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终于等来的返城大潮（二）

前面一切的发生，有着大的社员背景，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两件事：一是老教师李庆霖告“御状”获毛主席回复。二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巨大冲击力量，加速了中央对知识青年政策的调整，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最终谢幕。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他因为自己的儿子报名下乡后，“孩子终年参加队里的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要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口粮不够吃。从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这封反映问题的信，最后交到了晚年的毛主席手里。老人看了后流泪了，于1973年4月25日亲笔回复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无，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央以（73）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当年六月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统筹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进行了调整、补充和完善，并以中央（73）30号文件下发了会议情况的报告。一年之内，中央连续下发两个文件强调知青工作，使处于窘困境地的知识青年们看到了希望。当时，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很快组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调查组，分赴农牧区社队和生产建设兵团调查情况。调查引出许多惊人的事实，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人先后听取了领导小组的汇报，全国上下坚决处理了一批罪行恶劣的犯罪份子，也留下一句“统筹解决”的后话，让知青们在不断的期待中苦苦地等待着。

1978年10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由于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做了充分的肯定，并在《纪要》中明确宣布：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城乡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认真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要切实加强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随后下发了人们常说的“知青四十条”，无情地封住了知青回城的道路。

这种事与愿违的政策和方案，使全国各地的知青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并在云南农场爆发了一系列事件。先是千名知青签名的《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没有得到答复。随后的第二封信也无回音。绝望的知青开始了罢工，进而演化为组织知青赴京汇报团。进入12月份，知青们在昆明火车站卧轨，使发往北京的火车中断运行72小时。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令中央领导颇为震惊，调查团迅速赶往了云南。1979年1月下旬，调查团走进开始绝食的勐定农场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进场部的宽阔大道上，1000多名男女知青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用嘶哑的、呜咽的声音，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望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调查团的领导人赵局长跌跌撞撞地跳下北京吉普，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赵局长哭喊着，去拉跪在地上的知青们，连声说‘青年们，孩子们，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中央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抱着几名跪在地上的女知青哭在一起。两代人都哭了，历经十年浩劫之后，两代人的心贴在了一起……。赵局长直起腰来，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哽咽着，但却是那么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说：“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云南知青问题很快就获得了解决，并且解决的非常彻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几万知青，土崩瓦解，走得所剩无几。这种现象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没有出现，由于北方的政策较为松动，知青返城不但比云南早，从始至终，都是在渐进过程中完成的，最为高潮的时段是1977年和1978年。早在1975年的时候，各个地方都指定专人到内蒙古兵团和地方上招工，目标主要是自己城市里的下乡青年。一时间，这种做法互相效仿，天津、北京、呼市、包头顿辙成百上千的招工指标分配下来，兵团农场和地方知青办都积极配合，对凡符合条件的知青，一律放行，而且男女平等，各占一半。同时，巴彦淖尔盟委政府也积极拓展安置渠道，在招工中，野外、矿山补充自然减员可以指名招收子女；被错整成“内人党”而致残的人，优先照顾一名子女回城；兵团干部、职工子女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分参加兵团的，也可占招工名额。这种半约束，又半敞开的办法，使整个知青回城的工作有堵有通。

1977、1978两年，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抓住政策松动的大好时机，终于掀起了迟来的返城大潮。北京和天津等地的知青办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也相应把门越开越大。北京市先是规定，交给地方农场的原北京市下乡知青，过去兵团中的政策继续延用，仍可享受病、困退回城待遇。知青们闻讯后，纷纷组织起来要求确认身份。天津、保定等城市也相继做出了类似决定，开始时还按病、困退手续按部就班，后来就变成了凡是北京、天津的知识青年，不管婚否、病否、家庭困难否都可回城。一时间，返城大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人们“宁愿回城去扫马路，掏厕所，也绝不回头”，成为了当时知青创作的名言。那些曾经的积极份子和知青干部也动摇了，并最终随之而去。

面对北京、天津知青的成批而去，由于当地回城政策较严而大批滞留在巴彦淖尔的青岛知青着急了，他们利用探亲的机会，成群结队返回自己的“老家”，到当地的知青办、信访科、市委等处集中反映情况，要求市政府解决本地知青的回城事宜。迫于形势，青岛市委同意接收内蒙、宁夏、青海支边青年返城。青岛知青回城了。上海，浙江等地知青，也在焦急地等待来自本城的消息，他们不满意都是知识青年，为什么来自北方的城市的就可以回城，而我们就要留下来？1979年春节期间，上海、杭州知识青年发起大规模城市请愿活动，内蒙古知青也加入其中，纷纷要求回城，群情激奋，交通为之堵塞。中央态度强硬，不为所动。但回城风是刹不住的，所有的条条框框，不过是人为制造一些障碍而已。进入八十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种左的作法进行了认真清理，正视存在的问题，全国所有因上山下乡而滞留在外的知识青年，最后都有了回城的合法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