼泪。
手术前有一个为期两天的术前准备，平安穿着病号服，盘坐在病床上和王阿姨聊天。王阿姨用没挂点滴的右手掀开病号服的下摆，给平安看她被绷带遮住的术后创口：“我这里做了微创手术，子宫整个都切除了，留了五个伤口。”边说边用右手比了个“五”的手势。平安看着那几处刺眼的绷带，纱布的雪白夹杂着碘伏的深褐，皱着眉头问她：“疼吗？”她摆摆手：“伤口小，挂的药水里还兑了止痛药，不怎么疼。”她又把她的毛线帽往后掀了掀，露出了光秃秃的头顶，平安凑过去一看，只见她白中带青的头皮上长满稀疏短小的头发，像初春时节破土而出的新草。王阿姨笑道：“化疗以后头发就掉光了，现在好不容易长出来了，我过几天又要开始做新一轮的化疗了。”又指着隔壁的病房叹道：“那个病房里有个小姑娘，才20岁，癌症，做了化疗，现在头发都掉光了，看着就可怜。”
第二天，平安在电梯里遇见了那个小姑娘，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羽绒服上大大的帽子松松地搭在头上。平安一眼就看到了飘在她脸颊旁的几根稀稀拉拉的长发，就像冬日寒风中萧瑟的柳条。小姑娘双手插在羽绒服兜里，眼神平静淡漠，只静静地看着紧闭的电梯门。平安从反光的电梯门里看了她两眼，又迅速收回了视线。
每天早上八点主治医生会来查房，查完房以后家属才能进病房。所以每天八点以后，死气沉沉的22楼就突然鲜活了起来，家属带着早点来病房陪病人，没有排到床位的病人和家属来护士站催问何时能排到床位。
平安跟着护士去做术前检查，路过护士站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个女人正在询问床位问题。负责安排床位的护士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夹，摇了摇头，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那个女人突然激动起来：“你们医院怎么这么不负责啊？我这个病很严重的！前几天你就说没床位，到了现在还说没有床位……”那个护士温声劝道：“我们也没有办法，排在前面的都是重病……”那个女人突然蹲下来放声大哭……平安身边的护士低声叹道：“这22楼排队等床位的有几个不是重病啊。”走进电梯的前一秒，平安回过头来望了望那个蹲在地上的女人，她身边的另一个女人正在劝慰她。
突然之间，平安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愧疚，一直以来，她同情这些被病魔侵蚀的病友，但也仅限于同情了。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与她关系密切的人不过那么几十个，这些受苦的人不是她的亲朋好友更不是她自己，他们不过是与她不相干的陌生人，点头之交甚至素未谋面，偶尔听说他们的痛苦遭遇，她不过是唏嘘一声，感慨两句，而后又接着过自己的生活。她看似是一个悲悯他人的局中人，其实不过是一个内心平静的旁观者。而现在，平安看着那个女人，突然为自己闯入他们的世界而愧疚起来——他们徘徊在死亡边缘，她依旧身体健康，而她的健康事实上就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
那天下午，平安待在病房里正和王阿姨聊天，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玻璃瓶摔在地上的声音，继而是一个女人夹杂着哭声的怒骂，旁边似乎还有人在轻声劝慰着，女人的哭声由低转高，又由高转低，最后化为力竭的哽咽消失在喉头。平安的妈妈倚在病房门口看了一下，回来低声道：“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王阿姨长叹了口气：“住在这22楼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恶性肿瘤，天天化疗，饭都吃不下，病又治不好，化疗还是得做，能拖一天是一天，每一天都是遭罪。”右边病床上的李阿姨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说道：“生了这种病，哭也没有用。现在还有力气哭，等到晚期的时候哭都没力气了。”她抬起头来朝门口望了望，又抱怨道：“那个老不死的怎么还不回来？肯定又去打牌了，我让他去给我买晚饭到现在还不回来。”李阿姨说的是她的丈夫。她刚做完手术不久，白天各项体征都还正常，一到晚上就突发高烧，病情反复，换了好几种药都似乎没什么效果，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此时她愤怒的眼神反倒给她蜡黄的脸色添了几分生气。
晚上7点多的时候，李阿姨的丈夫来了，他很高，也极瘦，看起来并不比生病的李阿姨胖多少。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敞开着的厚外套，眼窝深陷，挂着两个极大的眼袋，头发向后梳着，发际线极高。他甫一进门，病房里便弥漫了一股酒气与烟味儿夹杂的怪味儿。平安默默地憋了口气走到窗边，对着窗外大口呼气。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平安趴在窗台上俯身看着楼下如织的行人，人行道旁的栾树尚未抽出新芽，看上去还是一片萧瑟之景。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不想吃饭，我让你帮我买粥！拖到现在才来！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
平安转过头，李阿姨正满脸厌恶地把她丈夫放在小桌板上的盒饭往外推。
“我没有去打牌！我哪有去打牌？我有其它事情去做。”她的丈夫一边愤怒地辩解一边挥挥胳膊往外走，一副不想跟妻子计较的样子，说着便已经两三步跨出了病房门，朝电梯的方向走去。
平安觉得有点儿尴尬，又回过头来继续盯着楼下来往的行人看。身后李阿姨还在骂骂咧咧：“这个死砍脑壳的！还说没有去打牌！天天死去打牌……”说话间声音已经带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哽咽，“他就盼着我早点儿死，我死了他就解脱了……”平安悄悄回过头看了一眼，李阿姨正一边低声怒骂一边用没挂点滴的那只手去扒饭盒，那是一只瘦得骨节凸起的手，青色的血管在蜡黄的手背上显得异常显眼。平安忙撇开了眼。
第三天，轮到平安做手术了。家属都被要求在病房里等候，平安换好衣服独自躺在床上，平安的妈妈拉着女儿的手：“你别担心，别紧张。你王阿姨说麻醉以后就没感觉了，等你醒来手术都做完了……”平安能明显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她轻松地笑笑，想安慰一下紧张的妈妈。护士推着平安去手术室，她妈妈一路追到了电梯口，电梯门关闭的最后一刻，平安看见她正在抬手擦眼泪。
平安躺在床上，麻醉师看起来是一个温润的人。他跟平安聊天，神情轻松自然：“你今年多少岁了？”
“19。”
“还在上学吧？”
“刚上大二。”
“学什么专业啊？”
“中文。”
“中文啊，那挺好。”
说话间他已经绑好了她的胳膊，最后他把一个氧气罩罩在她的脸上，温声道：“吸一口。”平安吸了一口气，没什么感觉，他又道：“再吸一口。”她又吸了一口气，然后视线突然模糊了起来……
后来唤醒她的是腹部的疼痛，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见她妈妈一边唤着她的名字一边掉眼泪，她费力地张了张口：“妈妈……”又昏睡了过去。按照护士交代的，平安的父母每隔一会儿都会唤醒女儿，缠着她说两句话，但她每每总是抵挡不住汹涌的睡意，整个人都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一直到了晚上她才慢慢清醒过来，王阿姨笑道：“终于醒了，你妈妈都担心坏了。”
手术后伤口恢复得很快，平安没几天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李阿姨还在昏睡，她已经被反复的高烧以及伴随的呕吐折磨得瘦弱不堪，每天昏昏欲睡；王阿姨还是戴着那顶橙色的帽子，又开始做新一轮的化疗。
平安站在电梯里，看着不断变小的数字，突然间如释重负。住在22楼的这短短一周里，她亲眼见证了太多的不幸与绝望。从病痛来临时的天塌地陷，到与之抗争过程中的坚持与绝望，坚持下来的人满怀憧憬，绝望的人心如死灰。尽管病痛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放弃，但对生的渴望仍然占据上风，哪怕心如死灰，也还是宁愿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想要多活一天。她第一次与死神距离如此之近，第一次亲眼看见身边的人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更是第一次发现她过去19年间经历的那些年少的不如意是多么不值一提。
广播提示到站了，平安揉了揉酸痛的脖子，拖着疲惫的步伐跟随着人流向外移动。出了地铁口，拥挤的人流便立刻四散开来。晚风习习，夜凉如水，平安长舒了一口气，她想起了在22楼的那一周的生活，想起了戴着橙色帽子的王阿姨和她盈盈的笑脸，脚步轻快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