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去世以后

儿子去世以后

儿子去世的那一天，我接到美玲的电话。

那个时候正值暮春，整座城市的气息都恹恹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好像噙满了海咸味的眼泪。

儿子死在他的十七岁，死的令人猝不及防又悄无声息。

最后没有给他举行葬礼，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是在殡仪馆的冻柜里，仔仔细细来来回回端详着他年轻又漂亮的面庞，和结实蓬勃的躯体。

他的身材、面庞的轮廓，五官大体上有我年轻时代的身材，而唯有那一汪深潭一样好似永远含情脉脉的双眼，随了前妻。

我看着他，苍白、安静、微微闭着双眼的尸体，良久良久。

我觉得，我不能够理解“他死了”这一件事情。

我没有掉下眼泪，心中竟没有一丝波澜。只是为自己的无动于衷而自责。这样的麻木并非出自于冷漠，而是，我看着他的尸体，想着他死了，突然那么一下子，就没了，不能说话了，永远不能和我同处一个屋檐之下，和所有男孩子出于青春期，而父亲又在中年的父子关系一样，永远面面相觑，找不到交流的话题，尴尬地互相躲避了——我不知道这一切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不能真的理解“他死了”的意义。虽然他的尸身就安静地陈列在那像他的眉眼一样冰清玉洁的冻柜里，就要经受高温的炙烧，成为一缕喑哑的灰。

不像是爹娘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清晰知道，那个“死”是什么。

爹走的早，还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海里做工程，被水没了，尸身也没找到，我知道那个“死”是滔天洪水，是爆发的火山，那个时候我嚎啕大哭，委屈、难过、害怕，“死”像是湿冷的阴风，直往骨髓里钻。

而娘走的像是一场淅淅沥沥，绵亘我一生的哭泣的小雨，那个时候我刚从足坛上退役不久，手里倒是还有几个钱，却失了立身之本，整日颓废，做些吃喝嫖赌的荒唐事，前妻那个时候要带着儿子走，娘劝不止妻，又管不了我，儿子那个时候年龄小，整日里都在发病。

前妻带着儿子跟着那个大房产商走的那一天，我喝的酩酊，娘拦不住妻，在大卡车把她们娘俩儿都接走的时候，娘站在酷夏里灼人的水泥路上，呆望着妻带走这个家和指望，渐行渐远。那一天她中了风，而大醉的我发现之时，一切早就迟了。

娘的死，是具象的，具象到家中大方桌上她微笑的黑白照片，寿衣寿材、纸扎挽联，呛人的火盆，来来往往吊唁的亲戚、宾客，欲言又止，却分明都在责备的眼神。

而儿子，我却始终觉得他还在那里，他从没有离开。

就像他和我挤在这一栋穷人区陈旧的、充斥着各种烂菜叶和破纸壳气味的板楼的两居室里，他掩上房门做功课，用智能手机和班上的女孩子发短讯，我在门外，不用打开房门确认，但我就是知道，他还在门后。

儿子，我并不十分了解的儿子，才刚回到我身边没有多久，就死了。

我错过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没办法参与他的成长，其实他于我而言，是一个陌生人；我对来说，也是同样。

我的儿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谜。

美玲在这一天打电话给我，想来她并不知道这天我儿子死了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在无数次事后汗津津的拥抱中，给她讲过关于儿子琐琐碎碎、桩桩件件，但可能她并没怎么留心吧。

我心里一点也不怪她，美玲和我相识这些年，在我光鲜的时候，从来未曾想起她的面影，而余生的落魄里，又有何资格强求她关心我的安危与伤悲。

她在电话里急火火，语无伦次，大体的意思时，自己在最近社区组织的义诊化验中，检出HIV初筛阳性，又哭哭啼啼地在电话里道歉，让我赶紧去医院做检查。

敷衍着安慰了她几句，我挂了电话。没有什么害怕，甚至也并不怎么吃惊。心中一片木然，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魂儿，走路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在用自己的腿脚在行走，而是被什么暗涌的浪潮推动着一样。

暮春的阳光，溶着幽微的花草气，本应是暖煦的，可我走在这样的好的阳光里，却分明感觉这阳光都是冰的，像是一个巨大的冰块一样，用命运的冷水，一点点把我浇筑在里面了。

不过是短短二十年间，一切都在变。我不知道自己在和这座城市一起衰败，还是，这个城市衰败了，所以我也开始跟着沉沦。

这个暮春的黄昏，我有太多事情要做。儿子的尸体等着要火化，墓地也要去选，他是早逝，又属于非正常死亡，或许应该听殡仪馆里那些聒噪之人的话，给他做一点法师超度。美玲又跟我说些HIV云云的废话，现在我突然觉得她这婆娘忒烦，你说这事不叫我知道该多好，知道了，想着无所谓，可衫上却透了一层薄汗。

可是我什么也不想要做，我就想在这个好像永远都不会变的黄昏里，永远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这座城市，以海和足球闻名。后来足球衰落了，唯有涛声亘久不绝。

我就这样茫茫然地走在暮春熔金的黄昏的荒街上，远处隐隐传来海港上船只的呜咽，海腥气扑在脸上，满眼满眼的，尽是浸入骨子里的萧条。

整座城市充满失落，我想描述这种仿佛被一个无形的穹顶倒扣其中的，弥漫着巨大失落氛围的意象——我想描述这种失落究竟是什么。

我想没有什么，比衰落的足球，比琳琳舞厅的变迁，更能形容这一种失落了。

我和美玲最初认识的时候，就是在琳琳舞厅。

九十年代的琳琳舞厅。

那是如何一番艳丽、风情、充斥着迷蒙气息的图景。琳琳舞厅在灰扑扑的九十年代里，点起了绚丽多彩的夜的霓虹，在整座城市都在九十年代沉寂的夜里酣眠，而琳琳舞厅，它是不夜的，是夜晚的大海里，一艘光华满目的航船。

琳琳舞厅，之所以成为一个传奇，在于所有在九十年代没有去过它的人，都在想象它的风姿。

听说过那一个琳琳舞厅的人那样多，去过那一个琳琳舞厅的人那样少。可正是因为未曾造访，它显得更神秘、丰饶、妩媚和热情。

琳琳，是小树林的“琳”，是牛皮癣淋病的“琳”。廉价香水越廉价，越是让人情动；透肉黑丝袜从舞小姐的艳色高跟鞋的缝隙里渗出臭味，香了整个春梦。

它是热带雨林，是湿润廓大的叶子滴下的野生的气息。

认识美玲的那个时候，我是这个城市的骄子，是人人津津乐道的明星，好像所有人都捧着我，宠着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被眷顾的，而未来的人生，都会如此顺风顺水。

我是这座以足球闻名的城市的，球队里的，最被看好的球员。

电视台的体育解说员，热情地称我为“万金油“。因为我知道我的确在踢球上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右后卫、中后卫以及后腰位置，几个位置，无论让我站那一个，我都能够因地制宜地打得精彩。

足球——激烈的拼抢、精妙的助攻、灵活的脚法、卓绝的意识，一切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举重若轻。足球对于我来说，就像仲夏时节的一场淋漓而迷蒙的美梦，酣畅缺失短促，等到这一场急雨过后，大雨兜头浇下的快感倏然退却，留下的却是一辈子的绵延的骨痛。

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在香港皇朝会的餐厅里举办婚礼，迎娶我的前妻。金碧辉煌的香港皇朝会，就像是那个时候的我，兴旺、年轻、气盛，阔大的餐厅，清洁的落地窗镶嵌着维多利亚湾繁盛的海景。

妻像一朵娇羞盛开在春夜里的山茶，遭逢一场喜雨。

她毕业之后就电视台做体育频道的记者，而九十年代的足坛，如火如荼，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男人，都在讨论足球，谈论足球，谈论关于足球的一切，是一股暗涌的风潮，好像如果不讨论这些，就会被整座城孤立一般。

妻生的美艳，乍看上去，只觉得她小而甜，幽深幽深的眸子，像是清早的树叶，欲滴之翠；齐耳短发勾勒出白皙修长的脖颈和幼而软的耳垂。她有那样尖巧的鼻尖和只那么一小点的面颊，唇色却殷红。她整一个人，就是那么柔弱无骨的、轻小到像没有重量的一片绢白，上面洇了一点点湿润的红。

她那个时候是体育台的记者，总是会是在赛后来采访我们这些满身臭汗、五大三粗的运动员。

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点怯怯的，不好意思，她的轻飘飘的美，这个时候缺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重量，把我们都震慑住了。我们甚至有点怕她，虽然她每次在镜头前采访我们的时候，都有些微微措辞的磕绊，虽然这种微小的磕绊，也不过可以被我们察觉而已。

可是好像一见到她，见到她的美，我们就紧张，语无伦次，面颊涨红，丝毫不像方才绿荫场上，凌空抽射之后，脱下球衣，在场上挥洒着汗水，大声的咆哮出进球的喜悦的海边糙汉。

但最奇妙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们这些被采访的大老爷们儿，那个时候都是声名煊赫的足球明星。在疯狂的九十年代，我们是这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所有怀春少女的梦中情人。海蓝色的球衣，黑色短裤，身后背着锦旗一样招摇的号码牌。

妻那时见了我们，也是羞的，羞红了清白的脸，羞得垂了眼帘。

而妻子的赛后采访，成为了这座城市，每每赢球之后，一个格外的奖赏和谈资。

她是轻的、小的、羞的、美的。

而我们呢？我们是沉重的，广博的，豪放的，肆无忌惮的眼神，玩味着美。

而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观众所津津乐道，大抵便是这一分意味。

后来，最令我不曾想到的是，我和妻之间的开始，竟是她主动的。

不消说，我必然是暗自喜欢着她的，可是整个球队都喜欢他。守门员是我们的队长，他沉着，稳重，是我们的主心骨，他就喜欢她，时时在《广播电视报》里找寻着所有她出镜的节目，前锋也喜欢她，他从报纸上剪下她的小影，仔细地叠在钱包最深处的隔层……喜欢她的人，大概有全世界。

可是，被全世界迷恋的我的妻，她把蜷成一卷的牛皮纸信封偷偷地塞进我的手里的那一刻，让我一下子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羡慕、嫉恨却欣喜若狂的男人。

我会想起自己风光无限的年轻时代，觉得皇朝会的婚宴，好像就能够代表我一生的巅峰了。我们结婚结的匆忙，因为那个时候妻对我说，她有了我的孩子，在九十年的世风下，这种未婚先孕的情状，是要被唾沫星子淹死的。

毫不犹豫地，当天我们就匆忙去扯了证，我又匆忙打传呼台，恨不得把这个喜讯，通过拷机，呼到每一个人的腰间。球队里的哥们，辗转帮订了香港的酒席，喧喧嚷嚷地，就把喜事办了。

内地的、香港的媒体，乌央乌央来，又乌央乌央去，像是一场旋风一样令人头脑发昏。

幸福来得突然起来，甚至让人来不及仔细品一品其中的异样的端倪。

结婚以后，我们两个自是聚少离多，一年中多半时间我都随队训练、打比赛。体力也是极耗费，加上儿子刚出世，在家休假的时候，我心疼娘日夜顾的辛苦，便亲自哄他吃睡，对妻便有些怠慢。

她好像变得忙碌起来了，也由实地记者，变成了电视台里正式的主持人，穿着漂亮、成熟的淡粉色女士套装，肉色丝袜包裹着蜜汁浇藕一样的鲜美的小腿。

她的工作我很少过问，我一个从小都在球场上疯跑的野孩子，不懂得她那一套文质彬彬、转弯抹角的说辞，就像我不懂她为什么酷夏里画蛇添足系一条红的刺眼的丝巾，不懂得山茶一样幽香的她，又为何劳神去喷洒一些熏得我头痛的浓烈香水。

二十八岁的那一年，我正处在风头正劲的职业生涯巅峰期。就在那一年初春，一次常规的友谊赛里，我在几近于炫技的拼抢中，被对方外援绊倒，磕到了膝盖，爬起来继续跑的时候，已经觉得隐有些不妥。

那场球我们赢了，赢得毫无悬念，就像青春期的晨勃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惊奇的。毕竟这是一个有着13场连胜，55场不败的传奇一样的球队。

那次比赛之后，恰逢第二天是休息日，和队友去海边，一群年轻人点起篝火来烧烤，沸反盈天。腰间的拷机像是迪厅的电子鼓点一样，令人熟悉而放松，妻发来讯息，说电视台要录新的系列电视专题片，要晚些回去，我没在意。娘在家里带着刚刚两岁的儿子。

暖熏熏的夜风，裹挟着海的气息，拂在面上。他们烤肉的火星在滋滋作响，腻腻的香味钻进毛孔。我做在海沙堆的丘上，突然一阵钻心的膝痛，令我一下子大叫出声。

队友们赶紧熄了篝火，一路飞车带我回队里，几个队医来回进出，保险公司的人也来了，连夜把我抬进了了医院，拍了片子。

片子的结果太简洁，什么额外的解释都没有写，只有五个大字。

在我后来的十几年里，我始终在回味那个瞬间，回味我被彻底摧毁、支离破碎的人生。而命运，只有那样简单，不做任何解释的五个字，就宣判了我的人生。

半月板破裂。

我看到那些陪我一起来医院的弟兄们的眼神，教练的眼神，队医的眼神，保险公司的人的眼神——充满着同情、难过、失望、鄙视、嫌恶、尴尬。

我倒宁愿他们是一群势利眼，把我一个人抛在这里。而他们围在这里，围着再也没有一点用处的我，却要表现出关心的样子，我觉得尴尬。同时，也因为他们在这里，我也绷着，不敢慌，不敢哭，更没有机会给妻，给娘打个电话。

我的足球职业运动生涯结束于那一个夜晚，可是在队里，却没有立即宣布退役。甚至稳住足球博彩的市场，稳住整座城市的足球精气神儿，稳定球队的军心。得益于九十年代并不发达的媒体传播力，我伤病的事情，被暂时地隐没下去。

他们给我做了伤残鉴定，给我十级伤残的评定。还做出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和我说，本来努力努力就可以拿九级伤残，可惜还没伤得那么严重。

多么可笑，伤残等级，被说得像一个奖项，还要颁发奖项似的。

那个时候我的心气儿高，脾气暴躁地将那个帮忙鉴定的老医生破口大骂一顿。可是后来的人生告诉我，那个看起来就早泄的秃头老医生，或许是对的。

若是那个时候能够努努力，把膝伤再磕的厉害一点，拿到伤残九级的话，每个月就能拿到更多的医保赔付。

千万不要小瞧着多一点点的医保钱。

多了这一点点医保钱，或许每一个月，我还能多见到几次美玲。

琳琳舞厅的美玲。

我的美玲。

认识美玲的时候，是我才膝伤时。除了球队里的人知道，只告诉了妻和娘，轻描淡写，说膝伤了，或许以后踢球要顾虑一点。又反过来安慰、骗她们说，反正再过一两年年龄大了，也是一样要退役的。只差一年 ，却也没差多少。

妻子抿了抿樱桃唇，我好想是那一瞬间才发现，她清淡的眉间已略纹了眉和眼线，颧骨上打着卖弄的潮红。她的眼神有一丝凌厉，又好像是在嫌弃亦或是叹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大声发作诘难，更没有一字安慰之语。

她只一如既往地在儿子震天响的哭声中，淡定地穿了靓丽的玫红色大衣，和漆皮细高跟鞋，下楼开着结婚时我送她的那辆桑坦纳，突突突地消失在日暮里。

娘整日里就知道哭。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哭妻，还是在哭自己。儿子听了也跟着一起哭。絮絮不止的一老一小，搞得我心烦。

不知怎么地，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旋的，便是那四个大字。

琳琳舞厅。

琳琳舞厅像是学生时代桌洞里竞相传阅的白洁，像是被汗水打湿的手抄页上，影影绰绰的“雪白的胸脯”五个大字。

球队的弟兄们也时常提起，只因我们是这座城市的代言人，是正向的名片，我们不可以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琳琳舞厅，这个好像掩着轻粉色门帘，散发着洗头香波味儿的霓虹地，便与我们无缘。

可是，在这样的夜晚，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琳琳舞厅。

我就是在那一天夜晚，遇到美玲的。

说起来，美玲比我虚长几岁，但是遇到我的时候，她也刚出台不久。

不知道为什么，美玲这个女人，和我人生中每一个窘迫的时刻，都紧密相连。每当日子稍稍好过一点的时候，她都消失不见，而我好像每每陷入绝路里时，她便神奇的出现了。

后来我觉得或许也不是这样，也许是每每我过的不如意的时候，都下意识的想去美玲那里吧。

我曾想过，那些年我光鲜之时，愿不愿美玲代替妻，伴我身侧。

答案是否定的，斩钉截铁的否定。

所以我对美玲，始终是愧疚的。每每见到她热情的像西贡一样，让我深陷其中的笑靥，我觉得愧疚。

因此我总是给她钱，给她更多的钱，刚认识美玲的时候，踢了那几年球，手里还算有几个钱，后来变得赤贫，吃低保，甚至做了城市中心球场维保员、给训练的小孩捡球的工作。

我还是会给美玲丰厚的酬金。

美玲和妻是世界上，截然不同的两种女人。

年轻时候的妻，娇羞而微凉，而后来她便成了直耸到高天里的冰山，在电视里频频出现，一副端持的样子。

我膝伤之后不久，妻便不由分说地与我离了婚，不顾哭的嘶哑的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不久，报纸上就传来，她改嫁的消息。她嫁给了这座城市最大的房产老板，健明。

说起来，球队也是她现在的老公健明用公司冠名赞助的。

也就是说，我的妻子，嫁给我的老板。

成了那种传说中的贵妇人。

而我的儿子，我时常嚎啕大哭的儿子，住在那个富人的大房子里，夜里可曾会哭哑了嗓子，着了夜凉。

每每想到这些，我便来到灯红酒绿的琳琳舞厅，在镭射灯球的迷离光线里，摘掉口罩，露出自己这张电视里频频出现的，著名的脸，自暴自弃地和那些穿着艳俗的舞小妹儿，尽情地跳着摸摸舞。

落难的日子里，无端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无限热情的“弟兄”们，用一张一张巧嘴，一套一套绕的人发晕的说辞，骗走了我手里的钱，让我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博彩、参股……最终，他们很快和我的钱一样消失不见。

那个时候，我甚至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好像就再也不怕任何失去。

九十年代的美玲，亮闪闪的舍宾袜裹着她的丰臀肥腿，轻薄的春衫里是她欢脱的肉乳。

她高束起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唇是油乎乎的鲜粉，踩着那种很便宜却很诱惑的细带高跟鞋。

第一次见到美玲的时候，我就硬了。

肿胀得不行，热得紧。

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进过美玲的身。

每次我见到琳琳舞厅的鲜亮的大美玲，我就硬，梦到她的时候，我也硬，想到她的一缕摩丝香的硬卷发丝，我还是要硬。

热情的、多情的，我的美玲，她褪下她的小褂，剥下丝袜，双腿间飘来一阵浓烈的海潮的腥，她坐在我的脸上，她抚摸我的身体。

我的小弟弟起立，给世界上最美的美玲，行一个优雅的注目礼。

可是奇怪的时候，每当她打开双腿，挑逗地等待我进入之时，我就突然之间软趴趴。

美玲见多识广，只安慰说，“大哥，你太紧张了。”复又用她活泼的乳房，若隐若无地蹭我的身体。用口用唇，她用尽全身解数。

可是只要我探入洞穴的那一刻，我便一下子软了下去。

这好像是一种无形之中的魔咒，是妻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记。

或许我是真的爱她，是真的爱到骨子里，即便我知道她是怎样一个见利忘义、无情无义的女人。可是，我知道我依然爱她。

我爱她，爱到我见到任何一个除她之外的女人都无法勃起。

这份爱，令我从二十八岁开始阳痿，直到今天，我四十三岁，这些年来，我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性生活。

而我的儿子今天死了，我无法再次射精。

我没有了一个儿子，也再也不会有儿子了。

天色渐暗，夜风渐起，不知怎么地又绕回儿子去世的那间医院。想着美玲的那一通电话，心中终究还是犯膈应。便挂了皮肤科，嬉着糙皮，笑着老脸，和年轻的女医生说自己要化验艾滋和梅毒。化验费又要一百多，偏偏这个女大夫还那么漂亮。操！

要是她老点儿、丑点儿该多好。

想着老的丑的，这就见了，抽血的那个老妖怪，看着验艾滋梅毒的化验单，鄙夷地嘴里“啧啧”着，啪啪啪作响地拍着我的老胳膊。

或许这个老妖怪，在二十年前，还是那些看着电视机里，绿荫场上英姿飒爽、风光无限的我，偷偷地用各种无聊的彩色荧光笔，写下表白的情书，寄到球队来的怀春丑女，最后她们的信被收拾卫生的阿姨，统一收起来丢掉。

时移世易，如今坐在这里，我心里竟暗自庆幸着这些年艰辛、屈辱的时光让我变得憔悴、市侩、油腻、委顿，连当年最铁杆的球迷，都无法认出现在的我，就是当年那一个英俊、飘逸、穿着海蓝色球衣的少年。

抽完血老妖怪死气沉沉地丢给我一张单子，说，明儿一早十点半大堂机器自己打单子。

逃离医院的路上，低头用手机又查了一些关于HIV的说法，什么发烧、口腔溃疡之类的症状，越看越觉得，桩桩件件说得都是自己，不知怎么地，又开始怵怵地发慌了。遮遮掩掩地，用手捂着手机屏幕，生怕被路过的人瞄了去。

在电梯里的时候，突然被搭了肩膀，是之前儿子的主治刘医生。

他看了我良久，欲言又止，最后只说，节哀顺变。

见到他，我便想起之前他把儿子的智能手机交给我，说，孩子想让你保管这个，可能也在里面留了话。留着吧。

关于儿子的一切，千言万语的一切，寥寥数语的一切，像他冻柜里沉睡的面容一样，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其实儿子生病的时候，才回到我身边不久，才短短一年而已。

进入青春期的他，寄人篱下，与他的继父关系紧张。而前妻对他基本不管不理，也对他们的矛盾置若罔闻。我知道其实儿子和我一样，骨子里是一个十分好脸面的人，所以他宁可放弃跟着前妻过优越的物质生活，也执意要回到这么多年都未见面的我的身边。

儿子回来后一年，一次常规体检中检出胰腺癌，继而住院，做病理切片，最终验出一个拗口的疾病名称，叫，印戒细胞癌。

出病理报告的那一天，我的儿子也被宣判死亡了。

刘医生和我说，只有姑息治疗一条路而已，给这样年轻、透明、脆弱、美好的他化疗，他会痛，会变得更瘦，会褪掉头发。

他的继父打电话给我，颐指气使，只说什么，我的前妻正怀着孕，不能让她知道儿子的病，儿子的死，还说要打钱给我，希望我离开这座城市。

而对于他的冷血，我甚至没有还嘴的底气。就像多年前在绿茵场如何光鲜英勇，都不过是这些房产老板的一个棋子儿、一个小玩意儿，被命运的潮涌推着，身不由己。

我想起儿子曾经在家里玩过的那个FIFA足球游戏，儿子从来不踢足球，虽然他身体素质遗传了我，但他只打篮球，或许这是他体恤我，觉得足球是一个禁忌吧。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是电视机里的一个虚拟的电子小人，任人安排，任人捉弄，任人羞辱。

但我依然想念着我的妻，我山茶花一样淡淡的、小小的女孩儿。她已经出现在更大平台的电视节目中了，今天的她，像过去的我一样，是一个大明星。

我便觉得奇怪了，她为什么都不会老的呢？她有着那么饱满的皮肤、面颊、神采奕奕，她的眼尾没有褶，她的颈上没有纹。

她不年轻了，却也不老，她好像一直是那样的，一点都没有变，抛下我一个人飞速的变老。

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心里反反复复出现的，一张张纷乱的面影儿，总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又在发热，感觉淋巴结也在肿，打开手机，烦躁的来回翻，看着HIV百科词条里的一条一条，只觉得自己中招了。虽然没有怨着美玲，只是一瞬间对这个世界、命运产生了一丝恨意，甚至生出一种想去疯狂的去嫖路边野鸡，传播病毒，报复社会的恶的想法来。

然后被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又翻来覆去的自责自己有这样丧德之致的想法。

或许不是呢？

最后便迷迷蒙蒙地在潮热的濡汗中睡去。

天明之后，殡仪馆又来电话，让快些拉走尸体。

我拖着残损的伤腿，又一次辗转来到这家几个月来反复往来的大医院，仰望着高耸的医院大楼，看它像一张巨大的板一样矗立在天际，遮天蔽日，把人都遮在无穷无尽的阴霾里。

先进了门诊大厅，颤颤巍巍掏出裤兜里，皱皱巴巴的化验单，瑟缩着把单据探进机器，而那冰冷的一再提示故障，便不得不去服务台询问。

操！又是一个鲜粉色年轻漂亮的小护士，她水汪汪的大眼睛扫了一眼我的化验单，像是害怕，又像是恶心一样，赶紧撤了手。

“抱歉患者，昨天的血样遭了污染，需要重新抽血化验。对您造成的不便十分抱歉。”

我几乎要暴怒！

一夜的忐忑，我便想要在这一刻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

她这蠢漂亮怎知道我的艰难！

我哪怕她现在就告诉我，我就是感染了艾滋了呢！

这种未知、不确定带来的恐惧最令人分分秒秒胆战心惊。

我摸了摸口袋，大概还有几百元。

这几百元，是我的全部家当。

自儿子去世以后，我再未去球场做工，恐怕现在回去，也没有我的位置。

我揣着这几百块，心里想的都是美玲。

即便不能勃起，我依然想要抱着美玲。

抱着抱着，我都没有发现，连美玲也老了。

她本就长我几岁，现在面上糊着厚厚的劣质香粉，描着粗重的眼线，曾经鲜美的大腿，全是粗糙的橘皮肉，被便宜的渔网袜，勉强地兜住，勒住她骚臭的老逼。

她还在琳琳舞厅。

只是琳琳舞厅再无“琳琳”。那一条街已变迁成为一条充满大众浴池、烧烤摊的脏街，琳琳舞厅的霓虹坏掉了，也无心修，“琳琳”两个字消隐了，只余下“舞厅”两个大字。

我的美玲，是谁都可以上的女人，她只要价五十，还有赖皮要还价到三十，可是她老了，又需要生活，便同意了。

在暮春的萧瑟的海风中，我再一次抱着美玲。

海边公园里，巨大足球雕塑终究要被拆卸掉了，换上新颖、现代的音乐喷泉。

这个城市的足球早就衰落了，它甚至需要为了保级而战，而这个城市所有的男人都看球，足球衰落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男人都依然看球。

而如今，我甚至觉得，这座城市的男人，这座城市的经济，这座城市的一切，都随着足球的衰落，而一起颓废下去了。

我紧紧的搂着美玲，好像要把她揉进我的骨血里，灵魂里。她好像也似有所感，微微的呻吟着，竟像是多年前的那一个跳摸摸舞的小姑娘。

我撕掉她的渔网袜，又撕掉磨破的黑内裤。

终于粗暴又刚硬地进入她松懈、衰败的身体。

在一抽一插之间，我想起儿子留在手机里，他最后的话：

爸爸，今天我发现我开始掉头发了。我心里好怕。爸爸，我可能没有机会再长头发了。

爸爸，你能不能救救我。

爸爸，请你救救我。

这几句话，和儿子的尸体，反反复复地在我的脑际萦绕。

我的儿子，最后并不是病死的。才十七岁的他，从那座高耸入天的医院大楼的顶楼天台上，飞身而下。他的身体支离破碎，只余了年轻的脸孔，没有一点损坏。

我想着他，十七岁的喊“爸爸救救我”，幼时的他不休的啼哭。

想着“救救我”——这三个字。

我没有能力救我的儿子。

也没有人来救我。

我抱着在我身下翻着白眼、抽搐着、像牲口一样大声喘气、露出常年抽烟熏黄的牙齿、身上交织着地摊香水味和妇科炎症恶臭的，罹患艾滋病的，我的美玲，终于酣畅淋漓地射在她伧俗、老迈的身体里。

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了。

我突然间明白我的儿子死了，意味着什么了。

一瞬间我便知道——

我的儿子，是真的死了。

没有了。

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