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翻译《陈白沙集》（3—4章）
看完我只有一个想法:
你是谁？请支持陈白沙。
第三章
《西关丁氏族谱序》
本县县令丁彦诚曾想修订本族家谱，但苦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考证。他向我请教，我告诉他：“追求追溯久远却难以证实，不如详细记录可信之事；盲目追求谱系宏大完整，实则是自我欺骗。家谱的意义，就在于真实可靠。”于是，他拿出家中旧藏的宗系图，此图涵盖上下数百年，记录了二十一代族人。但因年代久远，朱笔、墨笔记载已模糊不清，仅能勉强辨认部分人的排行次第。此外，他还拿出一部厚厚的近代家谱，其记录的世代数量比宗系图多出一倍，但文字繁杂粗陋。
西关丁氏族人，每年在社日都会祭祀先祖。主持祭祀的长老会向族人讲述祖先事迹，其中提及年代久远且显赫的先祖是丹阳司马。自司马之后，传说有“一司徒、六节度（此处有缺漏）、仆射、十光禄”等众多高官。如今，司徒的事迹已无从考证，宗系图的记载便始于司马。而近代家谱却在此基础上，又往前增加了九代，且每一代都记载有显赫人物。至于其他各分支的谱系，因世代变迁有所增减，与宗系图的记载大多相互矛盾。这两种家谱的得失，修谱者心中自然应当有数。
丁氏一族最早迁居至宁都的园村，后世子孙逐渐分散到各地，居住日益分散，难以统一记录，便各自按分支编写家谱。西关这支的家谱，以丹阳司马为第一代先祖，以最早迁居西关的大郎为分支始祖。其中记载的远近、详略、大小、同异之处，都以旧宗系图为依据，彦诚并未做改动，并请我为家谱作序。
彦诚于成化戊戌年考中进士，担任县令一年，就能使豪强畏惧、百姓归附。他尽数捣毁县内不合礼制的庙宇，并以礼教禁止百姓的不良行为，至今已有六年。然而，他仍未能完全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大概是因为行事方式与世俗观念存在冲突吧。如今修订家谱，也应以真实为本，所以我为此加以辨析并作序。
我从前读苏子瞻的《刚说》，想象着作者如青天白日般光明磊落；而孙介夫先生立于朝堂，就像千丈峭壁，令人敬仰却难以企及。孙先生是彦诚的同乡前辈。彦诚曾向我请教一个困惑他多年的疑问：“西关丁氏第六代没有子嗣，后来过继了孙氏之子，即七二居士，他实则是孙介夫的儿子，此事记载在居士的墓志铭中，但如今墓志铭已失传。这是我自幼听族中长老所言，如果属实，那么介夫先生与我就不仅是同乡关系，更是先祖来源。”我将此事一并记录在此。
《汤氏族谱序》
家族的族谱，就如同国家的史书。追溯本源必须准确，记载远近必须明晰，分辨异同必须审慎。地位低微不攀附显贵，身世微末不依附名流，不因为富贵就改变对亲人的态度，不凭借文饰掩盖过错，这才是优秀的族谱。
每个家族都有族谱，但规模大小各有不同；每个家族都有世系传承，但兴衰起伏各有差异。从当下这一世代往上追溯，缺失不可考的部分暂且搁置，留存下能够确定的内容，这才是好的族谱。家族的世系依赖族谱得以保存，族谱存于家族之中，这样的家族才可称为世家。有些修谱之人不明白家族世系的重要性，通过攀援附会来抬高家族地位，用空洞无实的言辞粉饰，这样的族谱我不屑一顾。
汤氏是本县的名门望族，自称先祖是汴梁人，跟随宋朝王室南渡后，迁居到岭南南雄。因年代久远，早期世系已无从考证，如今将最早从南雄迁居古冈、名叫汤统的人尊为一世祖，汤统以上的世系因元末战乱导致族谱失传而难以查考。后来续修族谱的，是汤氏第八世孙汤有容，他曾任唐府伴读，退庵邓先生还为这部族谱作过序。
正统己巳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天，南海爆发黄贼之乱，整个郡都陷入动荡。贼人向南进攻时，汤家的儿媳马氏毅然对丈夫汤溥英说：“贼寇就要来了！其他财物丢失尚可获取，但族谱若亡失，家族历史就无从考证了！”于是，马氏亲手携带族谱逃到县城西北的贵竒坑。一路上，她在战火中出入，历经千难万险，最终保全了族谱。
汤氏先祖以儒学起家，世代都有显赫之人，正如族谱旧序所言，伴读公汤有容的贤能是有家族渊源的。如今，马氏的贤德同样令人敬佩。在宋朝，钦州太守马持国贤能且有名望，不知马氏是否是他的后代？如此看来，马氏的贤德大概也传承自先祖。马氏的儿子汤绍端感念母亲的贤德辛劳，希望将此事记载下来，告知后世子孙，让他们都铭记于心，并请我为族谱作序。
我认为，世家大族的族谱值得品读，而像汤氏这样不攀援、不附会的族谱，更是优秀。家族内部有贤德的妇女，外部有贤良的男子，共同修缮、维护族谱，使其失而复得。汤氏子孙若能铭记这份传承，也算是践行正道了。国史记录事件，与家谱的功能大致相同，史书重在劝善惩恶，而家谱侧重于劝善。如果不修明家族世系，仅靠族谱抬高家族地位，君子不会看重，最终也无法起到劝诫后人的作用。
族谱是用来保存家族世系的，但真正让族谱值得重视的，是家族的世系本身。使世系受人敬重的是德行，使族谱受人敬重的是文字记载。那么，德行与文字记载，哪个更重要？是重视家族世系，还是重视族谱？答案，或许就藏在汤氏家族的传承之中。
《送李世卿还嘉鱼序》
弘治元年戊申（1488年）夏四月，湖广嘉鱼的李承箕（字世卿）从家乡背着干粮，向南望着大庾岭，一路吟诗而行，进入南海，到白沙拜访我。初次见面，我们交谈十分投缘。此前五六年，我在北京与都宪公之子承恩相会，承恩是世卿的堂弟，他曾拿世卿的文章给我看。世卿的文章引经据典，气势奔放自如，笔力雄健，洋洋洒洒数千言，自然流畅，毫无被功名利禄束缚的痕迹。那时我虽未与世卿谋面，但已深知他的抱负远超常人，这份印象一直铭记于心，也时常在诗中表达出来。有时听闻有人谈论当世擅长文章的士人，我必定会问：“比得上李世卿吗？”但我又猜想，世卿年少气盛，或许能有高远的志向，然而能否做到悠然自适、没有外物的贪慕，达到忘却自身、忘却事务、忘却家庭、忘却天下的境界，恐怕未必能与我契合。谁能料到世卿竟真有意前来呢？
从初夏来到白沙，至今已过了七个月。期间，世卿受当地长官聘请，在大云山编纂县志五十多天，其余时间都在白沙，我们朝夕相处，讨论各种道理。大到天地间目见耳闻的事物，小到古今典籍记载的内容，无所不谈。唯独那些未曾言说的，如人心的通达与阻塞、生生不息的微妙变化，这些超越见闻的道理，我期待世卿能通过深入思考自行领悟，并非是我有所保留。
平日里，我们时常唤来美酒，与世卿一同玩投壶游戏，每次都一定要尽兴喝醉。喝醉后便赋诗，有时世卿先作我来应和，有时我先写而世卿酬答，前后共积累了一百多首诗。这些诗作都源自真实的性情，从不刻意迎合世俗的褒贬。如今，世卿因母亲年迈在家，决定告辞还乡。我想挽留却留不住，于是作了十三首古诗与他道别，其他友人也纷纷赠言。
世卿回去后，可以将在这里所学到的知识，与兄长茂卿探讨印证；也可以登上大崖山，在赤壁的风月中吟咏抒怀。那些我未曾言说的道理，世卿终究会自己有所领悟。至于世卿今后是出仕还是隐居，是显达还是隐退，是被任用还是被舍弃，都取决于他的际遇，并非我所能预知。我年老多病，打算前往罗浮山四百三十二座山峰间采药，以此了却心愿。不知世卿日后还能否到云雾缭绕的山间，与我再次相见？写下这篇序文，为他送行。
《望云图诗序》
心中所向往的地方，如果不是腾云驾风，肉身难以抵达。受限于山川阻隔、官职职守，或是被岁月耽误，人一旦有所感触，内心就会被触动，常常吃饭时忘了吃饭，睡觉时忘了睡觉，整日凝望远方，目光都不眨一下。从“化”的角度来说，这是外在环境未能改变他，而内心却已沉浸其中；从“情”的角度来说，这种情感哀伤却不过度，已达极致。能有这般情感的，不是儿子对父母，就是臣子对君主，这样的情感看似过了头，实则并不过分，狄仁杰大概就是如此吧！
狄仁杰在武则天执政的唐朝为官，他一人肩负着李唐社稷的安危，扶持正统，抑制乱象，光复唐朝江山，这些事迹记载于史册，如同日月般光辉闪耀。狄仁杰可谓是对唐朝有大功之人！贤能的人明白，他这份赤诚之心，源自当年“望云思亲”的一念。所以说：“要寻找忠臣，必定要在孝子之中。”
如今的王公自幼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藩司、臬司等官员对他的称赞如出一辙。王公是山西人，奉命来到南海任职数年，因母亲年事已高，无法在身边朝夕侍奉，心中十分忧虑，与人谈及此事，常常痛哭流涕、难以自抑。王公父亲去世时，他尚且年幼，却因悲痛过度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可见，王公的孝顺源于天性，并非是受外界影响勉强模仿。于是，诸位官员命画师绘制《望云思亲图》，以表彰他的孝心，又一同写诗记述此事，并请古冈身患疾病的陈某（即本文作者陈献章）为其作序。
不久前，王公乘船从广海来到新会，当地官吏百姓亲近他，就像亲近贤良的大夫，全然忘记了他尊贵的身份。如今世态人情，大多喜好谄媚奉承，而王公却如清风般涤荡污浊，百姓称赞他从不扰民。从今日对王公的了解，再对照古代狄仁杰的事迹，便能明白王公内心的坚守。如果没有这份赤诚之心，即便文章能赢得众人赞誉，功业能带来一时荣耀，名节能惊动世俗，也都是虚假的，又怎能长久不变呢？
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源，它能通达神明，光辉照耀四海。尧、舜是伟大的圣人，孟子称赞他们也不过是“孝悌”罢了。所以，君子最大的德行莫过于爱亲。我曾读李密的《陈情表》，每次都感动得流泪，放下书本感叹不已。唉！李密的《陈情表》就如同太行山上的云，寄托着思念之情。而这幅《望云图》呢？看到它，究竟是能慰藉王公的忧愁，还是会增添他的忧愁？这恐怕很难说。然而，君主与父母本质是相通的，对父母尽孝，对君主尽忠。世间难道会有深爱父母却背弃君主的人吗？绘制此图并赋诗，既表彰王公的孝心，也勉励他的忠诚，同时也用王公的事迹，让那些不如他的人感到惭愧，从而振兴颓败的风气，匡扶社会教化，这本就是为官者应尽之事。诸位官员绘制此图、创作诗歌，难道没有这样的深意吗？希望观览之人能自行领悟其中的道理。
《赠李刘二生使还江右诗序》
庐山白鹿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故地。宋代考亭先生朱熹曾对白鹿洞书院进行重建，此后却渐渐沉寂。我大明朝文化昌盛，乡里先辈翟公任南康太守时，开始谋划恢复书院旧貌，潮阳李先生继其之后继续努力，白鹿书院的名声才又重新传扬天下。
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耻庵陈先生与提督学校的宪副锺公、佥事冷庵陈公、大叅祁公商议，众人毅然将复兴文化教育作为己任。他们认为我对朱熹的理学也曾私下学习研究，应当参与书院事务，于是备好书信和礼物，通过巡抚镇守官员派遣李士达、刘希孟两位学子，到白沙向我发出邀请。同时，掌管藩司、臬司的诸位贤才也都知晓此事，此外，东白张先生、广东布政使彭公、按察使闵公，以及吉水的袁德纯，各自写信给我，一时间书信如光辉映照，纷纷寄到我家。
两位学子带着诸位大人的嘱托来见我，我看到礼物十分惊讶，放下书信连连推辞，边退边说：“二位不要误了诸位大人的事！想要振兴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恢复朱熹当年的盛况，一定要找真正精通朱熹理学的人，这样才不辜负诸位大人的委任。如今却来询问我，这就好比向聋子打听声音，向盲人询问景色，实在是找错人了！”我听说，君子用人会基于真诚，不会强求别人做力不能及的事。诸位大人即便让我住在庐山，这是我能做到的；但住在庐山去主持诸位大人期望的教育事务，这并非我力所能及。二位学子一定要仔细斟酌啊！
此事在县里传开后，听闻有官员派来的使者，从县令及其属官，到士绅百姓、老者，源源不断地前来，无不深受触动。李生风度潇洒，谈论是非不随意附和；刘生态度恭敬，言语谨慎且有理有据，二人都自称是东白先生的弟子，我十分欣赏他们。他们在我这里停留将近一个月，因诸位大人的嘱托，迟迟没有离开。我退还了诸位大人的礼物，又写诗与他们道别，既是向二位学子表达我的心意，也借此抒发我对庐山白鹿洞书院的敬仰之情。
这天，宪副陶公路过白沙，县令丁侯和乡里的各位友人，也都写诗相赠。诗集编好后，他们便请我为其作序。
《味月亭序》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年）春正月，五羊（今广州）的何子有带着美酒来到白沙拜访我，我们对着明月一同饮酒，连续欢饮了好几个夜晚。何子有告诉我：“此前我梦游仙境，感觉十分畅快，于是将自家居所命名为‘味月亭’，用来纪念那个梦境。希望您能为它写几句话。”我随口吟诵一首绝句：“骑羊仙客去仙城，风韵千年落杳冥。罗浮道士来何处？笑倒君家味月亭。”
我打趣地对何子有说：“你知道罗浮道士是谁吗？他曾经俯瞰、仰望过你的亭子呢！”说完，我们相视而笑。其实，早在五年前，我受朝廷征召路过郡城时，曾在何子有家留下姓名。这里说的“罗浮道士”，指的就是我自己，不过是借这个说法寄托趣味罢了。
《赠容一之归番禺序》
容一之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却跟随我学习了十一年，从未在人前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前往京城，见到追名逐利之风盛行，便满心不悦，还对人说：“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践行自己的志向。仅仅为了获取俸禄而不知羞耻，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愿过。”容生的志向，可谓坚定笃诚。只是可惜，因为我的才疏学浅、行事谬误，没能更好地辅助他修养仁德。所以，容生虽然天资出众，学业却尚未达到理想的境界，这实在是我徒有虚名而耽误了他。
即便如此，容生坚守志向的精神又谈何容易！圣贤的言论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容生若能取来研读，效法其中正确的道理，改正不当之处，坚定不移、勇往直前地每日精进，那么成为古人那样的贤才并非难事。我只是担心他追求的目标过于高远，行事作风过于奇特，将来即便有所成就，恐怕也超出常人的预料。而我向来才能平庸、迟钝笨拙，又怎能追随他的脚步，仰望那九霄之上的广阔天地呢？容生如今正一心追求自我提升，恐怕也不会屑于再跟随我学习，我又怎知脚踏实地前行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容生啊，你一定要谨慎地走好每一步。我沉浸于“习忘”之境已久，你回去见到毅卿，也把这番话转告给他吧。
《道学传序》
从汉朝至今，文字记录与著述之繁多，历经数百上千年积累于天下，多得即便用牛拉车搬运都能累得牛出汗，堆积起来能充满整个屋子，却仍未有停止之势。许文正曾对人说：“真该再来一次焚书。”这本是残暴的秦朝才会做的事，文正却毫不避讳地这样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广东左布政使陈公选取元朝所修《宋史》列传中的《道学》一编，刻成雕版，与志同道合之人共同研读。《宋史》通行天下的是完整版本，陈公却特意关注这一部分。唉！我明白他的用意了。孔子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后世从儒家门下求学的人众多，但能像圣人一样讲忠信的却很少，为何与孔子的话如此不同呢？孔子的学问，并非后世之人所说的那种学问，后世求学的人，不过是记诵知识、撰写文章罢了，对于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却茫然无知。这是什么缘故呢？典籍太多，导致学习时难以专注用功；耳目被繁杂信息扰乱，使得心智无法明澈，也难怪君子会为此担忧。因此，秦朝焚书固然有罪，但君子却不避讳谈论此事，并非赞同秦朝，而是因为其中有不得已的缘由。
孔子去世后，精微奥妙的言论失传，又过了一千五百年，周敦颐（濂溪）、程颢、程颐（洛阳学派）等诸位大儒相继崛起，从遗留的经典中领悟到失传的学问，彼此研讨学习并传承下来。记载在这一编中的内容，已经十分完备了，即便与天地共存亡，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还听说，六经是孔子留下的书，求学的人如果只是诵读文字而不领悟其中深意，那么六经也不过是无用的糟粕罢了，这样做难免会陷入“玩物丧志”的境地。
如今这一编《道学》，收录了诸位大儒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的论述著作。求学的人如果不只是从书中寻求知识，而是在自己心中探寻道理，明察动静、有无之间的微妙变化，涵养自身内在的本性，不让外在的见闻扰乱内心，摒弃耳目对繁杂事物的过度关注，保全虚静圆满、变化莫测的精神，那么一打开书卷，就能有所收获。这并非仅仅从书中得到知识，而是从自己内心有所领悟。因为以自身的思考去观照书中内容，无论何处都能受益；反之，若只是用书本知识来扩充自己，那么放下书卷就会感到茫然无所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介草民，想要献给陈公以及天下志同道合之人的浅薄见解。承蒙陈公嘱托为其作序，所以写下这些话。陈公名选，字士贤，是浙江临海人，他的父亲勿斋先生曾任新城县令，留下的仁德惠及百姓，人们都称赞陈公的学问源于家学传承。
《杂诗序》
自我在成化七年（辛卯年，1471年）秋九月起，便不再写诗，即便偶有诗兴，也总是强行克制。到了今年夏四月，我的病情稍有好转，拄着拐杖出门，举目仰望天空，低头俯瞰大地，心中满是欣喜与感慨。师长、友人接连离世，知己也越来越少，这实在令人难以释怀。回到厅堂，听到童子们诵读诗书的声音，内心的情感突然被触动。身处人生的艰难境遇，种种机缘触发，情感便化作诗句，十多天下来，总共写了若干首诗。此外，还有《闻蛙》《闻杜鹃》《示跛奴》《诘李翁》《奴送西宾笔》等诗，统共又有若干首。写完后，我隐约觉得这些诗作耗费了不少时间，便又回到过去不写诗的状态。
月末，我取出这些诗来阅读，发现每一首都是由真诚心意所引发，词句毫不虚假。于是我为这些诗作写下序文，将它们收藏起来，日后拿给儿子们看。
《送李山人诗序》
成化七年（辛卯年）春天，永丰人李立武身怀风水之术，路过白沙拜访我。一天，他用风水之术在蓬莱馆勘察地形，指着馆内上方一处土坑对我说：“这是仰天湖。”我无法判断他说得对不对。此地西北连接昆仑山脉，周围环绕着十二条溪流，青山环抱，白云缭绕。我在此处俯仰天地，心中十分愉悦。李君四处勘察后没有新的发现，又感叹“仰天湖”地势绝佳，称其奇妙至极。我与李君，大概都在这过程中各得其乐。于是我写诗相赠。
《送容一之如永丰诗序》
县令丁侯在罗一峰先生去世后仍十分敬仰他，便派学生容贯作为吊祭使者前往永丰，并将慰问金交给罗先生的儿子罗清极。容贯说，自己将从永丰向东前往金陵，到江浦拜访庄木斋先生，然后再返程。这份追念贤人的心意，无论对方在世还是离世都始终如一，实在令人敬佩。我作歌为他送行，歌词是：“还从江北话江西，谒墓人来见木斋。长江亦是东湖水，何处吟风弄月台。今朝何事又离羣，南北东西一片云。如此行藏都未定，老夫扶病欲随君。”
《东圃诗序》
南海的范规曾跟随我学习，我曾听闻范规的父亲东圃翁为人朴实淳厚，从不与人结怨。早年他在江湖间奔波，疲倦后归来，在西江岸边、花山北麓开辟了一处园圃，并自号“东圃”。东圃方圆约十亩，中间有个池塘，上面架着三间草屋，旁边种满花卉、名贵树木和蔬果。东圃翁在此怡然自得，有时像荷蓧丈人那样扛着农具劳作，有时如抱瓮灌园的汉阴丈人般悠然自适。兴致来了，便投竿钓鱼、戏水游玩，或是击壤而歌。四季更迭，园中的花朵，红的凋零，白的绽放，他有时饮露食花，有时寻芳赏景。他常常光着头、岔开腿坐在柽树、竹影之下，自在独酌，看着孙辈们上树摘果实，嬉戏笑闹，以此为乐。喝醉了就弯着胳膊当枕头躺下，以绿草为席，清风拂面，无论醒着睡着，身边所见皆为山云水月，大都是令人愉悦之事。
范规离开白沙，前往曹溪洞游历，我们好几年没见面。有一天他又回来了，与他交谈，听他讲述见闻，就像读陈子昂、李白的《感遇》诗，一会儿惊喜，一会儿惊愕，范规的经历也真是奇特！等到他要回去时，向我求一首关于东圃的诗，还说：“希望能用诗作让父亲开心。”我乐于听闻东圃翁的为人，又怜惜范规的一片孝心，不好推辞，便作了一首十韵排律相赠。东圃翁名叫范真，但他的字我还未曾听说。诗如下：“一老胥江卧，濒江一圃开。林春烟淡泊，地暝月徘徊。尽日扃茆宇，残年寄酒杯。山蹊人不到，庭竹凤飞来。静得丘园乐，清无市井埃。云封朝几白，风入夜弦哀。细雨携鉏去，轻笻看药回。江山吾晚暮，梨栗尔婴孩。天上羣龙逺，花前独鹤陪。谁为求仲侣，心迹总悠哉。”
《韶州风采楼记》
宋仁宗在位时，任命了四位谏官，其中一位便是忠襄公余公。蔡君谟曾写诗称赞道：“必有谋猷裨帝右，更教风采动朝端。” 弘治十年春天，韶州太守钱镛开始修建风采楼，此楼与纪念张文献（张九龄）的风度楼遥遥相望。忠襄公的第十八世孙余英，专程来到白沙，恳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以彰显先祖风范。
从天地开辟到唐朝，从唐朝到宋朝，再到如今，不知历经几千万年。回顾历史，在我之前，如泰山北斗般令人敬仰的，只有曲江公（张九龄）一人；在我之后，能担此称誉的，仅有忠襄公和菊坡公两人罢了。唉！生于岭南之地的士人，历经如此漫长岁月，能名垂青史者竟如此稀少，由此可知，忠襄公的风采，人人都渴望一睹为快，就像凤凰、灵芝那样，在世间极为罕见。
以忠襄公的才华，若能充分施展抱负，他必定能如“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一般力挽狂澜，对国家和百姓大有裨益。然而，仅仅一个谏官的身份，又怎能完全展现他的才能呢？颜渊曾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综合夏、商、周、汉四代的礼乐制度，悉心教导他。颜渊只是一介平民，为何能参与探讨治国大道？因为他身处陋巷仍坚守赤诚之心，仅以一瓢饮维持生活却追求志向，不迁怒他人、不重犯过错，不断向圣人境界迈进。被任用就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任用就退隐自守，这正是孔子作《春秋》所蕴含的深意，可惜后世之人未能完全领会。后世想要追寻圣人之道的人，颜渊便是最好的典范。
人应当审时度势，时机适宜就展现才华，时机不佳就韬光养晦。言语与沉默、出仕与隐居，都应顺应时势，怎能随意而为呢？余英啊，你要努力奋进！不要认为忠襄公的成就可以企及，而圣人之道却遥不可及。
第四章
《古蒙州学记》
立山恢复州治后的几年，现任云南左布政使、乐安人谢绶，刚刚受命担任广西右布政使。当地百姓欢欣雀跃，相互转告：“谢公又回来了！谢公又回来了！”庐陵人彭栗刚任蒙州知州，他向当地父老询问情况，父老们跪地说道：“谢公是让我们重生的人，我们怎能忘记他！我们蒙州，古称古蒙州，唐朝时改为立山县，本朝洪武年间又被撤销，改为古眉巡检司。当时草寇肆意作乱，百姓逃亡过半。近年来，猺、獞等部族盘踞此地，盗贼日益猖獗，百姓孤立无援。”
成化十二年（丙申年），巡抚都御史朱公英统领两广军队征讨荔浦，大破贼寇。贼寇畏惧，便派人招安。獞族首领李恭率先派儿子前来投降。此前，谢公以参议之职辅佐巡抚军事，提议在立山筑城。立山本是州治所在地，位于桂林、平乐之间，是藩地的核心区域，当时人们担忧的是没有抵御暴徒、安置百姓的地方，恢复州治，百姓才能安定。谢公随即向上奏请，得到许可后，便开始营建立山。在这项工程中，谢公与按察副使范镛、都指挥王辅交替主持。次年（丁酉年），州治建成。正当进军荔浦时，桂山岩贼寇凭借地势险要负隅顽抗，有一支军队大怒，打算将贼寇全部歼灭。谢公查明其中被胁迫的有七百余人，将他们释放并遣送回乡务农。贼寇因此彻底信服，此后无论招安到哪里，猺、獞部族看到立山的变化，都纷纷前来。谢公以一念好生之仁，替代了数万将士浴血奋战！如今，逃亡的百姓得以重返家园，州治得以恢复；昔日残害百姓的人，如今也改过自新成为良民。我们能安心从事农桑，能拥有私塾学堂，生有所养，死有所葬。谢公让我们获得新生，我们怎能忘记他！”
于是，彭栗将父老们的话记录下来，准备刻碑立于学宫，以传后世，并与提学周时可商议此事。周先生多次向我转达彭栗的恳切请求，让我为其作记。唉！彭栗确实没有出于私心推崇谢公，而是真心希望蒙州的士人铭记这份恩惠！请让我谈谈看法：谢公释放七百人的性命，让他们回乡务农，才使得众多贼寇归降；州治的废与立，看似与百姓相关，实则都源于谢公的一念之间。一念发动，便有回应，默默观察便知，这是生生不息的机缘，循环无穷。在这里没有你我之分，没有古今之别，它充塞天地之间，与禽兽、草木、昆虫融为一体，只看我们如何践行仁德，这是多么宏大的力量！
程子说：“切脉可以体悟仁道。”仁，是人心的根本。扩充这颗仁心，足以安定天下；若不扩充，连保全妻儿都做不到，怎能不深思？圣明的朝廷访察古迹、设立学校、任命师长来教化天下，师长传授的是此道，学生学习的也是此道。遵循这条道路，追求成为贤人便能成为贤人，追求成为圣人便能成为圣人，追求与天道合一便能与天道合一。只要秉持真诚之心前行，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这正是先王教化的根本。舍弃此道，只专注于训诂考据，这是汉代以来的浅陋学风；舍弃此道，只追求辞章华丽，这是隋唐以来的又一浅陋之风；舍弃此道，只钻研科举文章，这种风气从唐代发端，宋代未能改变，元代愈演愈烈，至今仍是浅陋至极。
士人应当学什么？应当通过学习来改变气质习性，以成为圣人作为最终目标。既然以成圣为目标，又怎能自我轻视呢？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周先生是一方师表，彭栗作为知州，拜访山野隐士，并非一般的庸吏，因此我冒昧写下这些话。如果学生们有疑惑，可以向周先生请教，必定会有人因此奋发向上。一人倡导，众人响应，大家勤勉钻研，学问的传承就会越来越广，教化也会越来越深远，这对于谢公的功绩也是一种彰显。如此，这篇文章或许也能像《诗经·鲁颂·泮水》那样，成为赞颂贤德的佳作吧！于是我写下了这篇记。
《程乡县儒学记》
潮州程乡县的儒学宫长久以来倾塌毁坏，如今按察佥事雩都人袁庆祥谋划安排，对其进行重新修建。第二年，巡按广东监察御史刘缨巡察岭东道，佥事王某往来奔走，劝人捐助财物，又拓展土地，助力工程完成。凡是学宫应有的建筑，如文庙、明伦堂，前后布局与程乡县旧有的规制相同。袁公根据当地地形的宽窄，重新规划调整：左侧为文庙，右侧是明伦堂，二者皆坐北朝南，并列而立，这便是学宫壮观的景象。
文庙中供奉孔子像，这种做法世代沿袭，但关于其起源的说法不一，有人猜测这或许是古代以活人扮作受祭者（尸祭）的遗风。庙前种杏树筑成祭坛，两侧是两庑；戟门东边是乡贤祠，西边是后土祠；泮池在棂星门内，池左边是宰牲所；明伦堂东西两侧是两斋，作为学生的号舍；道义门与儒学门遥遥相对；东庑上方是神库，西斋上方是神厨；文庙与明伦堂之间建有会馔堂，北边排列着官署房屋。这些建筑规划皆出自袁公之手，他将设计图交给县令，让其负责建成。总计修建房屋若干间，从辛亥年到癸丑年，历经三个寒暑才最终完工。学宫的建筑形制虽然壮丽非凡，但也不过是天下通行的规制，本不值得专门记载。然而，袁公不把教化百姓视为次要之事，而是追溯古代圣王设立学校、教化民众的本意，对程乡县儒学进行重建，他对程乡县的期望，却不能不告知众人。
如今，明伦堂坐北朝南，一边供奉古代圣贤，一边供当今学子学习，尊卑共处于此，虽依地势而建，但其教化之意始终存在。孔子如同太极，难道有人能不具备太极之性而出生吗？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价弟子，自汉代以来，被称为善于言语的儒者有几人？擅长政事的又有几人？以文学著称的又有多少？其中能与古人比肩、超越当世的人少之又少，更何况是德行出众者呢？颜子对高深的学问有独到见解，他追随圣人之道，与圣人的精神相通，这种境界并非靠揣测就能达到。所以他说：“老师慢走我也慢走，老师快走我也快走，老师骤然奔跑，我就只能干瞪眼落在后面了。”若不是颜子，谁能对圣人之道有如此深刻的体悟？如果致力于学习，即便不能立刻达到颜子的境界，也有望跻身闵子骞、冉伯牛之列，而子路、冉求的成就，也会让人不屑一顾。
我曾听闻程乡县风俗良善，恶行较少。孟子说：“鸡叫就起身，勤勉行善的人，是舜的同类；鸡叫就起身，孜孜求利的人，是盗跖的同类。”三尺孩童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善行就欢喜，听到指责自己的恶行就恼怒，这是出于什么心理呢？我已年老，希望程乡县的学子们能因我的这番话而奋发向上。县令辛君遵照袁公的嘱托，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派生员陈珀向我求写这篇记文，因此我写下这些话。叶柏、钟誉、杨伟等人以义官身份监督工程，叶柏又与陈珀一同前来请我写文。修建学宫花费巨大，捐助者中，以纳粟最多的是指挥陈昂，义官钟华次之，其余助力者还有七十余人，因人数众多难以全部记载，他们的名字应刻在石碑背面。
《程乡县社学记》
本朝设立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体系完备。唯有乡间的社学，未被纳入官方常设机构，需依靠地方官员推动兴办。吉安永丰人刘彬，戊戌年考中进士后来到程乡任县令，一到任便将教化百姓、改善风俗当作首要事务。他在县城内选择东、西两处地方，在水南村、距离县城五里的大枯树、距离县城八十里处，各自依地势之便，建造一所学宫，共设立四处社学。
学宫的规制都是正北方为正蒙堂，东西两侧斋舍相对，这一点并无差异。东边的学宫，堂后建有考亭祠，祠前有春浣池、咏归桥，都立亭题字；西边的学宫，堂南是考亭祠，祠后有退省轩和休憩之所；南北两处的学宫则没有这些建筑。这些都是供孩童学习的场所。在这些社学中，无论贫富贵贱、天资高低，都可入学，不做挑选。
学宫建成后，刘县令晓谕百姓，百姓们都很高兴，回去后纷纷送子弟前来求学。刘县令于是延请教师授课，并购置田产，每年收租米一百石，作为教师的薪酬。具体分配时，根据教师所教学生数量，东西两处社学各分四十石，水南村社学分二十石，大枯树社学建成较晚，尚未分配。
县城东边五六里处，有个地方叫周溪。此地山势自北蜿蜒南下，四座山峰环绕如城。远远望去，看不到溪水源头，只见溪水从山东北角流入，水波荡漾，横亘在坡地脚下。山上有一处曲池，形状如半月。刘县令见此美景十分喜爱，又钟情“周溪”之名，便在曲池上方最高处建堂，在堂北墙壁绘制太极图，堂前设为讲堂，左右建楼阁。楼阁外开凿两口井，井水甘甜清冽，命名为“天泉井”，还为大门题写匾额“周溪书院” 。在周溪书院大门稍东，过云步桥后向北转折数百步，有座山叫云洞，与太极堂东西相望，刘县令又在此开辟土地建亭，取名“云谷”。县令闲暇时，常前往游玩，登高眺望，流连忘返，仿佛在追寻什么却又未能得偿所愿。刘县令为何对山水如此钟情？
上述各项工程及买田的费用，刘县令全是用自己在官府应得的俸禄，经年累月积攒而来，从不侵扰百姓。教谕李钦、训导陈禄绘制图纸，整理事迹，派学生钟宏前往白沙，请我撰写此文。
古时，在王都的郊外，于天子所居的辟雍旁设立小学；在诸侯领地，则将小学设于庠序右侧。如今的郡县学，就如同古代的大学；如今的社学，类似古代的小学。天下风俗的好坏取决于人，而人的贤能与否在于教化。观察当下的风俗，就能知晓当今的人才状况。我曾整夜思考，如今不及古代之处，难道是因为官员的缘故吗？学校的设立、六经的教诲都还在啊！以小学教育来说，朱熹的《小学》是教学的典籍，社学是施教的场所，二者缺一不可。天下之事，没有根基便无法立足，小学就是学习的根基。涵养自然平和的性情，抑制尚未萌生的私欲，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方能通向大学的教育，这是教育的正确顺序。由此可见，在当今兴办社学，正是端正人心、改善风俗、弘扬教化的头等大事，怎么能缺少呢？怎么能缺少呢？
刘县令的心愿还不止于此，他说：“我身为官吏，凭借什么治理地方？凭借什么教化百姓？看到这些山名水名，我追思古人，世上难道没有与古人志趣相投的人吗？”于是，他以山水寄托情感，为贤才提供栖身之地。十多年来，从程乡经过的人不少，但从未听说有人为寻访美景、吟诗作赋而来，能契合刘县令心意的人少之又少。刘县令又怎敢强求呢？
有人对我说：“刘县令来程乡任职多年，寄情山水之间，却不热衷于处理公文琐事，他究竟是何想法？如今他即将离开程乡，难道是要在这世间悄然离去，归隐山林吗？”若以此揣度刘县令，我并不认同。这些疑惑，我也一并记录在此。
《重修梧州学记》
广袤几千里的百粤之地，东望五羊（广州），西通八桂（广西），苍梧郡地处其间，向来都是闻名遐迩的古郡。成化元年，都御史韩公在梧州设立三府，有感于当地学宫与教化需求不匹配，便迅速在州城南面约一里处选定新址，迁建学宫。弘治丁巳年秋天，邓公前来总督两广军务，他认为即便忙于军务，也不能将礼乐教化之事置于次要地位，于是在韩公先前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缮学宫。凡是韩公当年想做却无暇顾及的事项，至此全部完备。
如今，昔日简陋之处变得厚实坚固，低矮之处被重新建起；以华美的柱石装饰，让学宫大门更显雄壮；题写“化龙”匾额，期望学子能与“起凤”般卓越。神厨与神库在前方交相辉映，礼堂和膳堂于后方并列而立；斋舍、廊庑整齐排列，台阶高低错落，一切都焕然一新，实在壮观！
世人与圣人的境界相距甚远，但若想达到圣人的高度，唯有依靠不断修身进学。所谓“修”，就是整治并去除不足之处，摒弃那些不符合圣人之道的行为，追求与圣人一致的品德。今日修持，明日精进，从自身修养开始，推及家庭、国家，乃至天下，不可有一日懈怠。明道先生曾向朝廷进言：“治理天下应以端正风俗、选拔贤才为根本。”倘若学校教育无法完善，正道就难以确立，年轻学子缺乏激励，人才培养便难以成功。如此一来，风俗如何端正？贤才又从何处获得？
顺应时代需求设立教育，借助具体事物彰显道义，想来这便是督抚对苍梧学子的殷切期望！前人开创基业，后人成就功业，欣喜于这两件美事相继达成，如此方能超越八方，卓然独立。而后人们将看到，孔子所倡导的学问之门豁然洞开，虽可望见却难以轻易抵达。至于那学问中蕴含的广大、尊严、端庄、洒脱之境，与人心深处的正大之道默默契合，如同山岳般巍峨屹立；其显著于岁月烟霞之中的深厚积淀，又与天地万物的变化一同流转，不可动摇，不受束缚！这正是我用以自勉，同时也期望能辅助督府，传达给苍梧学子的心愿。
梧州别驾谢湖承蒙督府之命，监督此次修缮工程。如今工程竣工，他又与学宫教授钟君，带领生员陶荆民前来，依照督府旧例，请求我撰写记文。既然是督府之命，于情于理都难以推辞，于是写下此文。
《书龙冈书院记》
父兄若不用自身言行作为子弟的榜样，子弟即便在学业上有所修为，受父兄影响而形成的习性也各不相同。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因家庭世代传承的不同而各异。无论是农耕、经商还是掌握技艺，都有各自的教育之道，又岂止是读书求仕之人如此呢？
从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世时，大道在天下畅行无阻。孔子生不逢时，无法位居高位，他的恩泽难以惠及当世百姓，于是在杏坛召集七十位贤徒，教导他们择善而从、身体力行，以成就高尚品德。其最高境界，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真正的孔子之教啊！教育的意义何等宏大！
如今，父兄疼爱子弟，教导他们学习六经，诵读时唯恐字句不熟，讲解时唯恐旨意不明，看似用心，却不知他们自身的言传身教，与孔子教导七十贤徒、助其成为圣人的方式，究竟是否相同？
江西抚州乐安有座龙冈书院，现任都御史谢绶的六世祖谢均福始创此书院，与弟弟谢均寿在此讲学。谢均福后来凭借出色的文辞出任信州官职，谢均寿也考中进士，担任耒阳太守。然而岁月流逝，书院的房屋逐渐破败。谢绶的父亲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此后，谢家子弟皆凭借文章考取功名，成为显赫官员。谢绶对儿子谢琪说：“书院若没有田产，如何长久维持？”谢琪便购置百亩田地，挑选谨慎忠厚之人掌管，用田租收入供给书院祭祀和教师的薪酬。
谢绶巡抚湖广时，两次派人跋涉数千里，从湖广来到白沙，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希望以此教导家族子弟。我年少时缺乏良师益友，学习不得要领，长久沉溺于功名利禄，在琐碎无用的学问中迷失。将近三十岁时，我才彻底放弃科举之路，跟随吴聘君学习，这才惊觉自己此前误入歧途，幸而迷途未远，认清今日之是、昨日之非。此后，我摒弃过去沉溺追逐的虚妄之物，如长风涤荡、大波冲刷般重塑自我，心中惶恐，唯恐过去的不良习性再度滋长。我在小庐山静坐十余年，足不出户，勤勉钻研，期望能向古代圣贤靠近，就像孔子的七十贤徒追随孔子那样，未曾有片刻忘怀。
谢氏先祖以儒学起家，历经数代传承，到谢绶父子兄弟这一辈，都能凭借文章考取功名，出仕为朝廷效力，家族人才辈出，门庭显赫，这其中，龙冈书院给予他们的滋养想必不少吧？然而，父兄对子弟的教育、子弟自身的学习，不应仅止于此。如今在龙冈书院求学的人，除了在油灯下苦读课业，尚未听闻有更深远的追求。谢绶先生，您能认同我的这番话吗？
横渠先生曾对求学者说，一定要以成为圣人为最终目标。对于谢氏家族，我怎敢说他们之中没有可成大器之人呢？
《丁知县庙记》
丁侯担任本县县令六年，最终在任上去世。纵观我县自洪武年间至今的历任县令，能与丁侯比肩者，未曾有过。丁侯为官，不以追求私利为目标，耻于将自己等同于庸碌的俗吏。他初到任时，便编写了一部《礼式》，挑选数位乡里德高望重的老者，让他们负责推行。当时社会风气过度奢靡，富人挥霍钱财，穷人甚至变卖田产，上级缺乏有效的教化，百姓也没有行为准则，致使风俗愈发败坏。乡中的老者依据《礼式》纠正不良风气，使社会秩序逐渐恢复。
以往，每年按照百姓的人口和财产征收一种名为“均平钱”的赋税，然而在征收过程中，上下官员相互侵吞，百姓深受其害。丁侯到任后，量入为出，将征收的钱如数返还百姓，让百姓不再为徭役所苦，民众对他十分信赖。当时，常有横征暴敛之举残害百姓，丁侯眉头紧锁，痛心疾首地说：“地方官员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若坐视百姓陷入困境而不施以援手，又何谈养民之道？”他极力奏请废除不合理的征税政策，即便因此得罪权贵，也毫不顾惜。
丁侯生性不擅长阿谀奉承，却对祭祀鬼神之事极为严谨。每次祭祀，他必定亲自操持，态度恭敬。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典，场面庄严肃穆。凡是符合祭祀典仪、对礼教有贡献的人，丁侯都会为其设立祭田，并派人守护；而那些不合礼制的祭祀对象，他则下令拆除。在待人接物方面，丁侯也是爱憎分明，认可的人就与之交往，不认可的人则直言斥责。他管理下属时，虽不苛求于公文细节，官吏们却因敬畏而不敢欺瞒。他治理民众，凭借威严公正的决断让人心悦诚服，使得奸邪欺诈之事很少发生。
县令官职虽低，无权对天下施行刑罚与奖赏，但天下的治理与动荡，往往与县令的作为息息相关。从细微之处可知深远，从局部可知整体，从苗头可知趋势。所以我曾说，丁侯具备经世济民的才能，且得到了施展，这绝非偶然。他将为官视为学习的过程，政务闲暇时，必定前往白沙拜访，几年间往返次数不计其数。他为何如此钟情于白沙？由此可见，人不可没有志向。“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得失”，丁侯无所不学，尤其急切地想要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
丁侯去世时，耕种的农民在田野中哀悼，行路的人在途中悼念。有一位老妇人在夜里于他的居所旁痛哭，次日清晨有人前去询问：“您为何哭得如此悲伤？”老妇人答道：“新的一年，徭役又要来了，可丁侯却再也回不来了！”丁侯治理县政，值得书写记载的事迹众多，他深得民心的关键在于节省用度、去除苛政。洪武十二年，乡里百姓在白沙共同为他修建庙宇进行祭祀，这并非是为了向神灵祈求福佑，而是出于对丁侯功绩的深切怀念，希望彰显他的恩德。后世继任的县令，看到这座庙宇，或许也会有所感悟吧！丁侯名积，字彦诚，是成化戊戌年的进士，宁都人。
《肇庆府城隍庙记》
肇庆府的城隍庙位于刺史堂西侧，因年代久远而破败不堪。弘治六年（癸丑年）冬天，知府黄侯下令拆除旧庙并重新修建，还派生员陈冕前来请我撰写记文。黄侯是丰城人，名琥。我从前跟随吴聘君求学时，曾往来于剑水，还在黄侯家中借宿过一晚。自从黄侯担任肇庆知府的三年里，我们彼此倾慕之情愈发深厚，如今又怎能不写下些文字呢？
如今天下的府、州、县，都有城郭沟池、山川社稷，并且都有神灵守护，而统一掌管祭祀的神灵，就叫做城隍神，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无需赘言。然而，城隍神在天下诸多神灵中，能以“显灵”著称，难道不是因为其“权柄”吗？所谓“聪明正直”就是神威，“降福降祸、给予剥夺”就是权柄。人其实也如同神灵，权柄在人手中，就如同在神灵手中，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盛衰交替的道理。
如果为官者能使一郡和谐安定，百姓都不触犯法纪，那么权柄就无用武之地；但若是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瘟疫不时肆虐，百姓人心惶惶，从而触犯鬼神的怒谴，这时权柄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天下没有不需要依靠权柄来治理的地方，神能降祸福，人能行赏罚，二者此消彼长，神灵又怎能用降祸赐福来替代人间的赏罚呢？倘若神鬼之道过于彰显，而人间正道却隐晦不明，这正是古往今来有识之士所担忧的。
《中庸》说：“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有学者解释道：“我们的心端正，天地的心也会端正；我们的气顺畅，天地的气也会顺畅。”唉！谁能相信这番话不是虚妄之言呢？黄侯治理肇庆，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可见他是一位有志向的官员。因此，我特意将这些关乎治理根本的道理告知于他，其余细枝末节，就不再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