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多大食，成多大事

西汉的开国者中，以刘邦为代表，都是些天才人物。刘邦雄才大略，做啥成啥。张良助长其智慧，萧何落实其实务。张良不必多言，在打天下中高瞻远瞩功勋卓著，非凡之才。萧何这人比较低调，一般人知道他重要，但不知道他是那么的重要。刘邦攻破咸阳，争金夺银者众，而萧何独收集秦朝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而珍藏。国家新建，没有这些章程哪里行，刘邦属于豪放的领导者，在治国方略上自然想不太多，只有萧何这样的人物才能借助这些制度定国安邦。

萧何与曹参谁做丞相，一度在开国之初是争论的要点。有人认为曹参攻城略地且身负七十处伤，应当功居第一。关内侯鄂君拨乱反正，指出刘邦在整个打天下的过程中，所有的军中补给都是萧何筹措，汉王数败于山东，萧何则常以整个关中肥沃之地迎候汉王，曹参是一时战功，而萧何却是万事功业。刘邦曰：“善。”于是萧何做了丞相，把国家的大政方针打理得井井有条，奖赏官员，建章立制，一派欣欣向荣。

中国古代的官员，耕读传家，萧何也购置了一些田宅，专门设在偏僻处，之所以没有选择中心地带，全为后世计谋，他谋划道：如果后代出息，传承父辈的勤俭即可，如果后代没落，有房有地，生计没问题，且地处穷乡僻壤，也不会招灾惹祸，一生安度。可见萧何不是那种贪婪刻薄之人，而是忠厚笃实，对自己的子嗣如此，对国事更是如此，临终把丞相之位托付给曹参。也正是这样的人，虽然继承了秦朝的政治体制，但没有沿袭其刑罚残酷的法家精神，这就为汉朝的政治制度，开了一个好头。

接着说曹参，这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按照常理，原来被萧何压着，现在翻身了，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了。然而曹丞相并没有，而是坚持“两个凡是”的精神，凡是萧丞相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高祖皇帝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多好啊，这样就不必动脑筋想问题，还不出错误。那身居丞相之职干什么呢？落实啊。然后呢？然后就是饮酒作乐。于是曹丞相就日以继夜的饮酒作乐。很多官员看不下去了，这哪像一个丞相所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国家重任，怎么能如此不务正业？一些官员就准备进言劝谏。曹丞相一脸高兴，快进来，好久不见，喝酒喝酒。三下五除二，把人家灌醉了，稀里糊涂的就被打发走了。

皇帝看不下去了，哪有这么做丞相的？再说了，你这么干把我这个皇帝放在哪里了？以为我年轻（16岁当皇帝）而轻视我？还是因为我不掌实权（其母吕后主政）而不给我面子？不想干赶紧挪地方，有的是人能干，都在那里等着呢！皇帝气归气，但面对的毕竟是开国老臣，不能太直接，得给点面子。于是召来曹参的儿子，回去跟你爹说说，别没正事。曹参听到儿子的劝说，不由分说，先打200板，然后大骂：赶紧回去伺候皇帝去，国家大事是你能议论的吗？儿子灰溜溜的去报告皇上，皇上就不乐意了，曹参你啥意思，是我让他劝你的！

曹丞相不慌不忙，您跟高帝（惠帝他爸刘邦）比谁更英明？这话问得，肯定我爹啊！那我跟萧何丞相比呢？你自然不行。这就对了，“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无失，不亦可乎？”这件事给人的教训是，不要轻易的评价一个人，行为背后可能是深刻的道理。

这就是萧规曹随。

萧规曹随

汉初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贾谊。提到此人，人们很容易想到大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言辞之间表现出对贾生的轻视，认为他太高飘了，完全不符合实际，所以文帝才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对贾谊的误解。贾谊可是写过《过秦论》的，指出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哪里是空谈，句句在理，在其下篇还明确的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样的人，那句话是空谈？不过换个角度讲，这正是贾谊和文帝的交情甚笃，那是久别重逢，文帝问鬼神之本，这可不是空谈，这种玄谈反而需要深刻的思考，涉及上层建筑，而且只有在轻松闲暇无紧迫任务的状态下，才是言说真问题的时候。席勒不是说过“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也就是人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是最真实的人的状态。

贾谊

文王重视贾谊，虽然没有封相，但安排他做太子老师，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去请教，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的施行其政策，是文王觉得时机未到，仓促为之于时不利。贾谊急国家之所急，做《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其间对大政方针有恳切的论述，按照牟宗三先生的总结，主要有三方面：移风易俗（恢复周礼）；教养太子（使之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这样的储君是领导天下的良好基础，简直是内圣外王，今后两千年都按照此规矩教养太子）；尊礼大臣以养廉耻（不公开羞辱有过的大臣，大臣也就以自己的气节报效朝廷）。这三方面可谓是“开国之圣音，创建之灵魂，汉代精神之源泉也。”

只可惜贾谊英年早逝，不然也许就不仅仅是理论建设了，可能随着局势的变化而转入进一步的实施阶段。萧何的制度架构，是移植性的，是国家基本的稳定，贾谊的思想建设是国家文化的架构，是前代治国思想的反思与更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在努力的改变政治制度，为更合理的治理奠基，这就显示出其价值。秦之灭亡，貌似是嬴政的暴政，貌似是用人不淑，其实真正的祸根早在秦孝公重用商鞅就开始了。商鞅的变法是强盛国力的，从此开启了重用法家的风气。如果法家只如商鞅重实务倒也没什么，这是治国正道，但法家自韩非、申不害等开始注重“术”，也就是权谋，最初是指导皇帝暗中操控大臣的，但后来变成官场风尚，加之把法的功用发挥到极点，物极必反以至于忽视了必要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仅仅成为统治的工具，而且是血腥的工具。法家思想作为一项学说，从其诞生就指向实务，而不是一种思想层面的架构，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扭曲而走极端，因为其本身就缺乏内在的省察结构。

汉朝的开国之君和大臣，深刻的意识到这个问题，贾谊力主移风易俗，“反法家之物化而重归于吾华族自身之文化生命”。这是汉朝建国的思想基调，随后必然会出现文景之治。其中的文帝功不可没，如果说刘邦是雄才大略，那文帝则是躬修玄默。其力主采用黄老之学治国，这是玄默的重要标志。当时匈奴也觊觎着中原的物产，文帝则在边疆秣兵厉马，练武强兵，威慑着匈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方面遏制了匈奴抢掠的野心，另一方面为后来的反击奠定了基础。文帝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同姓王的不轨之心。文帝采取贾谊的策略，化大为小减杀其势，多方容忍制之以渐。随着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文帝可谓功德圆满，这其中包蕴着其对时势的把控，不急不躁，不是简单的清静无为，而是不兴奋张皇，从容不迫，既有积极而为的对匈奴的震慑，又有化问题于无形的对同姓王的平抑。这才是道家真正的形象代表，曹参只是道家外在形象的代表。

至此，汉朝在这几个天才式人物的维护下，潜滋暗长，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帝国，在文化上有董仲舒接续，在国威上有汉武帝张扬。

——《历史哲学》阅读笔记之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