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李善德”

昨天下午我跟孩子们一起去五棵松这里的万达广场的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子是《长安的荔枝》。

六月份中央电视台八套晚七点半热播剧场播的电视剧是《长安的荔枝》，我一口气看完了，一集也没落下。

七月份到北京后，孩子家里有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的长篇小说，我已经在慢慢的阅读。

这有人就会问我，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长安的荔枝》呢？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剧中的李善德，只不过李善德，是古代一个小吏，是为圣人办差，办的一项很难完得成的事情。而我呢，县政府部门的一名小干部，他在皇城当值，我在县政府大院上班。我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办的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善德这人能力还行，就是人过于老实，在长安打拼了十七年攒了点钱想买房，还加上了扛杆，借了二百贯的钱。一天上午他告假去买房，上林署的一伙大小吏给他挖了一个坑，把一个“荔枝使”的死差落在了他头上，要在六月一日贵妃诞辰这一天把岭南的鲜荔枝运到长安。

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长安距岭南五千里呀，这咋完得成？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改革开放在沿海城市那是轰轰烈烈，而在我们县城里还动静不大，县里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急。八六年秋的一天上午，县委办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邹∝，八零八一年你在县农科所我在县农校，我们天天晚上打蓝球，关系就不错，八四年我们一起在县科协工作，我觉得你的工作能力还可以，那次我九月份调走（提县委常委）是我推荐你代理的，这次改革开放要在县政府的几百名干部中搞个人带头走出机关去办实体，书记选定了你，他说他在农水系统时就了解你，他觉得你可以，开办公司政府给开办资金银行给贷款，不过是停薪留职。”丢掉铁饭碗，自己到政府机关之外去找生活，对一个不懂经商的人，那是赶旱鸭子下海呀。

我下海的任务是，在县里从乡镇调几名学农的干部开办一个食用菌开发公司，把县内各油脂厂加工棉籽剩余的棉壳全部利用起来，县财政拿四万元的开办资金，不足的向县农行贷款。书记亲定的，作为一名年轻的行政干部，命运都捏在他手上，不听那还有啥出路，况且时间只有三年，县政府还给钱，偏僻的地方出来的人老实，当时我就答应了。

我们选择了利用棉籽壳栽培黑木耳，八七年各乡镇试点还行，还出口了五吨干木耳到香港给县里创了外汇，年底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我还上台戴了大红花。

可好景不长，八八年出春耳时，县里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牲口都没水喝了，还那有水浇到木耳袋子上，全县十多点全部失败，投放下去的十几万菌种菌需物资款分文未回，我也生病住了院。

大病未痊愈，我又回到公司把自愿留下的几个临时工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收拾残局，主要是还银行的几十万贷款。这一干就是七年，在县政府机关的一些年轻干部一个个都混得风生水起，而我就搞成了一个落汤的鸡，和李善德的样子差不多，不到四十岁，头发也白了一大半。

一九九二年呀，县里机构大改革，县科委、县科协、县技术监督局三个单位合并为一，有人提醒我，你还不回去你那个行政编还在不在？我第二天到新组建的单位找新来的领导，领导说：你来得正好，新单位人多，这行政编没你的了，县农村能源办有个主任空着的，不过是事业编你去不去，不去那个机会也会错过的。我说，有个事业编也行，混着吧，不然，七七年那年的学白考了。

又是第二天，局长带着我去了拦河坝那边的老沼气办，宣布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了，下午就会把文送过来。

县农村能源办有一个院子，有一栋红墙红瓦大五间的办公室，一个厨房加卫生间，还有几间能住一个人的小房，还有一个器材仓库，空地有几亩栽了一些水杉树，县里大办绍气那会儿是个正科级的行政单位。现在还有三个干部，其中一个是副营职转业干部，十多个从各修防会调上来打沼气池与节柴灶的工人，二个退休的老同志在住院，帐上呢还有四块钱。

命苦呀，从一个坑又跳进另一个坑了。各修防会调来的在城里打节煤节柴灶和下乡打沼气池只能勉强养活自己，这三个干部包括我四个人的工资和二个老同志住院的医药费全都要指望我（老同志社保可发退休费了），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这不是坑是什么？

管他的，只要有个单位了，我把还未还银行的几万货款不还了，继续办那菌种厂，养活着他们和自己。

又是四年，我跑下办生态农业示范点，跑上争项目，吃的亏比李善德不差，求的人不比李善德少。还好，那个单位在我手上回归到行政，并搬到县政府机关院内去上班，到九七年春上我调走时，帐上还有几十万的存款。

走出电影院，我眼眶里还缀满着泪水，女婿说：姥爷代入了。

是呀，我的经历，我走的路，不是与李善德一样的辛酸与坎坷啊！

      （2025.7.27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