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香港血战索罗斯全揭秘（附朱镕基对话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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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国际看衰香港的声音络绎不绝，一颗浸润在西方社会百年之久的“东方明珠”如何与一个当时还相对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融合？看衰、质疑、嘲讽……各种声音接踵而来。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巨头们在接连打败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尼之后，开始将目光对准了正在风头浪尖的金融之城——香港，从而掀起了一场足以彪炳史册的金融战争。
1、20世纪90年代 索罗斯崛起
乔治•索罗斯的大名，读者应该是如雷贯耳。犹太人出身，货币投机家，资本大鳄，其身家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索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金融战争，狙击各国货币，所到国家对他都恨之入骨。说是在当时，如果一个外汇交易员听到消息说日本央行干预市场，大家会哈哈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一听说“Soros
in!!"，所有交易员会立刻跳起来，可见当时索罗斯的威名和实力。
资本大鳄索罗斯，是东南亚领导人最痛恨的人
而到了1998年，在一波带走亚洲四小虎之后，实力空前强大的索罗斯将最后的目光，落在了亚洲金融中心，刚刚回归中国不久的香港，企图做空港币。随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集团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爆发了一场空前惨烈的香港金融保卫战。这一经典战役，也成为现代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一页。
刚回归之后的香港，迎来空前考验
2、立体狙击理论 索罗斯的秘技
在描述这场大战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索罗斯的立体狙击理论。以泰国之战为例，因为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所以给索罗斯抓到了空子。
索罗斯的玩法就是，假设泰铢换美元是1：25，索罗斯首先就以抵押的方式向泰国银行借入泰铢250亿，然后索罗斯将这250亿换成10亿美元，拿在手上。
接下来，索罗斯要做的事就是让泰铢贬值。那怎么让固定汇率的泰铢贬值呢？就是不停的向泰国银行借泰铢，再抛泰铢，最后买美元。重复好几次之后，民众一下子就恐慌了，怎么各个银行和市场上都在抛售泰铢；而美元一下子大热，于是大家都一起去买美元。因为是固定汇率，不管泰铢怎么跌，始终能换这么多美元，这一下子不得了，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我们没有美元了。于是泰国管钱的哥们就出来说了，还是浮动汇率吧，让泰铢贬值好了，只有泰铢贬值了，美元才够卖。
然后泰铢大幅贬值，从1：25一下子贬值到1：50。这下子好了，索罗斯把手上5亿美金换成500亿泰铢，换掉欠着银行的250亿，净赚250亿泰铢，也就是5亿美元。
整个狙击泰铢过程中，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舆论渲染，精准的时间点进出，普通市民和泰国政府被玩弄于鼓掌之间，快速，凶残，无情。
索罗斯给泰国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痛
3、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其实，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在索罗斯发动对东南亚的金融战争之后，就注定成为决战之地。打不下香港，索罗斯面子上都过不去。所以索罗斯一边在“料理”亚洲四小虎的同时，一边就曾多次试探过香港。
1997年7月中旬，1998年1月和5月，港币三次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4000多点，市场极度恐慌。西方舆论戏称，香港已经成为国际投机家的提款机。
当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被舆论界戏称“任一招”，意思是说，每每金融炒家杀将过来的时候，金管局唯一的一招就是提高利率，增加金融炒作的成本，维持联系汇率。但这种办法，本质上是饮鸩止渴，因为对于楼市的打击太大。可以说，每抵御一次投机进攻，港府就要吐一次血。
香港金融沙皇任志刚，并非索罗斯的对手
按照索罗斯等人的计划，先在汇市上抛空港元，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得不采用扯高利率的老套子，利率抬高，股市势必下跌，恒指期货也会同步下滑。然后炒家便可在期货市场以较低的价格沽空恒指期贷，汇市股市双双获利，醉翁之意尽在恒指期货。
1998年，8月，打着如意算盘的索罗斯，终于在几次试探之后，按捺不住躁动的心，带着最强的人马和火力，卷土重来。誓要一战终结香港。
4、董建华半小时拍板 港府背水一战
在索罗斯布局最终一战的同时，特区政府也在苦苦思索还击之道。
时任香港特区政府财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回忆到，据香港金融局官员分析，在连番攻击之下，香港已经“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恒生指数将很快直线暴跌到4000点，银行贷款利息将居于历史最高位，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有一定经济学知识的朋友应该知道，香港采用的是联系汇率制度，是以7.8：1的比率钉死美元的汇率制度。当时放在港府面前的选择不多，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宣布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脱钩。
你或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干脆宣布放弃联系汇率？曾荫权在很多年以后的一封书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脱钩只会令港人一夜之间对港元信心尽失。更会令股市楼市再度急泻，利率飙升，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使长远来说，也未必是港人之福。”
强硬的曾荫权，不想放弃联系汇率，苟且偷生
于是经过艰难的抉择，曾荫权做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决定：与其让香港人民的财富落入投机家手中，还不如政府入市，调用外汇储备，放手一搏。
随后曾荫权和任志刚将这一想法，汇报给了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踌躇的两人没想到，董建华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拍板放行。事已至此，曾荫权心里很清楚，拿香港人民的血汗钱来搏，赢了还好；万一输了，别说引咎辞职，他们几个就是以死谢罪都是轻的。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好走。那一晚，曾荫权哭了一整晚。
有些时候，历史，就是需要一些人，去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双方的最终对决，如期而来。
5、世纪豪赌拉开帷幕
早在97年索罗斯掀起第一轮狙击时，香港政府就十分清楚，以香港现有的外汇储备，根本无力单独应付可能的金融袭击。于是，香港财政高官秘密进京，得到了中央的将不遗余力地，倾中国外汇储备之全力支持的许诺。这也是在首轮港元狙击战中港府死守港元汇率的底气来源。之后不久，在世界银行年会，朱镕基、索罗斯同时受邀参会，朱镕基当场对索罗斯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
索罗斯当然清楚香港背后中央政府的实力，此时的朱镕基已经成功带领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中央政府的弹药库储备充足，足以应对这场世纪之战。然而，中央政府是会强势出手还是隐忍不发？索罗斯将宝押给了后者。原因很简单，香港素来有自由之港的美称，政府大规模干预资本市场尚无先例，况且还会严重影响香港自由市场的信誉。况且，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还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可以动用，这足以打垮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体。
时间进入到1998年的8月，在肆虐了半个世界之后，索罗斯带领着国际炒家们回到香港。此时，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朱镕基总理也说：“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
开弓没有回头箭，谁都知道双方都没有收手的余地，而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两位副行长此时已经带着600亿港币来到了香港，随时准备应战。决战的日子不远了……
6、决战香江鹿死谁手
8月14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动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同时进入股票市场和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举吸纳，致使那一天的恒生指数反弹560多点，升幅达8%，以7224点收盘；索罗斯军团瞬间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的港府，竟然会真的入市搏杀。不过索罗斯毕竟是老江湖，开工没有回头箭，稳住阵脚。既然你港府已经下水，那只有小鱼大鱼一起带走了。
随后一直到24日，港府和索罗斯的炒家集团之间一直你来我往，短兵相接。但是恒生指数慢慢的抑制住了之前疯狂下滑的势头，开始处于一种震荡的状态。
8月26日，离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还有两天。
决战之际 香港证交所的交易员面色凝重
8月27日，结算日前一天。上午10时，香港股市开市。一开始，炒家的卖盘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扑来。在第一个15分钟内，成交额即达19亿港元；在第二个15分钟内，成交额为10亿港元。而在收市前的15分钟，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成交额高达82亿港元！状态之惨烈，令场上所有交易员都目瞪口呆。
这一天，香港政府动用了200亿港元，委托10家经纪行在33家恒指成分股上围追堵截。恒生指数报收7922点，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扬88点，这是自97年11月4日以来的最高点。
27日晚，最终的决战即将到来。那一晚，香港几乎无人入睡。
27日晚，整个香港，几乎无人入睡
8月28日，恒指期货的结算日。这是索罗斯做空恒生指数的最后机会，之前购买的大量看跌期货能不能赚，就看这一波了。
要注意的是，恒指期货的结算价格为这一天每五分钟恒生指数报价的平均值，因此，要抬高结算价，就必须保证恒生指数走势平稳。要达此目的，港府必须得竭尽全力，寸土必争。
这一天，百万香港人锁定频道，眼睛紧紧盯住飞快跳动的恒生指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这一刻，许多香港市民都不再关心自己的财产是否缩水，真正意义上的与香港这座城市同命运共荣辱。
上午10时，决战打响。港府与做空集团立刻在“汇丰控股”与“香港电讯”上展开激战。炒家的抛盘气势汹汹、排山倒海，政府军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不剩，全盘买入。开市仅5分钟，成交额即高达30亿港元！
中午12时午市收市前，战斗又趋激烈，“长江实业”、“中国电讯”等多个蓝筹股被炒家疯狂抛售，滔滔股海，港府狂澜力挽。午市收市时成交额报409亿港元。下午开市，战况更趋严峻。炒家的抛盘滚滚而来，港府几乎是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外汇储备，全盘吃下，全线死守，平均每分钟就有价值3.5亿元的股票易手。
下午四时整，恒生指数终于在7829点定格！
惊心动魄的四个小时之后，全天交易额达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90亿港元！恒指期货最终以7851点结算。在上溯总共10个交易日中，香港特区政府约动用相当于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上拉1169点。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索罗斯大势已去，败局收场。在这场保卫香港的“决战日”中，香港股市交易量达到了790亿港元，大约是平时交易量的10倍。
尽管国际炒家们困兽犹斗，妄图在9月搬回战局，但在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天，恒生指数飙升588点，站上8000点大关。国际炒家的亏损进一步加剧，最终不得不从香港败退而去。
再往后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香港市场逐渐恢复了元气，1999年恒生指数重回10000点以上，港府从股市中全部退出，赚了数十亿美元。
对索罗斯来说，香港和中国是他的伤心地
后记：
可以说，在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撑下，香港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命脉，但也只能说收获了“惨胜”，而若没有这个强大的后盾，其后果就更加无法想象了。对于这场金融战争，中央政府的表现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其角色定位之精准、出手之决心、策略之稳重让世界赞叹，这也成为中国政府参与世界金融战争的“首秀”。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朱镕基被国外杂志评为当年“世界金融三强人”之一。(另两位分别是：格林斯潘、索罗斯)，而在十几年之后，有人评论道：“你一定没有想到，中国曾经那么伟大过——挡住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早就在1998年爆发了。”
朱镕基对话索罗斯
摘要：2001年，朱镕基会见索罗斯，问索罗斯金融和股市怎样监管，索罗斯回答到，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同时，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
这是2001年9月17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乔治·索罗斯时的谈话。索罗斯是美国金融界人士，长期从事国际资本运作，在1973年创立索罗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总裁、董事长。
朱镕基：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你寄给我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和你见面。你是从美国飞日本再飞北京的吗？
索罗斯：经过蒙古飞过来的。
朱镕基：袭击事件发生时，你在美国么？
索罗斯：已经离开了。
朱镕基：我对9月11日美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感到震惊，表示慰问和哀悼。据我所知，目前已有51位华人丧生。
索罗斯：我很难过。
朱镕基：其中两位是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其他的都在世贸中心工作。我刚刚看过电视，有一个华人家庭的夫人和孩子，他们在流泪，我也流泪了。你认为这次袭击事件会造成多大影响？
索罗斯：从经济角度看，美国经济中业已存在的趋势，如经济步入衰退期、消费者心态谨慎、美联储利率下调、股市下跌等等，都将因这次事件而加速发展，时 间会提前、速度会加快。当然，衰退期也会因而缩短，这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同时，美国人减少了外出，这等于将需求延滞到将来，有利于财政和货币稳定。总 之，经济下滑趋势会**加快，但持续时间会缩短。至于此次事件对美国会造成多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作何反应。美国人当前普遍感到愤怒，但如果美国 政府采取的行动伤及阿富汗或者其他国家的平民，将导致恶性循环，希望能够避免。
朱镕基：我们也担心美国过分的反应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反对，使矛盾更加激化。我们理解美国人民的悲痛，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为了找到拉登，造成平民伤亡而酿成悲剧的结局。
索罗斯：我个人认为，拉登是一个邪恶的天才，此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策划显示出他的远见。阿富汗内部有许多武装分子反对他，几乎在袭击事件同时（或前 一天）发生了针对马苏德（即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任阿富汗北方联盟将领，2001年9月9日被谋杀）的自杀性袭击，而马苏德就是本拉登的对头。所 以，拉登对美国的军事反应是有心理准备的。
朱镕基：你比较肯定拉登是主谋？
索罗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猜测。
朱镕基：大多数人原来预计美国经济将于明年复苏，这种预计会不会因袭击事件而改变？
索罗斯：袭击事件前，美国经济已下滑至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下滑主要集中在技术产业，消费者和起关键作用的消费经济基本不受影响。而现在，已有迹象表 明，消费开始受到影响，经济下滑进入到第二阶段。而正是由于此次事件加速了美国经济的下滑趋势，我现在反而更认为，美国经济将于明年复苏。但技术产业由于 投资过热，其复苏所需时间更长一些，可能要几年。与目前状况最为相似的是1973年，当时股市繁荣，结构不合理，客服这种状况用了十年时间。
朱镕基：国会已授权布什总统动用400亿美元处理袭击事件，如果发动战争，这笔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几年将出现财政赤字，这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索罗斯：可以刺激美国经济，但对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将产生不利影响。我原来预期美国经济会下滑，因而大量购买国债，但今天我已经开始抛售10年期和30年期的长期政府债券，不过不会卖出6个月的短期债券。
朱镕基：这就是说，美联邦政府会大幅度地降息？
索罗斯：短期利率会下降，而长短期期利率只差会进一步扩大。
朱镕基：我想问的问题都问完了，现在看看你有什么想说的。
索罗斯：我很高兴时隔12年重访中国。自1989年后一直没能再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9年以前，我对中国有所了解，但现在所知甚少。我想问的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梦奎（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是经济学家，请你说一下。
王梦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
朱镕基：我想在王教授回答的基础上再明确一下。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现在传统产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 许多方面，如钢铁和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维持目前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政府努力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推动，这些产业就会开工不足。消费品 工业主要依靠廉价商品销往欧美等地，但欧美对此类商品的限制越来越严，出口越来越难，如不及时调整，以信息化带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将会越来越 大。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80%，由于粮食过剩，出口又出不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或增长缓慢，城乡矛盾将加大。不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 提高农业水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遇到困难。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做工作，目前还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目前困难的是，随着美国经 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难，而出口对中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出口总值达2550 亿美元，现在出口增幅**降低，我担心今年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负面因素，靠动员内需来解决。现在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愿意消费，消费在增长，所以出口下降不会影响我们原定计划的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 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亚洲金融[0.00%]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已基本克服。好的一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大为 改善，近三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400 亿美元以上，今年将接近500 亿美元，但袭击事件发生后，就难预料了。现在的问题是股市发展快，但不规范，投机行为多，政府监管不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如何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很令我们 头痛，这方面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 高，最高时曾占到40%。后来我们借鉴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从银行划出来，以使这些商业银行规范化、实现自 主管理，但问题依然很多。通过改革和加强监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年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3%至5%。我们希望将这些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不良资产 虽有相当部分已经划出，但问题依然很多，上市十分困难。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已基本上实现资金 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我们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镕基：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
朱镕基：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 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 系就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 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 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 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 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镕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 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 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 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 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得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 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没有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 的安排。
朱镕基：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距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镕基：我们每年400 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镕基：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索罗斯：这样还可以吸引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目前在股市上犹如赌博，而通过共同基金的专业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监管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向机制化发展。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过来。
朱镕基：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指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索罗斯：我还是找他们。我的公司与投资银行不同，如果可以找到中方合作伙伴，我愿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持少数股份。
朱镕基：欢迎。
索罗斯：大的银行或其他机构都可以从合资企业中获益。
朱镕基：我更看重你的经验。
（节选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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