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公开课《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皇权》

台湾大学甘怀真教授在《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皇权》这门课上，探讨了中国作为国名的起源，传统中国的性质，皇权的来源和属性，天下秩序的内核，朝代与国家的关系，传统国家的崩溃和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等话题。下面就我理解的程度作一个梳理：

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先声，在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时代，谷物的出现是上天降下谷灵的结果。农业以其剩余产出多而优于采集，但不必然取而代之，农业往往代表着重复而繁重的劳作。依靠农业建立起来的王权为了巩固政权，开始反对巫术，发动宗教革命，史称绝地天通。巫术相信万物有灵，且灵可以自由移动，而这正是新兴王权所反对的，因为民神杂糅如同欧洲宗教改革一样，解构了中间神职人员存在的基础。王权强调灵的固定性，主张民神异业，民在人间，神归天上，从而建立了人，官，神体系。官，即王通过祭祀沟通人神。天将谷灵附着在器物上赐予君王，君王再将谷灵降与兆民，兆民收获谷物将其交予君王，用以敬天谢神，这样一套完整的体系便建立，这也是税收起源的宗教原因。

    君王将谷灵附着在玉和青铜上，通过控制谷灵进而支配农业。为了建立更完善的税收体系，统治阶层发明文字，最初的户籍制度由此诞生。君王不断用武力征服异类，强制他们放弃采集，从而人为地制造农民，这些农民辛勤耕作的成果通过税收体系支撑起更加强大的王权。农业帝国成就了强大的王权，也造就了传统中国内向型帝国的属性，征服的边际就是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荒野沙漠。武力征服伴随农业传播，传统中国渐渐在东亚建立起天下秩序。一个小政权因拥有玉和青铜，从而能够支配农业，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而这个玉和青铜又是周边更大的政权接受更大政权的赐予而拥有的，那么传统中国作为最大的政权只能接受天的赐予，故中国无外，以天为外，故称天子。这些直接控制之外的政权定期向天子朝贡，天子赐予外邦国名和礼器，以朝贡和册封为主体的天下政体由此确立。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天下的疆域被分为三部分，内臣即郡县，外臣即朝贡之邦，除此之外的地方皆非人国，都是《山海经》里的国度。儒家将天下分为九服，并建立了一套理论。由于传统中国与近代欧洲国家经济基础不同，对外的态度也完全不同。外邦如新罗，百济向天子朝贡完全是出于自愿，通过朝贡和册封，对内巩固支配，对外则获得国际承认，在当时的东亚国际秩序中，要建国就需要经过朝贡和册封。天子根据朝贡国的位阶赐予爵位和中国官职。这些周边国家在秦汉时期都是小部落，小政权，汉朝有很强的封建因素，郡国所占的比重很大，而这些小政权往往被编入郡国中，接受王侯和天子的二元统治。

    周朝本质上属于武装殖民，掌握武装的国人居于要塞，强迫野人（原住民）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模式略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时期。公元前五世纪铁农具的使用促使人民逐渐分化出两大群体，自耕农和百工。国家需要农民，因为这些耕战之士是王权经济和军事最根本的来源，然而这些专职农民既需要商业以获得生活必需品，又往往出于弱势地位，“谷贱伤农，谷贵则伤民”。为了防止人民逃脱繁重的农业劳作，去从事商业，一代代君王都采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战国后期，秦国依靠耕战异军突起，兼并六国，统一政权第一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然而，这是一个早熟的政体，统一的政治体缺乏与之配套的统一市场。地域固有的势力产生强大的离心力，秦始皇将六国旧族几十万人迁到咸阳，消灭了这个难题。税收是皇权的基础也是统一政权的难题，一方面为了对士农工商各个不同群体收取对等的税收，另一方面辽阔的疆域以及原始的交通方式使得直接以收成所得作为纳税物成为不可能，中央为解决这个问题开始重视货币，在汉朝得到了普遍的使用。货币最早是贵族在用铜器祭祀后，敲碎了分给农民，作为税收的凭证。农民用于向国家纳税的货币渐渐流向商人，并出现了全国性的物价，以官僚系统为媒介，将政府改造成企业第一次在汉朝出现，桑弘羊利用均输和平准的方法遭到了儒家强烈反击，但官商一体在中国并没有消失。

    永恒的汉朝大概是两汉时期最深的思想观念，四百年的统一淡去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记忆。天上星辰对应天下列国的分野理论配合一国受德得天下的五德理论曾经是王权合法性的根基。夏德火，商德水，周德土，秦德木，汉德金，遵循的正是五行相生相克。在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政权更迭是一国受德，一国失德，受德之国取而代之，两国德行的转化是政权转换的根本原因，“商革夏命”的前提是星野移动，德行转换和五行相克。到东汉末年，人们的思想渐渐回复到先秦时期，所以曹魏代汉必须先建国再受德，最后才能为天子，而不是像后世那样发动宫廷政变，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无法获得政权合法性的。汉魏禅代为后世创立了一种统一政权下的政权更迭模式，司马氏立刻效仿，此后宋代晋，齐代宋，梁代齐，整个魏晋南北朝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名，都想效仿故事，都想受天命居中国治天下。

小农社会，天下理论和士大夫作为统治阶级这三个要素成为传统皇权的根基。科举缔造了士大夫阶级，同时也缔造了统一的政权。科举与其说是一种选拔制度，不如说是一种选举制度。这里所说的科举制度是汉朝即开始的推举制度，汉武帝让各州郡举孝廉贤良方正，到后来更发展成为每二十万户一年举一名。一个国家之所以没有走向分裂，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地域的人都进入了统治阶层，参与了国家事务。科举还是皇权联系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皇权，地方豪族和人民三角权力斗争中皇权联合人民压制敌方豪族分裂趋势的一个重要方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推翻了皇权，废除了科举制度，各省豪强迅速抬头，军阀割据紧随其后。

    传统中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她没有明确的主权和领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士大夫肩负治国的责任，更肩负教化兆民的义务，这种道德共同体要求每一人认清他的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继承了罗马文明的法制社会截然不同。

    民族国家是西方近代的产物，当这些民族国家用炮火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清政府主动放弃天下理论，选择用西方的万国公法和主权观念改造存在两百年的二元统治（清朝皇帝在北京作为天子统治内地十八省，在热河作为可汗和单于统治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将其转化为一元统治（利用万国公法和主权主义），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些领土作为省份有史以来第一次并入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面临了太多的抉择和动荡。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主张推翻满清异族统治。然而，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纵向联系的平铺的国家，既无民族，更无民族性，同时长期的压制也没有地方领袖，当清朝轰然倒塌时，人们悲叹，“四万万人民，竟如一盘散沙”。创造民族性，将传统中国改造为民族国家是孙中山那一辈人的选择和使命，旧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鲜明地宣告了这个主题。于是黄帝走下两千年来专属于皇帝的祭祀台，成为中华民族这个新生民族的共同始祖，于是四万万华夏儿女尽是同胞，于是日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德国通过排斥和屠杀犹太人完成构建民族性），共同的受难经历激发了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情感。

    现代我们看待历史，参杂了太多民族国家的视角和民族主义的感情。宣传皇权专制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需要，宣传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是对立西方工业国家的需要。立场是国家和个人立身和发展的需要，但不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