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一

上小学的那几年，即便是到了阴雨天，或农闲不用下地干活的时候，我们在家也是闲不下来。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姐弟三人腾挪家具、整理摆设、洒扫庭厨，总之要把几孔窑洞都收拾地干干净净，内外整理地清清爽爽，物品归置地整整齐齐。

有一次雨天大扫除的时候，我在整理随着母亲陪嫁过来的那口老式实木箱子的时候，翻出了家里的老照片。那是第一次在我脑海里留下父亲和母亲年轻时代容貌记忆的经历，也是在那一天，我看见了父亲中学时代的样子，在一张黑白证件照片上。

”哟，这是谁家的小孩，精神的很，眼睛圆溜溜的。”我脱口而出、未加思索地问正在炕上纳鞋底地母亲。

母亲看了一眼后，笑着跟我说：“那是你爸！”

正是通过那张仅有的、一寸大小且泛黄的黑白证件照，我第一次穿越时空的阻隔，真切地看到了父亲中学时代的样貌，并在脑海里形成了父亲学生时代样貌的记忆画卷。在此之前，父亲的童年容貌只存在于我根据父亲自己叙述而产生的想象之中。照片上的父亲，用我们当地的话讲，“是一个攒劲的娃娃”。

二

父亲出生于1964年的春天，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生的父亲并没有逃脱饥饿的纠缠。父亲向我讲述他自己的童年往事并不多，但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父亲不止一次提到，且这三件事都与吃有关。饥饿始终贯穿着父亲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而这种童年的饥饿感带给父亲的则是终身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和对美食无比的喜爱与珍视。

在父亲的叙述中，他人生的最初记忆是“打平和”——吃羊肉、喝羊汤的场面。

那是在父亲五六岁年纪的中秋节的晚上，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当天出山参加集体劳动后跑回家，背着五六岁的父亲又赶夜路去同村的本家弟兄家“打平和”。“打平和”是西北农村比较常见的一种伴随交易性质的家庭聚餐。几户人家以商量好的价格，共同宰杀主家的一只羊，供几家人购买分食。羊需要现杀，肉也要立马分割，称重算价；钱货两清后，来买羊肉的人并不需要马上离开，主家则需要把卖羊以后剩下的羊头、羊杂等熬汤煮熟，招待前来“打平和”的人饱餐一顿。

爷爷白天出山参加集体劳动，一起参加集体劳动的都是本村或者邻村的村民，大伙都相熟，几个人休息的时候往一起一聚，有人临时起意，今天过中秋节，谁家有肥羊，大伙“打平和”过中秋节。几个人很快就商量好了，下工后直接去主家宰羊打拼和。爷爷大可不必回家，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所商量的那样直接去主家；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小儿子能在中秋节的晚上吃上羊肉、喝上羊汤，他下工后专门回了一趟家，背着父亲再去主家打拼和。

年幼的父亲，爬在爷爷穿着羊皮袄的脊背上，因为即将吃到羊肉而激动。中秋节的夜晚，月高无风。父亲发现身后不远处跟着一只狗，不紧不慢，不叫也不嚎。他跟爷爷讲了，爷爷转身将父亲放下，脱下羊皮袄，双手拎着上下抖动。羊皮袄在抖动下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爷爷赶紧伴随着吆喝几声，那只“狗”迅速地被吓跑，消失在暗夜中去了。当爷爷带着父亲到达主家，羊已经杀好了，羊杂都快要出锅了。大伙就等着爷爷和爸爸父子二人到来开吃呢。在大人们吃喝间隙的交谈中，爷爷向众人讲述了刚才路上的惊险偶遇，“路上碰到一匹狼，要不是娃娃发现了，它就把我们父子二人当羊吃了”。爷爷讲毕，引的众人一阵后怕，这会儿父亲才知道原来自己刚才遇到的不是“狗”。

我问父亲知道那是狼而不是狗的时候害怕不？父亲笑着说“害怕啥，那会那还顾得上别的么，光记着羊汤好喝了”。

父亲喜欢吃肉，无论是牛肉、羊肉还是猪肉，又或者是鸡肉，父亲都喜欢吃，并且吃的很香。每次看父亲吃肉，都是一种享受，看父亲吃肉，即便你吃饱了，你也会被他的吃相感染，觉得必定美味无比；他吃的很快，大快朵颐，双腮鼓动。父亲不仅喜欢吃，也乐于钻研怎么做好吃的。作为北方人，家里要做鱼、虾等海鲜，都是父亲下厨。此外他还向别人请教如何酿造黄酒、葡萄酒等，成果都出乎意料的好，自给自足之外也送给亲戚朋友享用。尽管父亲喜欢吃，但他一直都很瘦，没有啤酒肚，也从未大腹便便过；一米七左右的身高，体重始终徘徊在六十公斤左右。

父亲讲的第二个关于吃的事儿发生在他八九岁的那年。爷爷在青黄不接地春天突发重疾，从发病到卧炕不起，再到病逝，都发生在短短地几天之内。

那是一个寒冷且饥饿的春天，爷爷外出买粮食。在离家好几天之后的某个半夜里，爷爷背回半袋粮食。第二天早晨，父亲一起床就喝到了爷爷背回来粮食熬的面汤，而爷爷却因病不能起床了，奶奶还以为他累着了，歇一歇就会好的。在那个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无论大人小孩得病后唯一能做的就是躺着等自愈。

爷爷不吃不喝地在炕上躺了一天。当天晚上，爷爷已经病的不能讲话了。奶奶就让大姑把爷爷背回来的粮食，用石磨磨一点面粉，单独给爷爷做了一碗面条。面条端给爷爷后，爷爷一口没吃，转头把盛面条的碗推给了父亲。那时候还不清楚情况的父亲三口两口地将那碗面条吃了个干干净净。

对于一个全年也吃不了几次小麦面条的小孩来讲，面条诱惑无法阻挡，口水已经不允许他想别的了。当天夜里爷爷去世了。

那次吃面的画面在父亲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多次跟我讲起。

爷爷去世后，奶奶一个人，独自养活七个孩子。由于压力实在太大，于是襁褓中的小姑姑只能送给同村的一位本家奶奶，她只生了一个儿子，乐意收养一位女儿。此后奶奶艰难拉扯六个孩子，奶奶和四位姑姑以及大伯参加集体劳动，年纪较小的父亲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

父亲上学的年代，先是学工，后是学农，课堂学习总是排在劳动之后。随着姑姑们前后出嫁，大伯也成家了，同时家里的负债也是越来愈多。即便如此，奶奶还是供养父亲一直读书。在乡村小学走读的父亲，即便是放学后他也不回家，就在山里转悠。农村的大山，总能找到吃的。蒲公英，辣辣菜，山里各种能吃的花花草草和野果，都是他充饥的食材。父亲读中学后，星期日去学校，书包里背着一周的干粮，口粮不是野菜团子就是杂粮饼，父亲基本上都会在周二、周三前后就将一周的干粮吃完，剩下的几天就只能饿着，扛着，一直等到周五放学回家才能有点吃的，但依旧吃不饱。

父亲和其他与父亲同龄的叔叔、伯伯向我讲他们读初中的时候，饿肚子三两天，回家才能有口吃的；他们讲的时候尽管我在嘴巴上说相信，但是内心深处是深表怀疑的。因为在我的成长坏境中，饿肚子的体验是饿一顿，饿两顿都难受的受不住，饿两三天，这就超出了我的经历和想象了。后来我在路遥的小说中看到那个年代黄土高原上农村孩童关于饥饿的鲜活记忆，对父亲的童年饥饿更能理解，进而也知道了他们所言非虚。

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面对美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孔融让梨，这就是父亲讲述的第三个童年关于吃的记忆。

有一年父亲过生日。下午他放学回家，心中想着奶奶一定会给他做点什么好吃的，于是期待、憧憬着；回家的脚步就十分轻快。父亲一进门，奶奶果然给他烙好了一张鸡蛋饼。因为兄弟姐妹众多，而食物又十分稀少。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赶紧吃掉，免得被几个姑姑和大伯看到。爸爸拿着鸡蛋饼，尽管口吃生津，但舍不得轻易吃掉，心里正美呢；恰好被出山劳动归来的二姑撞到，上来就要抢。爸爸拿着鸡蛋饼夺门而出，边跑边狼吞虎咽，等到姑姑追上来，他已经将小小的鸡蛋饼咽到肚子里去了。

学生时代的父亲，成绩并不出众。在他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家里包产到户，加上心思不在读书上，于是父亲满心欢喜地回家种地了。和大多数农村中学生一样，没考上小中专，也没考上高中，等待的就只有回家种地这一条路了。踏上了和祖祖辈辈一样的人生道路，从此过上了面朝黄土背从朝天，整日修理地球的农民生活。当时的父亲和他的大多数中学同学一样回家务农，只为解决自己当下吃饱肚子的难题。而他同龄人中成绩优异的同学不乏考上小中专的人，而这些幸运儿在三年后都走上了教师岗位，从此端上了铁饭碗，成为乡镇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成绩次级优异者去读了高中，后来读了大学，有大好前程的也不乏其人。

父亲每每谈及他同学中的佼佼者，语气中无不透露出羡慕，那时候已经成为农民父亲的他唯有空留遗憾。这时候他就会紧接着规劝我们姐弟一句：“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世间所有事，当下看，总是看不清，道不明；往往过后能看明白的时候，但大多数都是无力回天空余恨。

三

大伯成家几年后有了一儿一女，等到父亲中学毕业回家，大伯一家就分开单过了。此后父亲和奶奶两个人，守着几亩山地，艰难维持生活。在父亲成家的那年春天奶奶去世了。奶奶去世前刚给父亲定好亲事，接着她就去世了。奶奶去世后父亲举债将奶奶安葬，同年冬天母亲过门，和父亲组成家庭。

成家后的父亲也才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但他却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全身心的投入土地里的劳动上，春种秋收，播散汗水，收获口粮和家庭的开支。在欠债还没有还清的1985年大姐出生了，家里添丁进口本身是好事，但孩子的出生意味着更多的花销。原本就产不了多少粮食，还得卖掉一部分用来还债和应付日常的开支，日子过的愈发艰难。

大姐出生后的第四年二姐出生了。二姐出生后父亲的压力更大了，父亲原本希望二胎能生一个儿子，这样根据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儿有女，刚刚好，还不用缴罚款。生儿子的思想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父亲也不可能跨越时代和文化的枷锁。二姐出生的时候家里欠债勉强还清。因为生了两胎女儿，要想再生第三胎，必须缴纳800元的罚款。那时候的800元，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事一笔巨款，因此父亲又背上了债务。不曾想第三胎也是一个女孩，三姐刚一出生就送给了二姑收养，但是罚款依然免不了。三姐被抱养后的第二年我来到了这个家庭，实现了父亲生一个儿子的愿望。而我的到来仅仅是缓解了父亲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反而更加沉重，计划生育罚款一笔高过一笔。除了大姐之外，二姐，三姐，和我每个人的超生罚款连续好多年都让父亲陷入债务的泥淖。

父亲为了偿还债务，在种地之余，先后尝试过贩卖羊、贩卖猪仔，还贩卖过“故衣”，就是贩卖旧衣服。去地级市的旧衣服批发市场买入陈旧的二手衣服，然后在乡镇的集市上零售出去。后来父亲还种起了烤烟，种烤烟的劳动强度不经历过的人难以体会。

种烤烟，首先要在春天土地刚解冻的时候在温棚里育苗。三四月份的时候需要将温棚里培育好的烟苗一颗一颗栽到塑料薄膜保墒的天地里。干旱山区的山田里移栽幼小禾苗需要浇水，而水是需要用毛驴从山沟里驮到田间地头的。烟苗栽到田里后还需补苗、烟苗正常生长后就需要喷农药防治虫害，同时也需要施肥，除草，这类活几乎是轮番来的，没有尽头。等到秋天烟叶长大了，成熟了，就需要采收烟叶。采收烟叶的时候更麻烦，需要将烟叶一片一片地摘下来，运回家，再用绳子将烟叶一片一片地串绑在烟叶杆子上；然后将串满烟叶地烟叶杆子装进烤烟房，用炭火烘烤四五天，烟叶烘烤干之后在将烟叶一片一片从烤架上摘下来。这时候还需要分拣烤好的烟叶。将烘烤好的烟叶按照优劣好坏分出个三六九等，分等后又需要将不同等级的烟叶扎成一束一束的烟叶捆，这样才能出售。烤烟的种植需要不少的人工一直从开春忙活到冬闲，这样还不能保证就一定可以赚到钱，保不齐忙活一年到头来还要亏本。因为烟叶出售并不是市场行为，烟叶是要统购统销的。种植烤烟的农民将收获的烤烟叶统一销售给乡镇的烟草回收站，烟叶能买多少钱还得由收购烟叶的工作人员说了算。种了几年烤烟，付出的劳动是难以计量的，但是挣到的钞票却是有限的。在我有限的劳动经历中，种烤烟的确是最辛苦的一种劳动。

父亲就是通过这样不停的劳动，终于用了几年时间挣出了我们姐弟来到这个世界所产生的罚款。

我人生初次记忆画面是在三四岁的时候。那是一个秋天下午，我和母亲在隔壁邻居家串门，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老家的窑洞坍塌了，家具和粮食都埋入黄土中。后来的记忆画面就是母亲用架子车搬窑洞塌方的土块，而我站在院子里目睹这一切的发生。那天是不幸的，父亲仅有的家产几乎毁灭殆尽；同时那天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一家五口都没在家；父亲去乡镇赶集还未归来，两个姐姐上学尚未放学回家，留守家庭的母亲和我恰好在隔壁邻居家。如果坍塌是发生在晚上，或者说发生在家里有人的时候，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浪打头。父亲刚脱离债务泥潭，又失去了自己的庄院。衣食住行，住所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重要的。父亲不得不挣钱修建庄院，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父亲为修建自己的庄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那时候父亲还很年轻，也颇有雄心壮志。他没有在坍塌庄院的原址上修修补补，而是重新选择了一处宽敞的宅基地，开天辟地，开挖窑洞，修建属于自己的全新庄院。我们家失去住处以后，在大伯家的一孔窑洞里借住，寄人篱下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后来，父亲在自家庄院挖了一孔很小的侧窑洞，作为厨房，也有火炕，我们全家才逐步结束寄人篱下的生活。

父亲既要忙着种地，又要在农闲时节，赚钱修建庄院。那时候是上世纪末，即将跨世纪的最后几年，黄土高原大山深处的农村里，虽然能吃饱肚子了，但是日子依旧过的紧巴巴的。自我记事起，尽管没有饿过肚子，但是家里的存粮从不像村里其他人家那么多，总需要将口粮之外的余粮卖掉，才能应付日常的开销。

2000年，我六岁，父亲决定送我入学读书，于是刚读二年级的大姐不得不第二次辍学回家。大姐第一次辍学的原因是二姐出生需要大姐在家照看小孩，这样母亲才能下地干活。第二次辍学回家的大姐和母亲两人在家务农，父亲一人外出打工，我和二姐两人入学读书。此后长达十年时间里，家里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大姐自此之后再也没能走进校园继续接受教育。

外出打工的父亲总会在夏季收小麦和冬季过年的时候回家，带回打工积攒的工钱供家庭开销，也用来修建庄院。父亲每年夏天回来十几天，收小麦，碾小麦，忙活好又匆匆去工地打工；冬天工地一停工他就回家。在别的人家冬闲的时候，我的父亲始终在忙碌，忙着挖窑洞，忙着运送挖出来的泥土，我们的新庄院就是在父亲一锄头、一铁锹的劳动中，逐渐成形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六七年，直到我读中学的时候，父亲每年赚的钱除了给我们姐弟两人上学和家庭开支外，剩余的都用在修建庄院上了。

当时我读书的成绩还不错，父亲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必须得提前为我上大学积攒学费，不能再将赚来的辛苦钱一分不留的全部花费在建造庄院上了。那时候我们的新庄院已经有了五孔窑洞，其中主窑洞也已经修建完成，人也住进去了。尽管是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但都用砖头箍了门脸和墙面，既好看又结实。尽管庄院还有最后一孔窑洞没有建成完工，院墙也还没修建，但是父亲已经决定不在往庄院上花钱了，必须把钱攒下来供我跟二姐两人将来读书用。

大姐在08年出嫁，那时候我正上八年级，二姐就读九年级，我们二人在本乡镇的中学寄宿就读，母亲一人在家务农，父亲依旧在外打工。直到我跟二姐两人都上高中后，父亲决定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外出打工。在隔壁乡镇就读高中的我和二姐，周末放学就去姥爷家吃住。父亲做出这个决定也是饱受非议的，尽管那时候打工的收入的确比种地高很多，但是村子里其他人都觉得父亲抛弃自己辛苦修建了十多年的庄院太可惜了。父亲为了提前积攒我跟二姐上大学的费用，放弃了自己努力了十来年，在村里修建一座庄院的目标。

好在高中三年后，我于2012年顺利考上了大学，二姐也上了一所不错的学校，父亲盼望子女上大学的心愿没有落空。

四

父亲打工多年为我们姐弟二人积攒的学费超过了我们上大学的实际需要。一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共计六千左右，我和二姐都办理了助学贷款，父亲每个月给我跟二姐每人各一千左右的生活费，加上奖学金和我们自己兼职赚的钱完全足够大学的日常花销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两人打工，一个月收入五六千，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就花费几百块，住宿水电都在工厂里，因此尽管父亲和母亲赚的钱少，但是他们节省，打工几年下来，也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

我去杭州读大学后，父亲和母亲继续在银川打工。在我大三那年，老家乡村开始了合村并居，山村里的人家都去塬上盖房子。父亲又动了修建庄院的心思，我当时也是豪情万丈，觉得自己将来一定可以靠自己在杭州安家，所以对父亲的想法完全赞同。

父亲问我的意见，我也觉得人总要叶落归根的，且不说父亲了，我以后也会想着回老家生活。老家的确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村子里的庄院是窑洞，在母亲离家打工后没几年就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要修也需要重新再来，毫无必要。大姐婆家在平原上有宅基地，后来父亲决定就在大姐婆家的宅基地上盖了六间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围城一座院子，这座庄院花掉了父亲的所有积蓄。庄院是在2015年的夏天修建完成的。这次修建庄院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之前修建庄院大多数工程和劳动都是父亲自己一个人的劳动，断断续续，前后修建了很多年，最后还是烂尾了。这次父亲直接找了包工头，将修建庄院的修建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承包出去了，差不多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座混凝土结构的红砖红瓦乡村大院就建成了。

房子盖成后父亲终于有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庄院了，他和母亲结束了打工生涯，回到老家重新当回了农民。

2016年我本科毕业参加工作，杭州的房价经过G20峰会后已经大涨，普通人购房已经难上加难了。这时候父亲又有了新的焦虑和忧愁了，看着年年就业最难的新闻报道，他担心我跟二姐的工作，更担心我们在城市里难以买房落户，难以婚恋成家。

毕业后我决定留杭州工作，父亲并未坚持自己的意见。二姐毕业后也来了浙江工作，成了家，夫妻二人都是教师，后来他们又举家去新疆支教，实现了父亲的职业愿望，只是可惜不在老家。大姐一家后来在隔壁省份的地级市购房入城定居。父母两人留在空空的新房子里，种几亩原地，没什么活干，父亲闲不下来。重新当回农民的父亲依旧发挥自己爱劳动的本色，短短三年时间，家里羊也养上了，牛也喂起来了，鸡狗等家禽家畜一个不少。房前午后，水果树也栽了不少，各种蔬菜种的都吃不完。大姐一家在隔壁地市，父亲就通过公共汽车将新鲜蔬菜送给城里的大姐，远在上千公里外的二姐跟我只有羡慕了。

在新庄院里过了三年新农村生活后，父母决定来浙江这边打工。18年春天，做好决定后父亲和母亲两人依然决然地就来了，放弃了自己大半生积蓄修建地阔气房子；一直到今天，父亲来浙江打工也有六年时间了。

工作后，父亲一如既往地很少干预我的选择和抉择，在难得地聊天时间里，父亲总会给我当下需要解决地问题提一些建议，后来证明他说的总是对的，只不过我意识到地时候都已经悔之晚矣。大学期间父亲建议我入党，我当时觉得自己要进企业，没必要入党，后来我工作后入职国企，这是后才知道没入党是多大地失误。

五

工作后，我才逐渐意识到父亲当年的不易与艰辛。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编辑，工资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少有结余，靠工资买房压根不现实。于是我在周末继续做起了教培兼职，才积攒了一点积蓄。但是随着房价日益高升，而我的工作也不是什么能够赚大钱的行业与职业，于是在2018年底，我的第一份工作合同到期后，我没有续签重新给自己谋求出路。19年我进入同行业一家大公司，收入有了提升，也有了稳定的预期，这时候我才开始考虑买房和自己的婚恋问题。

父亲尽管对我的婚恋问题很着急，但是他很少直接给我压力，还是向以前一样，只是给我建议，并不会过多干涉，也不会强力干预。2020年，我在全家人的帮助下买房上车。当上房奴的那一刻，我终于理解父亲追求半生想要一座属于自己庄院的心理路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确需要一座房子，无需多大，只需要它在哪？我们就会心安。

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结婚了。父亲原本希望我能回老家办婚礼，后来我决定就在老婆老家的县城简单办一场婚礼，父亲也同意了。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婚礼都无需举办，但最终还是举办了。在我的婚礼过程中，父亲很开心，他不停的用手机拍摄，分享给各路不能到现场参与的亲戚朋友。双方父母致辞的时候，父亲用西北口音的普通话让我感受到了他的开心。

我高中的时候，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用世俗的标准来评价我的父亲，他不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既不是大官，也不是大款；但是用一位父亲的标准来评价我的父亲，他是一位成功的父亲，因为他用自己无私的付出和实际行动的爱得到了自己所有子女的爱戴与敬重”。

曾经我作为父亲的儿子，理所当然的享受父亲带给我的一切。在我小时候，父亲去亲戚家干活，邻居家给前来干活的人每人分了一个苹果，父亲没舍得吃，把这个苹果带在身上好几天，最后带回家给我吃；父亲外出打工，夏天的时候其他工友都买啤酒喝，父亲舍不得花一瓶啤酒的钱；这细节都是舅舅后来告诉我的。

父亲对我的爱都在一件件具体地行动中。2008年的冬天，在那个大雪灾的冬天，父亲打工回来，正好赶上我的家长会。他来参加家长会，我考了班级第五名，年级15名的好成绩。但是当父亲听了我的成绩和其他同学的成绩后发现，我的英语成绩都还没及格，而其他成绩优异的同学英语成绩都优秀了。他就意识到，我的英语成绩落后，这是个短板，一方面对将来升学考来讲很危险，同时他又觉得，一旦我英语成绩能够提升，那我的学习成绩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那个冬天他带着我跟我二姐去小姑姑家，准备让我们姐弟整个寒假借助在小姑姑家补习一下英语。因为小姑姑家离乡镇近，乡镇上有开英语和数学的补习班。那天雪继续下着，但是我出家门的时候穿的单薄，没穿棉衣，只穿了毛衣，西北风呼呼的往怀里灌，给我冻坏了。父亲给我报名后二话没说，就把棉衣脱给了我，我跟二姐留在乡镇临时搭建的补习班教室里，他穿着单薄的毛衣赶十几里路回家。

如今我也为人丈夫，将来也要为人父亲，我能不能做到父亲这样，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不计回报的对家人付出呢？我觉得自己做不到，说的好听是自我意识觉醒，说的难听就是自私。爱是无私的，是不计回报的付出实际行动，如同父亲对我的爱一样。

我婚礼结束后跟父亲聊天，他满心欢喜之余，又给我谈起了他新的计划和打算。他打算在我还没有生小孩的这两年再给自己积攒一笔养老钱，这样等我小孩出生后，他和母亲就来给我带小孩，减轻我的负担，我好专心工作。万万没想到，就在参加我婚礼的两周后，父亲感染支原体肺炎，加上两年前他体检出高血压我们都忽视了，日常没有吃药控制。这次支原体肺炎诱发了中风。更糟糕的是父亲中风发生在晚上八九点，他自己不清楚情况以为休息一夜就会好，没想到半夜更严重了，都不能讲话，也不能移动了；这时候他还担心影响我，不让母亲给我打电话。第二天一早他们去了医院，直到中午需要办理住院他才允许母亲打电话告诉我。

我去医院照顾父亲住院治疗。住院接受了一周时间的治疗，父亲依然不能，独自行走，需要搀扶，好在他意识清醒。一周后医生建议我们出院，我为了父亲更好的康复，选择让父亲再康复科再住院康复两周，好在康复效果很好，父亲住进康复没有两天就能独自行走了。如今他仅仅是右脚大拇指不甚灵活，其他都恢复的挺好。

陪父亲住院期间，我越想越后怕。父亲这次中风住院，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基本上生病了第一时间不是去医院就医。因为我们过往的农村生活经历，去医院花费高，同时有个头疼脑热基本上休息休息，抗一抗就过去了；所以父亲这次中风，没有第一时间就医，错过了4个小时内的最佳治疗时间，错过了融栓治疗。留下了潜在的风险，也给后续的治疗和康复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万幸的是父亲恢复的很好，现在几乎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父亲刚住院的前几天，我自己也很害怕，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姐和二姐先后打电话过来，我和父母都瞒着他们。但是子女和父母之间冥冥之中或许有某种联系，大姐和二姐他们都觉察到了异常，在父亲脱离危险后，我才将真实情况告诉他们。

从小到大，父亲教给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指导，但是有一句话他反复提起，我仅仅是记住了，但并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直到这次父亲住院，我在父亲身边陪床，看到其他生病的老人，这一刻我才明白。父亲总说“子女活着父母的势，父母活着子女的势”。小时候，我们受伤了，受委屈了，总是哭着喊着找爸爸出头撑腰，叫妈妈安慰自己。长大后子女就成了父母的依靠，一旦子女有出息，可以给父母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他们遇到问题也只能依靠子女。

六

父亲的前半生是在西北黄土高原大山深处务农的农民，他的中年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老年却老无所养，老无所依，依旧要忙于生计。父亲的一生很普通，如同大多数平凡的父亲一样，短短几千字就可以讲述清楚他几十年的过往，但是这几千字的背后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劳动书写的，他用尽自己的全力一分一秒地、脚踏实地地走过来的。饿肚子的童年，贫穷拮据的中年，漂泊不定的晚年，构成了父亲近六十年的生活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