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被奉若神明，一会儿又被口诛笔伐？

文/邵信芳

如果有一个数据，它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能让上至政要下至黎民，牵肠挂肚，忽喜忽悲，那么它一定是GDP。

一个指标能被重视到如此，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幸运，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人们对它太熟悉了，熟悉得不愿意再去深入了解一下。

GDP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被确定为国际通行的经济衡量指标的？它好在哪儿，又坏在哪儿？为什么它的一丝风吹草动严重时甚至能引起执政党下台、政府改组的后果？一大批对GDP狂热膜拜或口诛笔伐的人，往往在面对这些基本问题时有些力不从心。

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命运不外乎以下两种：用无限拔高激起的反感来消解这个国际通用的经济计量指标应有的重要性，用随意贬低来嫁祸人为失误导致的种种灾难性经济社会后果。究竟是GDP的罪，还是片面追求GDP的罪，这是几十年来人类历史上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

和无原则的臧否相比，深入事物的内在，从根源出发厘清它演变的脉络，探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及其衡量方法的变化图谱，从而为继承或扬弃提供坚实的根由，要费时费力得多，但却有意义得多。

让我们首先去理解它，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尝试着去评价它，这或许是对待GDP和受它影响多年的我们自己，相对公正的方法。

GDP究竟是什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英国财政部前顾问戴安娜科伊尔和她的这本畅销书《极简GDP史》中指出，GDP不是一种基本事实，等着人们去测量，而是一种抽象构念，但它几乎囊括了一切事物：

钉子、牙刷、拖拉机、鞋、理发、管理咨询……简而言之，经济中所有的劳务和货物。然后采用极其复杂的方法进行调整，为了应对季节性波动，必须考虑通胀因素并进行标准化，从而让所有国家的统计数据大体上都具有可比性，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它们还能基于某种设定的汇率再次被调整。

和很多后天建构的东西一样，GDP的诞生也是出于现实的需求。

上世纪30、40年代的两大地震式事件——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促发了对一国经济全貌衡量指标的需求，经济总量测度就被提上了日程，最后GDP在和其他种种经济计量方法的角力中胜出而一役成名。一句话，是历史选择了GDP。

这项抽象的统计数字通过极其复杂的方法推导出来以后，就成为了经济运行表现至高无上的衡量方法，成为了各国政府和全球央行评估经济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它像一只无形的指挥棒，左右着各方对经济运行总趋势的评判预测、经济政治决策的取向，以及小民福利的起起落落。

GDP绝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作用力边界，企图让它在能力边界之外效力，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首先，这个指标本身只是对总产值的一个粗略反映。全球范围内的非正式经济规模一直处于增长态势，而自给性生产、逃避纳税和监管的地下经济等非正式经济活动，由于未经市场交易或测量困难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官方GDP统计之外。

其次，它不能全面反映质量的进步。用同样的价格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今天买的这台比起十年前买的那台，性能已经大大提高，而且更轻薄更便携。

第三，它无法反映技术进步对福利的增进。以前人们买一张唱片起码要花上十几二十元，而现在互联网免费视听产品唾手可得，同样是欣赏到了音乐却分文不花，消费者盈余明显扩大，但一次文化消费创造的GDP从十几二十元降到了几乎为零。

第四，它只重结果而不计损失。污染越严重GDP越高，资源损耗越大GDP越高，因为污染治理投入和石油、天然气开采投资都会计入GDP数据，它不对污染后果负责，也不对自然资产损耗负责。

更不容忽视的是，GDP的高增长并不总是一件值得迷恋的好东西。这项指标测量的不是一国财产或资产负债情况，而是收入、支出及生产的逐年变动状况。一场天灾、一次人祸损毁了财产，灾后对损失进行各种修复和弥补，结果就是GDP的高增长。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过就是对这种先损毁+再修复=高增长模式的一次成功演练。

除了这些内生性的局限之外，GDP还有时代性的局限。

诞生于大规模物质生产时代的GDP，强于测量有形物质产品数量和产生货币交易的经济活动。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增长的持续，经济的结构和特性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技术驱动型创新带来多样性激增，新产品新服务推出速度大大加快，商品生产全球产业链化，经济的复杂程度显著提升。

先进经济体系份额增长，它主要由服务和免费线上活动等“无形资产”构成，而不是由物质产品构成，因此无法分离质量和数量，甚至根本无法考虑数量。可持续性问题迫在眉睫，它要求对资源和资产的损耗投入更多关注，因为它已经在削弱未来GDP的增长潜力。经济的特征变化不定，衡量它的方法也要随之而变。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冷热起伏和人类对环境及社会问题的愈发关注，对GDP的质疑和诟病甚嚣尘上。

如环保主义者认为它导致了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强调而牺牲了地球环境质量，幸福主义倡导者认为它需要被真正衡量幸福的指标所取代，还有一些社会活动者认为对GDP的关注掩盖了社会不平等不和谐问题。这些质疑促发了各种替代性统计指标的出现，比如真实发展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等等。

草率的抛弃和过度的推崇一样，都是非理性的。

经济发展是人类福祉的重要贡献力量，而GDP在计量经济增长快慢方面的确成效非凡，至今仍然是全球通行的诊断经济总趋势的重要指标，引导市场主体理性决策，促进经济平稳运行，主导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

很多GDP解决不了的问题，其他替代性指标也解决不了。

比如，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商品价格为零，因而对GDP的贡献为零，但价值却并不为零。如何衡量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GDP面临的难题之一，但其他计量指标似乎也对此无能为力。

同时，GDP也为未来的国民福利测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发现，幸福指标与GDP数据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GDP较高的国家，在民众真正关心的大部分福利性问题上也表现得很好。因此，质疑归质疑，GDP始终屹立不倒。

是发展本身为人类创造了反思发展后果的机会。

我们今天能对GDP说长论短，恰恰是追求GDP增长带来的福利。归根到底，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远高于食品、住房和衣物支出，并且多到可以让人拥有足够的闲暇和自信时，人们才能超越谋生的艰辛，去反思经济发展的是是非非。要不然，我们可能还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为GDP数据的每一点微乎其微的上升而累死累活。 

（文中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