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讲演录《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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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概念基于经验的直觉。凡是概念都基于直觉为基础，离开直觉的概念都是空概念。假定概念与直觉都是经验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能达到经验的综和命题，你不能达到先验的综和命题。经验的综和命题正因其是经验的之故，所以它不能有必然性与绝对普遍性。休谟已经懂得这一点。

数学命题都有绝对的普遍性呀。不单单是中国人这样想，也不单单是人类这样想，就是没有人类，它还是如此。到处非如此不可。这种命题就是绝对的(absolute)。经验科学的命题都是经验的综和命题，经验的综和命题没有必然性，也没有绝对的普遍性。譬如，我们大家都相信明天太阳从东方出。但是，这个命题没有logical necessary。根据太阳系现时的组织，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大体我们可以猜测明天太阳从东方出。这大体不会错的，这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根据现行的太阳系的组织。但你能担保今天晚上那个太阳系不会一下子改变吗？假定太阳一下子崩溃了，也就无所谓太阳从东方出。所以，经验科学里面的知识都是概然的，大概是如此。又或者说都是或然的。这个休谟已经知道了，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就是休谟提出的一个例。所以，康德最欣赏休谟，这个人是绝对的聪明人。虽然他不赞成他的那一套主张，但他受他的刺激太大。所以说，休谟使他惊醒。因为康德原初也是落在dogmatic，就是莱布尼茨那一套。

英国人的思想，提问题、挑毛病的本事很大。他不一定能解答，他也不想有什么一定的解答。他不是constructive，他是negative、破怀性的。英国人看哲学就是intellectual play，没有像中国人所想的那么严重。他们说什么“ism”（主义），那是家常便饭，无所谓的。英国人的好处就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视哲学、思想为intellectual play，但他们现实上非常realistic，非常constructive。所以它能够维持。假若你完全到处破坏，你这个社会不能保存，也没有文化的建设。英国人有这个好处，他一方面constructive，一方面又distinctive，这样能使人常常存持理性的清明。所以，在现实政治智慧上，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得过英国人。美国人差多了。

中国人有政治的权术，但政治权术不是政治智慧，这是坏的意思。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这么一条暗流。中国的正面的政治智慧在儒家这面，或者在道家这一面。道家那一面不太容易落实，但它在现实上有作用。正面的政治智慧在儒家，儒家里面所说的那些话可以永远有效的，是家常便饭。这个有时候不能解决问题，不过瘾。所以，中国有种种权术出现。

我对那些耍权术的人一向没有什么价值上的称赞，这种人没有可值得称赞的。他是有本事，但这种本事不是他的才能，是他的坏。大家以为他是非凡人物，绝不是凡夫俗子。其实他比凡夫俗子都凡。政治就是凡夫俗子的事情嘛。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能够和凡夫俗子在一块，这是儒家的智慧。所以，程伊川就说：圣人是替愚夫愚妇说法，贤人是替圣人说法。贤人就是哲学家，哲学家根据圣人的智慧造一套理论，这就是替圣人说法。圣人就替老百姓说法。圣人就跟老百姓一样，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就是圣人。我们一般人都想突出，突出才能显你的光彩，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你就没有突出的地方了。

讲哲学，我们不以英国人所讲的为满意。这是就metaphysics讲。讲政治，英国人最好。讲道德、宗教，一定要idealism；讲政治一定要realism，讲政治不能太理想主义。政治上理想主义就是一定要作之君、作之师，一定极权专制。这个不是儒家的立场。儒家讲道德，讲内圣之学，是极端理想主义，而讲政治的时候就讲王道，它两个标准。什么叫作王道呢？王道就是照顾一般人的生活，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每一个人都要有家庭的生活。讲内圣之学的时候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你不能教导天下人，作圣人是自己作，你不能叫人家来作。你不能教天下人作圣人，你自己是混蛋。

理学家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站在个人自己的道德自觉的立场讲的，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叫人随便饿死，站在政治的立场就是要人都要吃饱，“衣食足，然后知礼义”，哪有叫人不怕死，不怕饿的呢？“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一个moral consciousness，就个人讲的。程伊川当年说这个话，后来的人就骂程伊川“以理杀人”，这根本不对嘛，极权专制拿一套ideology叫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假借国家名义叫老百姓牺牲，死千千万万人也在所不惜，那才是以理杀人，这里面当然有迷惑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需要逻辑分析，英国人就绝不会相信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