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左青铜器为燕王喜东逃时所埋
西周鸭形尊。
北洞二号坑青铜器摆放混乱。
匽侯盂和铭文“匽侯作饙（fēn）盂”。
喀左窖藏青铜器出土地点和出土情形。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朝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大量窖藏青铜器，这些文物震惊了考古界，但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和来源众说不一。不久前，我省考古学家王绵厚提出新观点，他认为喀左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应是战国末期燕王喜和太子丹败逃辽东时所藏，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
大凌河古道发现大批窖藏青铜器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出土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青铜器侯盂和鸭形尊正在展出。与此同时，辽宁省博物馆也有几十件出土于喀左的国宝级青铜器文物展出。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谁？为何把大量的青铜器埋藏在了喀左？这，一直是个谜。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第一次集中被发现是在1955年5月12日，在喀左县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共发现窖藏青铜器16件。主要包括青铜鼎、青铜盂、青铜簋（guǐ）、青铜甗（yǎn）、青铜卣（yǒu）、青铜（léi）和青铜鸭形尊等。
1973年3月6日和5月28日，在喀左县平房子镇北洞村山岗上，又发现了两处相距仅4米的青铜器窖藏坑，分别被称为北洞一号和北洞二号。两处遗址各出土青铜器6件。
随后，窖藏青铜器在喀左县又陆续被发现。1974年12月，在喀左县平房子镇枣树台子沟村，发现了22件窖藏青铜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带铭文的就有15件。最后一次在喀左县发现窖藏青铜器是1978年9月，地点是喀左县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村，共出土青铜器10件。由此，考古界用“四批五处”称呼喀左窖藏青铜器。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告诉记者：“这些窖藏青铜器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是上世纪燕山以北辽西地区青铜器的一次集中出土，其数量之多、品级之高，丝毫不亚于中原先秦列国所发现的青铜器。”王绵厚表示，通过对喀左县出土的“四批五处”窖藏青铜器进行综合分析，他发现这些青铜器的分布地域、埋藏情况和器物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共性特点，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窖藏整体系列。
“从出土位置看，这批窖藏青铜器基本沿大凌河古道南北排列。而且考古调查发现，与窖藏地址相邻处有战国和汉代城址遗迹，这说明当时大凌河古道有城址存在，且活动频繁。而将这几批青铜器埋藏的人，很可能是途经大凌河古道时，因某些历史原因不得不将这些青铜器埋藏起来。”王绵厚进一步解释说，“这些青铜器的时代跨度至少从商代延至战国时期，其中以燕国的青铜器为主。在近千年时间里，能拥有这样大批带‘燕侯’等铭文青铜器的人，其身份非常尊贵，绝非一般的小诸侯和地方部族方国的首领。但遗憾的是，对其主人的身份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
青铜器上自商代下至战国晚期，与燕王有关
记者了解到，喀左窖藏青铜器最大的谜团有两个：其一，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是谁？其二，他为何要将如此多的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上？
据了解，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对“喀左青铜器窖藏”的解说，是早期最为权威的解释。书中将喀左窖藏青铜器定为“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藏的青铜礼器”，这一结论的依据是辽宁学者的考古发掘报告。
对此，王绵厚并不赞同。他说：“这种说法一是说其埋藏时代为西周初年，二是青铜器所属为燕国，最后其埋藏原因是为了‘祭祀山川’。早期辽宁的一些专家对这种观点一直持肯定态度。但我对这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除认同这批青铜器属于燕国外，其他观点我认为都应该重新思考和讨论。”
为寻找答案，王绵厚从21世纪初以来，对喀左窖藏青铜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重新分析和研究。
王绵厚告诉记者，关于喀左窖藏青铜器，目前可以确认并达成学界共识的是其属于周朝的诸侯国燕国。所以可以将其和同时期的其他青铜器进行比较。迄今为止，在原燕国及其以北的地区，燕国青铜器最集中的成批发现，首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这一墓地在北京西南，是燕国的贵族墓葬群。其中发现了大批青铜器，品类齐全、带铭文者众多，这些青铜器的时代明确，无可争议。
“通过将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和喀左大凌河古道出土的青铜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线索。”王绵厚说，“对比是通过青铜器的造型和铭文进行的，主要是带有‘侯’铭文的青铜器。‘’在古汉语中同‘燕’，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这样一些铭文，如‘侯令堇禧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堇贝，用作宝尊彝’‘侯赐圉（yǔ）贝，用作宝尊彝’‘侯赏复衣、臣、妾、贝’等。通过铭文中的‘赏’‘赐’等字，可见这些青铜器是燕国诸侯王赐给臣子使用的。”王绵厚说，“再看喀左大凌河古道发现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侯作饙（fēn）盂’。该青铜器不仅与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同类器造型相同，其‘侯’二字亦如出一辙。所不同者，大凌河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从铭文的‘作’字看，应为燕王自用的青铜器，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燕国青铜器，全部是燕王赏赐给臣下的青铜器。”
同时从这些青铜器的时代上看，又能发现一些不同之处，如北京琉璃河青铜器的时代比较集中，基本在西周初期。而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的时间跨度则更大。特别是以北洞二号出土的青铜器时代跨度最复杂。其中的“斐方鼎”应为商代青铜器，带座青铜簋的年代应为西周，而另一件青铜匜（yí）的年代应属于战国晚期。
王绵厚说：“在考古学中，对同一地层或地点出土文物的断代，有一个公认的‘就晚不就早’的原则。对窖藏的文物群体，分辨其中的最晚下限，哪怕是微小的器物都应十分谨慎。而通过这件青铜匜能看出，大凌河窖藏青铜器虽然其主体为西周，但窖藏的总体时代下限应到战国。”
王绵厚为此在2015年专门咨询了参与过当年发掘北洞二号窖藏的考古专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方殿春。方殿春明确表示，当年的窖藏坑有“乱葬坑”的感觉，而北洞二号出土的那件青铜匜，他认为甚至属于战国晚期。
由此得出结论，喀左窖藏青铜器的时间跨度至少超过了1000年。
除铭文和年代外，在北洞一号发现的青铜的双耳上有深深的沟痕，这是长期悬挂使用磨出来的。在青铜瓿（bù）的口沿一侧，还有明显的修复痕迹。王绵厚说：“这都证明它们应该有长期的使用经历，使用者和铭文相对应很可能就是历代燕侯和燕王。”
那么，到底是哪一位燕王埋的呢？王绵厚认为，应该是战国末期的燕王喜和派荆轲刺秦王的太子丹。
燕王喜和太子丹从大凌河败逃辽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绵厚结合史料调查大凌河流域的交通。
王绵厚说：“从考古发现和初步分析看，喀左大凌河古道窖藏青铜器的所有者和埋藏原因，总体上无非有三种可能。”
其一，这批青铜器为商、周（燕）王室所有。其埋藏的原因是王室成员本身或派专人赴大凌河流域埋藏或祭祀。
其二，这批青铜器是燕王赏赐给北方某部族或方国，后由当地的部族、方国埋藏或祭祀所为，或者由“箕子东迁”时所埋。
其三，这批青铜器原本为燕国王室所有。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王室成员及随行者途经大凌河流域时埋藏。
对于这三种可能，王绵厚说：“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并不成立，第三种则很可能是这些青铜器的真正身世之谜。”
王绵厚调查时发现，在这些青铜器埋藏地附近，并没有名山大川，而且从埋藏情况看，根本没有规律，各个时代甚至还有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全部混在一起，十分杂乱，窖坑挖得也不规则，青铜器在坑内上下叠压，卧立不一。这种无规律的现象和违反常规的埋藏方法，恰好否定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藏的青铜礼器”的解释。因为从未有一次“祭祀”竟混乱地埋藏多件不同时代的青铜器。
对于第二种可能性，王绵厚提出，如果是燕王赏赐给某一部族或方国的青铜器，那么其年代就很难确定，因为在同一窖藏坑中，既有商代也有西周甚至战国时期的器物。如果说都是战国时期燕王一次性赏赐某一部族、方国的，那明确地刻有“侯作饙盂”的燕侯自用器，怎么会赏赐给其他方国？另外还有一件燕王亲自赏赐给大臣“伯矩”的青铜器，既然已经赏赐给了伯矩，是不可能成为转赐给北方另外的某部族、方国的赏赐品的。
至于“箕子东迁”的说法，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商末“箕子东迁”时历史上还没有出现“燕侯”。箕子总不能带后世燕侯的青铜器东迁。
王绵厚认为，这些青铜器时间跨度长，器型数量多，样式齐全，品级崇高，说明窖藏青铜器的所有者和埋藏者，必具有长期保存和收藏这批青铜器的身份和条件。所以推断这批青铜器的真正所有者，应为历代燕侯和燕王，这批青铜器是燕国“库府”所藏的传国重器，可能是从第一代燕侯受周武王封赏，周武王将部分商代青铜器赏赐给燕侯开始，历代燕侯或燕王均不断地将青铜器藏于国家府库之中代代相传。
综上所述，王绵厚认为，将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的燕王应是末代燕王喜。依据就是多种史籍中记载的战国末期燕王喜大败逃往辽东一事，喀左大凌河古道恰是当时由中原去往辽东的必经之路。
对此《战国策·燕策三》记载：“于是，秦大怒燕，益发兵诣赵，诏王翦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
《史记·刺客列传》也记载：“（秦）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
王绵厚介绍，以上两条记载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失败后，秦始皇加快了攻打燕国的步伐。公元前226年十月，秦攻下燕国的都城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忙逃往燕国最后的地盘辽东郡（今辽阳）。
从当时的交通地理看，燕王喜当年逃往辽东必须经由辽西大凌河古道。所以这批青铜器应是燕王喜和太子丹在匆忙败逃中，不堪辎重和重器的重负，仓促间临时埋藏于大凌河古道沿线。而在埋藏时，燕王喜和太子丹还抱有击败秦军，重返旧地取出青铜器的希望，所以并未将这些青铜器埋藏在过于隐秘的地点。但这一切都随着后来太子丹被杀和燕王喜被俘虏，最终燕国灭亡而永远成为“历史的谜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