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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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元月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在桂林地区永福县苏桥公社石门大队流碑小队插队三年。

我同千万个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样，有了一个称呼叫“知青”。

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靠我同学在劳动调配站工作的姨妈的帮助，我到市内的一家工厂打了几个月的“零工”，工资是每天一块二毛伍分钱。开始是给工厂的基建工程挖土方，后来又到车间里给工人师傅打下手，装卸待加工的工件，挣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妈妈用我挣的钱买回了毛线，又请一个女孩给织成了毛衣，这是我穿的第一件毛衣。

在这期间，父亲所在的单位已经开了几次动员会，要求动员自己的子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当时，父亲的心理很矛盾，他是担任公司党委委员的工人代表，理应带头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乡下去。但是，又怕我从小体弱多病，到了乡下吃不消。

当时留城的政策条件有二：一是有病经医院证明不能下乡。二是家中只有两个子女，如果有一个子女已下乡，那么另外一个子女就可以留城。这两个条件于我来说，都拿不出来。我虽然体弱多病，但不属于经医院证明不能下乡的疾病类别，我家也没有关系能“走后门”开出这样的证明。虽然，我大哥作为“老三届”已经下乡插队，但我家有六兄弟，不符合留城的政策条件。

于是，我在全家人的担心中下乡插队了。原本是74年11月下乡的，拖到了75年元月，比原定时间晚了两个月。

临别时，对我一直就疼爱有加的母亲紧紧拉住我的手不放，一再嘱咐我：“四毛你要好好的”。望着哭泣着的母亲，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往下掉，心中一片茫然。在家时，有父母和兄长为我遮风档风，如今往后就要靠自己面对。

这次同去的有五名知青，三男两女，我父母工作的单位食品公司派了一辆卡车送我们，我的哥哥和几位同学一起送我到乡下。

一路上，我沉默无语。有位同学能说会道，讲起了我在学校的经历，说我是班上团支部书记，如何如何能干，他是想给我在其他知青那里留个好印象。

载着我们的卡车出了市区后，就沿着崎岖的道路跑了好几十公里，到了石门大队部。早已候着的生产队长和队里的会计就迎了上来，领着我们走小路到了我们插队的地方流碑村。流碑村有两个生产小队叫五队六队，我们是五队。

我们的知青房还没有建，男知青被安顿在一个黄姓的农民家里，女知青被安顿在妇女队长家中。我们的房东把一间放茅草的房屋打扫干净后，腾了出来，一边放了三张床，一边是临时搭建的炉灶，我的知青生活开始了。

当晚，我整夜无眠。

到农村插队，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

第一次做饭做菜，我就弄了个手忙脚乱。没有木柴，在炉膛里烧的是茅草，需要不间断地一把一把地往里添，火候很难把握，弄得自己一头一脸的灰，眼睛也被熏得直流泪。好不容易做好饭，炒菜又难到我了。结果，不仅放盐放多了，菜咸得要命，而且还炒糊了。饭也是，下面焦了，上面还未熟。吃着难咽的饭菜，我悲从心中，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好在，我遇到了好心人，房东大娘经常过来帮衬我一下，才使我摆脱了困境。到了好天气，她还帮我拆下被套，洗好，晒干，又缝好。为了感谢大娘的好意，我把从家里带来的面条送给她。那年头，面条是个好东西，在城里是要凭票买的。在农村特别稀奇，只有家人生病了才下面条吃，还可当菜下饭。

不久，生产队要给我们建房了。其实，国家对知青下乡插队的生活也有所安排，头一年每月有生活补助费，并拨出专项经费建简易房和购买农具。生活补助费，我们自己用，除了可以到公社的供销社购买一斤限量供应的猪肉外，还可有些剩余。建房费和购买农具，由生产队统一掌握。

队里在房东家旁边的岭背上选了一块地，建房工作就开始了。我们几个知青同队里派出的师傅一起出工，先挖好房屋的基坑，彻上石块。地基做好后，用木板钉成的长条厢往地基上一放，就往里填充拌进石灰的泥土，然后冲紧冲实，一层一层往上垒。墙体建好后，就盖房顶。除了瓦片是外购的，房梁用的是生产队的松木，门和窗也是队里的木料，没花多少钱，房子就盖起来了，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就由队里统一分配。

房子建好后，我们五个人一人一间，根据上面的要求，我们是一个知青小组，大家选我当组长，插队的生活就这样正式开始了。刚开始，大家在一起过日子，还挺有些新鲜感，从家里带来吃的东西一起分享，不分彼此。没过多久，我从家里带来的一大瓶油渣拌豆酱，就全都吃完了。

当时正值农忙季节，“春插”(插秧)开始了。带来的东西吃完了，这可是家人省吃俭用为我准备的，而“春插”才刚过几天。更糟的是，炒菜的油也用完了。好多次，我累了一天回来，打了一锅菜叶子的清汤，沾点辣椒伴饭吃，也只能这么对付了。

生活过得艰难，劳动关也不好过，首先是挑担子这一关就不好过。我的个子小，身体弱，担子挑得重些，就显得很吃力。稻秧插下后，需要施肥。挑化肥要到公社去挑，走十几里路。两包化肥，担子一边一包，有一佰斤重，人家挑回来，最多只需歇二、三回，而我要歇十几、二十回，挑回来就天黑了。

除了挑化肥，还要挑牛粪猪粪、挑谷子等，有一次我挑着担子往坡上走，由于重心不稳，脚底一滑，踩进一个窝坑里，把右腿关节给扭了。回来后，到大队医务室，赤脚医生只给我上了点自己配制的药酒，就打发我走了。那时年轻没当回事，到了年纪大些，留下了病根，走路走得远些，爬山上楼梯，关节总是隐隐发痛。

其实，最难过的是“双抢”，这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劳动。要在一个月内将成熟的早稻全部收割完毕，再全部犁一遍，然后将晚稻秧苗全部插上，必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这就是“双抢”。

“双抢”时节，正值全年最热的高温酷暑。中午的烈日灸烤，天地之间就象一个巨大蒸笼，稻田里的积水就象开了锅的热水。我和社员们一起，用镰刀割稻子，朝着稻子倒伏的方向将其一一放倒，然后一把把地捊好，放在干燥的空地上或放在田埂上。割完稻子，还得用打谷机、打谷桶脱谷。这时，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空，热辣辣地刺疼了我的眼睛，身上出了汗又被晒干，还有蚊虫叮咬，踩在水田里又被蚂蟥吸在脚上，蚂蟥吸满了血，一拍就掉了下来。渴了，就喝口田边沟里的水，饿了，就咬一口糯米团子，一天劳作下来腰都直不起来，身体都虚脱了。

为了抢时间，收完早稻后，把田犁好，又要抢插晚稻。我凌晨三点就得爬起来拔秧、插秧，直到傍晚才收工。就这样要死不活地劳作了二十多天，才完成了“双抢”任务。这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经历，只有经过这样的生活，在今后的人生岁月里，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我都会咬牙坚持的。

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痛苦是一方面，一天劳作后回到小屋的孤独和凄凉又是另一方面。当时有一首流行甚广的知青歌曲，歌词大意是：蓝蓝的天上/是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美丽的夜色/是多么地凄凉/我坐在煤油灯下/苦苦地思念爹娘/我的爹娘。这种心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无法体会和想像的。

那时，我还写诗，只是发泄心中的苦闷，写了十几首，都没敢给人看，担心人家说自己思想消极。在那个不太正常的年代，我必须保护好自己。可惜的是，一首诗都没能保存下来。

我插队时，才十七岁，农村是我的第一个社会大学。我们插队的流碑村有两个小队，叫五队六队，我在五队。五队的收入比六队低得多，一天按工分十分计算只有两毛钱，而六队有六毛多钱。这其中的缘由，有人悄悄地告诉我，我们的队长人懒，又狡猾，外号叫“饺子队长"。有他当队长，生产队就好不到那里去。后来我回城工作，一年结算挣工分三仟多分，扣除生产队分配的东西，不仅没有余钱，还欠生产队十多元钱。当时，家人说：大哥插队，老往家里拿东西，你插队不仅没有拿回一点东西，还要倒贴钱。

我们队出工总是比六队要晚些，收工总是收得早些，这是“饺子队长”的风格。早上，太阳升得老高时，才听到队长喊出工的吆喝声“出工啰，出工啰”，大伙就三三俩俩地出工了。队里的旱地都在岭坡上，这也是我们到公社赶圩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任务是给种有西红柿、辣椒的地块松土。才劳动了不久，队长就扯起嗓子喊“抽颗烟啰”，男人们就走到一旁抽烟了，而不抽烟的妇女继续劳动。我不会抽烟，自然还得同女人们一起干活。有人把我扯进男人堆里，递给我一支点燃的卷烟，笑骂着：“傻仔，学着点”。卷烟是半干半生的烟叶，很冲，才抽一口就被弄得受不了。一天劳动下来，就要抽上几回烟，没得法也只得忍受。

队长有亲戚在城里，在大队领导那里也说得上话，人情世故比其他村民懂得多些。他有时到我们的知青屋坐坐，询问我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又有意无意地说：“我是掌握你们的命脉的”。言下之意，你们要巴结我，否则，没有好果子吃。果然，快要过年了，他挑着一担空萝筐进城到知青家坐坐，回来时就装满了面条、点心，还有烟酒等东西，因为怕得罪了他，儿女回不了城。其实到后来，我也理解了队长。那年头，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农民家里养鸡不能超过两只，不然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队长有几个儿女要养，自己又不能干，只能挖点知青的油水了。他说归说，还真没有整过人。

许多村民还是纯朴善良的，他们对队长的行为其实也看不惯，但也奈何不了他。他们只是默默地在生活上关心我们，照顾我们。没有菜吃，好心的乡亲就叫我们去地上摘，没有煮饭用的茅草和松枝，就叫我们到自家的柴房去搬。队里的指导员、贫协主席、妇女队长这些队干，不仅没有要过我们的东西，而且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农活。吃过晚饭，大伙一起围坐在炉膛边聊天说地，有时也说些男女之间的事，直叫我们这些小青年红到了耳根。夜深了，有年长者说一声“睡觉噢”，大伙就散了。

由于生活艰苦，知青之间也互相照顾，拿句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抱团取暖。当时，流行“串队”，就是各队的知青之间互相走访，不论走到哪个队，只要有知青在，就有饭吃。参加文艺宣传队，到大队部和公社看电影，是知青们互相接触的好机会，晚上回来结伴而归。平日里，男知青帮女知青干重体力活，女知青帮男知青洗衣做饭，是常有的事。在亲密的接触中，在需要相互安慰的日子里，有的知青恋爱了。

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有时还喜欢独处。我不喜欢走动，许多时候，队里知青都去“串队”了，只有我还守在队里。我成熟得晚，家教也甚严，对男女之情知之甚少，更不敢涉及。那时候，知青之间谈恋爱多是偷偷进行的，如果被人发现，就会被戴上作风不好的帽子，会影响回城工作的。尽管如此，有的知青还是不管不顾，照样在一起。据说，在插队时谈恋爱的知青，回城后大多数都分手了，真正结婚成家的没有几对。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们之间与其说是谈情说爱，还不如说是相互安慰帮助。我插队的第二年，我随公社知青总带队赵队长，到永福各公社去寻访老知青，在寿城公社见到一个六九年下放的女知青，她与当地农村的回乡青年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我们看到她时，只见她没有一点城里姑娘的样子，皮肤粗糙，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孩，身旁还扯着一个二岁多流着鼻涕的女孩。这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知青们盼望回城，家长们更是操心。每逢过大年各家拜年，最中听的祝福的话就是“祝你早日上来"(回城)。

插队一年后，我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有一次，公社召开知青小组长会。我作为石门的代表作了汇报发言，谈到我们小组的知青学习革命理论，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写下了三万多字的读书笔记。这本是我的即兴发言，却引起公社知青总带队赵队长的高度重视。会后，我被留下来，赵队长要求我写一个情况和读书笔记一起报上来。

这下麻烦了，我看《资本论》是受二哥的影响，当时他正在研读《资本论》，我还偷看了他写的东西，并抄了笔记。但是，也没有三万多字啊。回来后，我到处找资料，连夜在煤油灯下赶写读书笔记。我还发动其他知青写，他们也勉强凑了仟把字的笔记。算了，还是自己弄吧，熬了半个月，终于交差了。

公社把我树立成学习典型，我的荣誉一发不可止，先后参加了县、地区和自治区知青“积代会”。好在我有些文字功底，我的讲用稿受到各级领导的好评，县里的广播站播了我的稿子。我回城巡回讲用时，市商业局的石科长，这位全市有名的才子，还用怀疑的口气问我：这真是你写的吗?

不仅是有了荣誉，我还摆脱了沉重的劳动，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此后两年，每逢“春插”和“双抢”，我都会接到上级通知，去开会学习去了。开会学习，吃得好，睡得香，这也许是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先进知青的特别照顾吧。

期间，我父亲所在单位食品公司传出消息，我要转为国家干部了，拟任公社革委会管知青的副主任或者调到县知青办工作。这下子，我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同我套近乎。后来，永福县从知青中选拔干部的工作慢了些，上面宣布这项工作停止，我没能转干。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被招工回了城，离我当初下乡插队的时间，整整过了三年。新的生活开始了，但是三年插队的经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