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尸战争中的厕所问题

说到丧尸战争中的厕所问题，我们先得谈到这么两个概念：

1.致死率和幸存人口

2.城市密度和城市卫生系统的运转及变化

1.致死率和幸存人口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丧尸危机一旦爆发，会有多少人被变异转化为丧尸？

没有被转化的幸存者们的排泄问题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这方面，我们可以拿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鼠疫——来做参考比对。

历史上的鼠疫三次大流行，情况如下（数据来源：WIKI）：

首次大流行（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于6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2500万人。

它使当时整个地中海贸易衰退。更造成许多昔日王国的势力因此消失，并改写整个欧洲的历史。

第二次大流行（欧洲黑死病）发生于14世纪，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估计欧洲有约25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欧洲的蔓延情况（图片来源：WIKI）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全球的蔓延情况（图片来源：WIKI）  

估计欧、亚、非洲共约5500万—7500万人在这场疫病中死亡。

这次大流行严重打击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削弱封建与教会势力，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三次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估计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

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才正式结束。

关于第二次大流行，欧洲俗称“黑死病”。我查阅了一些书籍，关于“黑死病”究竟是不是“鼠疫”，说法并不一致。此处不做展开。

对于疫情的记录，多来自欧洲。中国传统史书对于疫情往往一笔带过。我很想了解中国历史的相关情况推测，搜到以下这些资料。

网易历史：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彻底改变中国文明进程

本文摘自：《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作者：曹树基 李玉尚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19/16/5H3FPUJN00011247.html

文中提到：

    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对于中国鼠疫死亡人口的判断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欧洲的鼠疫是在和平状态下发生的，从大的方面说，这一时期的死亡人口即是疫死人口。中国的情况不同，12～14世纪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世纪，宋金之间、金元之间、宋元之间进行的战争贯穿始终，战争中的人口死亡与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相互混淆，难以作清晰的辨别。

    粗略估计，在从金泰和七年（1207年）至蒙元至元七年（1270年）或稍后的大约七八十年间，北方河南等七区人口损失2500万，南方四川、江 西赣州、福建损失人口约1070万，假如广东人口损失为100万，合计上述各区人口死亡约3670万。 按照我们在本书提出的战争中鼠疫人口死亡模式，其中应有70%左右的人口死于鼠疫，即疫死人口多达2570万，占金泰定七年全国14500万人口的17.7%。这一数据表明，金元之际的鼠疫流行对于人口的影响巨大，全国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是疫。

    从整体上看，除了华北地区外，元代的鼠疫呈散发性，这是因为和平时期鼠疫对于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国人口为7500万，至顺元年（1330年）为8500万，至正元年（1341年）为9000万，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7160万。元代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1‰和5.2‰，仍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和平年代散发性的鼠疫流行对于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

    按照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人口大约6380万，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大约为2600万。如上所述，在1333年前后，北方中国陷入鼠疫流行危机当中，14世纪50年代，疫情趋于严重。然而，由于至今未获战争中的疫情记载，所以，我们目前还无法推测元代的疫死人口。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到：

鼠疫在最严重的第二次大流行阶段，造成的死亡比例最高。

欧洲死亡率达到1/3，中国元明朝代大致可以推断为1/5左右。

在这两个数据上，我们需要给予四个方面的修正。

首先，科学研究表明：疾病的蔓延速度与同时期人类的日常移动速度相一致。鼠疫在14世纪的爆发和蔓延速度是比较慢的。主要依靠商队和船队的移动传播。现代社会，借助航空运输，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足以完成。

其次，内部和外部攻击特性不一。鼠疫的攻击性分为外部攻击和内部攻击。外部攻击，也就是传播渠道，主要来源于跳蚤的传播。内部攻击，则是指病毒本身对人体的攻击。

丧尸的攻击性在外部攻击上，显然还需要加上异变后的丧尸的暴力攻击。这个程度较之鼠疫更为严重。

（动物丧尸化后更为可怕的论据也来自于此）

第三，人口密度不同带来的传播效率的不同。无论是14世纪的欧洲还是亚洲，人口居住密度都不可和现代都市同日而语。

第四，现代医疗卫生条件的不同。由于历代丧尸纪录片如《丧尸世界大战》、《行尸走肉》中，人类研发疫苗的速度总是在大爆发期过去之后。同时结合世界各国人民应对各类疫情危机时的感人智商，以及我们对各国政府在重大灾害面前的官僚化反应的悲观情绪。所以，虽然现代医疗卫生条件已经较之14世纪已经大为提升，但是我们觉得现代社会中的家庭，绝大多数并不具备足够的医疗自保知识。当丧尸危机的第一波爆发足够猛烈，快速摧毁医疗体系的存在后，人类在早期最关键的几个月很可能不得不各自为战。

结合以上四点修正，我们预计将丧尸爆发对于人类总的致死异变率提升到1/2，是比较客观的。

这其中，其实还需要考虑，其他疾病的危害同步放大。如：正常切菜切伤手指，导致破伤风，因为丧尸爆发，无法外出去医院打疫苗，导致死亡。此处就不一一展开。

当人类的总致死异变率达到1/2时，显然城市的初期死亡率会更高。我们做个简单假设，达到3/5应该是相对保守的。

因为疫情多半都是拓扑传播结构，借由人类的移动，从已发病区域，向未发病区域传播。我们可以想象到：大量城市居民会选择逃离，去往农村和偏远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自以为逃离危险的时候，也向那些原本安全的区域带去了死亡。

从统计概率学上分析：出现大规模灾害时，整个城市的居民逃亡率往往接近1/3。

新闻来源：北京青年报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春运返乡潮，由于乡土观念，越是特大型城市，返乡寻找安全感的人会更多，比例会更高。

到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重新梳理一下城市中幸存者的比例。一座标定为100数值的城市，逃亡者达到1/3时，幸存者存留为2/3，数值为66。这2/3的幸存者中，变异率按照3/5计算。则数值为：丧尸数量为39.6。幸存者为26.4。

对于逃亡者，也会有对应的变异率计算，但是这不在本文所述的城市居民对厕所的需求内，不做赘述

也就是：原本为100的城市，现在，幸存者为26.4。

幸存率为26.4%，几乎为该城市原本居民总数的1/4。

2.城市密度和城市卫生系统的运转及变化

对于一座城市的运转，意味着整个城市在正常情况下，足以提供现有居民的衣食住行的所有生活资料。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推算出幸存者为1/4时，是在丧尸疫情第一波大规模爆发之后。

接下来，城市里的这些幸存者还会受到丧尸的大量袭击，并且在两周至一个月内，由于饮食取水的困难。所以死亡率或变异率会继续提升。

农村和偏远地区也是同样演进过程，只是更为漫长，而且，如果我们引入戴同学的“动物丧尸化”理论，农村幸存率会更低。

由于在这点上，我们激烈的争论尚未结束，此处，我暂时搁置“动物丧尸化”的大规模修正推演，采取按照同等或更低于城市死亡率与变异率来考量。

以后有时间会另行阐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动物丧尸化危机。

根据幸存者比例，他们以26.4的数目，拥有原本整个城市停摆时所具有的100的资源。困难主要在于：如何能成功地重新使用。

我们以北京（百度百科资料来源）为例：

截至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按照北京市的行政区划情况，为1.64万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资料

则，正常情况下，北京的总面积人口密度：一千三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因为北京市的居住密度并不统一，在此，我们为了最大化难度，做一些硬性修正。假设北京常住人口全部生活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顺义区、通州区。

这些区域的总面积为2291万平方公里。则，北京的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九千四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按照26.4%的幸存率，在丧尸爆发后，北京的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二千五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正常情况下的长沙（百度百科资料来源）：

长沙常住总人口743.18万。    总面积1.1819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2185平方公里；

正常情况下：长沙常住总人口按照全部分摊到总面积情况下，总面积人口密度：六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长沙常住总人口按照全部分摊到城区面积情况下，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三千四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丧尸爆发情况下，我们可以粗略地推演出：北京爆发丧尸后的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还将低于正常情况下长沙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仅有后者的2/3。

请注意：在这个推演中，我们将北京常住人口全部设定在主城区，本身就已经极大地增高了推演难度比例。实际情况，只会比这个数据更低。

接下来，我们讨论城市卫生系统的问题。

当然，城市排污系统会停摆一段时间。但丧尸战争中，城市居民会转向高层居住，这是必然。

对于马桶堵塞的问题，相信大部分人在一周至两周之后，都不会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大动乱的局面下还不采取自救措施。

根据对汶川地震前后的震区中心灾民的自救反应，我估计最慢反应周期也就是三天左右。

整个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社会各级组织的管控的缺失，都足以驱使大部分人在政府保障无法到位的情况下，自行采取他们认为合理的措施。表现在厕所这个问题上，最简单的应对可能是：砸掉马桶，露出直接通下水的洞口。这样就不需要冲水，而是可以靠重力完成排污下落。

在各类购房知识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城市高层住房的空气污染有个扬尘层。在9楼至12楼左右，在此高度之下的空气流动对此高度之上的住户影响并不大。所以，坦白地说：即便城市污水从一楼地面溢出，也不会对高层影响严重。

用莫斯科对战役中的苏军战士的指令来比喻，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放弃一楼表面阵地，但大便淹没的只会是敌人！”

我们预计在排污系统出现最严峻局面的时刻，各楼栋会自发组织起“掏粪疏通敢死队”。或者在临时小组的决议下，进行战略转进，想办法撤离至其他楼栋或小区。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伤亡，但是牺牲的战友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又减少了排污量。

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万古长存。 ——苏联无名战士纪念碑

在短时间的慌乱过去后，人们会想起在阳台种植，在天台种植，在一切我们可以管理的水泥楼顶种植。到那个时候，一楼那些原本被人们觉得弃之无用的污物和楼底的泥土，将重返历史上重要的地位。

幸存者们将组建“掏粪挖土突击队”，想办法在楼顶如瓦特尼一样种庄稼。

综上所述：排污问题对于丧尸战争中的城市幸存者来说，就是一个小问题。较之这个问题，更大更严重的问题多的是。

比如：在出现社会灾难，剧烈动荡的历史阶段。

欧美男婴出生率会下降——

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

也就是说：在中国，幸存下来的人类中，男性会越来越多。在欧美，幸存下来的人类中，女性会越来越多。

怎么办？！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