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伏尔泰对决新秀卢梭——《中国孤儿》的缘起
1749年盛夏，卢梭去拜访他的好朋友、大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狄德罗，后者此时正被囚禁于文新尼城堡中。途中路过公园打算眯一会，偶然间翻阅一份《法兰西信使报》，看到上面载有第戎学院的征文题目《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兴奋异常，打算写篇论文应征。卢梭见到狄德罗后，谈起此事，得到了狄德罗的支持和鼓励。于是，1750年，卢梭发表了叫响整个法兰西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
巅峰伏尔泰对决新秀卢梭——《中国孤儿》的缘起
这篇论文，是作为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卢梭，对十八世纪法国旧制度之下贵族社会的虚伪与腐朽发起的尖锐而深刻的攻击。他极力批判科学和艺术，痛骂科学和艺术以及由此产生的“文明”严重败坏了人类道德。在当时可谓一鸣惊人。
论文的核心思想是：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因此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代替“文明”的罪恶。“所谓自然，也就是小私有者理想化了的社会生活；卢梭所维护的是一个小私有者理想社会之“外化”了的“自然”。”（ 何兆武《<论科学与艺术>序言》）
卢梭认为，统治者建立的政府和法律，是用来给群居的人们提供安全和福利，从而给人们带上的一把枷锁，而科学和艺术则是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王位，又在枷锁上点缀的花环。发展科学和艺术，而不追求自身道德的结果，就是身体萎靡，性格软弱，道德沦丧，国家灭亡。
为了证明他的理论，卢梭举了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灭亡的例子，最后举出了中国。
他说：
然而我们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真理的证据呢？我们眼前不就有这一真理的充分证据吗？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中国），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获得国家的最高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末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有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末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
随后作为对比，他又举出了几个善战却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诸如波斯人、日耳曼人、斯基泰人、塞种人等，极力赞美“他们所自豪的就是没有敌人能够挫败他们的勇气，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腐蚀他们的忠诚”。
该文最终的结论，就是追求幸福、崇尚道德的人就应该抛弃科学与文艺，来重回自然。
不管多少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如何痛恨卢梭、贬斥卢梭，任谁也不能否认，此论文是启蒙时代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一，是卢梭以后写作《论政治与经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新爱洛依丝》、甚至《忏悔录》等一大批杰作的思想滥觞。
说了这么多，似乎和题目有点不搭边，那就赶紧收回来。因为我们想讨论的是初出茅庐的卢梭和当时已经享誉欧洲的大文豪伏尔泰的巅峰对决。
对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两人对中国的态度，以及扩而大之对文明和野蛮、低级社会和高级社会的思想分歧。
这就得说到伏尔泰对中国的态度了。
文章开头提到了狄德罗，那么就再插一句狄德罗对中国的态度。
他在《百科全书》的“中国”条里说：“中国人民被一致认为，其悠久历史、聪明才智、艺术进步、道德、政治、哲学好尚，均为亚洲各国之冠，甚至有人认为，可以凌驾欧洲任何最进步的国家。”虽然寥寥数语，足可见其对中国的推崇备至。
伏尔泰和狄德罗一样，也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他认为中国就是他的理想国。此外，他还特别欣赏孔子的学说，将孔子的画像挂在工作室内，每天朝夕膜拜。他认为“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人类的立法者”，“他的每一条语录都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对孔子的赞誉之情可谓深入骨髓。
伏尔泰不仅在议论文章中褒扬中国，也将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向往融入文学作品中，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在哲理小说《查第格》中说，中国的“理”或说“天”不仅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当卢梭发表《论科学与技术》后，对中国崇敬有加的伏尔泰觉得应当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年级新秀，于是，对其展开了强烈的反击，反击的武器就是他根据纪君祥《赵氏孤儿》改编的的悲剧《中国孤儿》。
他的反击路线是这样的：把孔子附体在臧悌身上，把臧悌塑造成一个“全亚洲人都尊敬的博学鸿儒”，他不惜牺牲自己、牺牲家庭来挽救皇室孤儿的忠义精神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臧悌伊达美夫妇所代表的“父权、夫妇的和谐、妇人的贞烈、正义和名节”，以及他们的君王“以德临民、以德为先”的风俗，就是伏尔泰所认为的“中国精神”。
而这种“中国精神”，最终把地位极高、权势极大、手段极残忍的成吉思汗感化了，而后者代表的正是善战却不讲斯文的蒙昧与野蛮的低级社会。全局的结尾 “证明着理性和天才对盲目和野蛮的暴力所具有的天然优越性”（伏尔泰该剧《献词》），也就是文明对蒙昧和野蛮的征服，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的征服，将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征服。
1755年，当卢梭把刚发表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伏尔泰时，《中国孤儿》的演出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毫无疑问，伏尔泰在他们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胜出了。他高兴的给卢梭回信：“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卢梭在晚年回忆自己的这篇成名作时也觉得火候未到，他写道：“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力量与热情，却完全没有逻辑与章法。在我笔下所曾写出过的一切作品中，以这一篇的论证最为薄弱，而又最缺乏比例与和谐。无论一个人生来的才分是多么大，写作的技巧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众所周知，伏尔泰和卢梭一生都是死对头。但当两人百年之后，一前一后被请进先贤祠，棺木相距又不过咫尺时，谁还会在意他们生前的仇恨呢？他们都是人类思想天域中极为耀眼的星座，后人对他们都只有无比的崇敬、顶礼的膜拜，并祈求着能在这些星光的照耀下汲取更多更伟大的智慧。
附注：本文主要参考何兆武译注的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范希衡先生著的《<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