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缘起：卢梭VS柳宗元

政治结构，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这是政治结构的经典定义，泛指一切上层建筑。传统政治结构，一个庞大复杂的命题。

处于其中的，一个个的政治精英，一个个的人，人心似水，心动如烟，四处流动。站在外面看，十分清晰，却又异常模糊。站在外边的人常常听到里面的人发出的声音，有的欢呼，有的骂娘，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有无可奈何。站在里面的人忙着应对系统内的方方面面，一旦脱离系统，又不愿道破玄机。

它被赋予许多美好的愿望，同时又承担着各种责任，希望、失望、理想、落魄、温柔乡、残酷窝，这些自相矛盾的境况同时存在。组织结构、财政、法律、人事等等，千头万绪，让我们回到原初，从尧舜禹汤说起。

提及封建制，那里有这孔子所赞美的“郁郁乎文哉”，那里有着毫无私心的圣人周公，那里有着尧舜禹汤这些远古圣人，那里有着天子的鼎革，有着周王室衰微后的无奈和楚王问鼎的豪迈，似乎这些都随着秦统一六国而堙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封建制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体制，似乎和今人生活无关。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卢梭笔下的原初社会——自然状态：

“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解决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

那么在原初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就需要结成群落，最初这种群落的组成便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家族，每个人居于血缘团体的指导下。

随着血缘团体的发展，可能是基于遗传学的原因，血缘内部相婚，生育不藩，血缘团体只好和其他血缘团体通婚，逐步演化成为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氏族团体。

一个区域内只有一个氏族团体，也就不存在生存资源的竞争，倘若一个区域内有两个以上氏族团体，就难免发生抹摩擦，因生存资源产生的争执。

争执的解决无非两种途径：其一，强势的氏族团体征服弱势的氏族团体，弱势的氏族团体屈服于强势的氏族团体，拜强势的氏族团体为“带头大哥”；其二，找到双方都信服的氏族团体进行裁判，有双方都信服的“带头大哥”进行裁断。

以此逻辑展开，“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最后产生一个实力最强的带头大哥。各个氏族团体共同认定这个实力最强氏族为带头大哥，向其朝拜，交纳保护费；带头大哥承认氏族团体的江湖地位，承认该氏族团体的合法性。

至此，封建制缘起！

需要提及的是，柳子厚《封建论》中关于封建制的产生和演的阐释，和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原初社会”的描写，有几分相似，但是逻辑论证又不尽相同。

卢梭笔下，自然状态中人们为了生存，而让与权利，形成共同体，在主权者的指导下生活，于此逐步形成国家、政权、法律。

柳子厚笔下的国家的产生逻辑为：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

“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初民为了生存，必然不断的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资源，因生存资源产生的争执，最后由能够解决和平息争端的“智而明者”出现，遵循“智而明者”处理争端的逻辑，产生了“君长刑政”。

卢梭对于国家、政权的产生，基于社会契约；柳子厚的论证则指出国家、政权的产生，基于初民为了形成共同秩序、规则的需要，这种规则、秩序的形成，不是初民权利出让的后果，而是“智而明者”用实力进行维护而产生的。

卢梭和柳子厚对于国家制度的产生，论证的逻辑起点有所不同，但是在一些方面有着相似处，就是制度的产生受制于当时的自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