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母亲生于1924年1月19日。又到了她的寿辰日，可2005年1月15日之后，我们就已永远地失去了为她做寿的机会了。

母亲兄弟姊妹8人，上有大姐、大哥，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

外公是海州人，9岁成了孤儿，寄居在亲戚家，每日用两只小篮子挑鸡蛋，赶上十几里路到新浦的市场上零售，两年后，用挣的钱拜师学手艺，出师后便靠手艺为生，到我母亲出生时，他已独立开铺子，修理枪枝、渔船机械，制作白铁用品什么的，并带了三个徒弟了。

母亲8岁时，才39岁的外婆病逝，大姨业已出嫁，十来口人的家务便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做早饭，早饭后收拾完厨房，再用篮子挎上衣服去山涧洗涤，回来就到了做午饭的时间了。灶台太高，只好站在凳子上舞勺弄铲。

洗衣做饭也就罢了，更困难的是，她还要照顾刚一岁多点的小妹妹——我的小姨。也就那一年，母亲开始学会了做衣服、做鞋子。母亲讲，不用别人教，看看别人做，也就会了。

日本人攻打连云港，面对一个团的国民党守军，打了一天一夜竟没能登岸，第二天绕道港口西边的陶庵镇才上了岸，其实当夜守军就接到命令撤走了。在日本人登岸前，外祖父便带着全家逃进了宿城山里，一个山坳有十几户人家，不巧的事，连逃难来的人加在一起40多口人，全都得了疟疾，唯有母亲一人例外，于是，她就一家一家地去给人家做饭，照顾那些病人。那年母亲还不满13岁呢。

母亲为人太过善良，这本是优秀的品格，对他人是福祉，可对自己却是苦难了。我认为母亲遭受很多的苦难都与她善良的品质有关。我常常想，如果母亲不是那样逆来顺受，要是掌控着父亲的全部薪资（父亲挣的钱交由其长兄掌控，大家族共同使用），生活真的不致于那么清苦，而且也不会影响资助那些亲戚。连我父亲都讲，伯父年轻时糟蹋了他太多的钱财。

还有一个例子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刚解放初期，父亲随总公司迁去了上海，计划是带上全家一同走的，上海的住房公司都已给安排好了，正当要离连时，我的祖父母先后病倒了，除了母亲外，两位老人当时还有一位大儿媳，两个女儿，全无工作，但她们竟然都不管老人的事，母亲却默默地一个人独自撑起照顾公婆的重任，直到送终。6年过去了，母亲为此丢掉了工作，还有失去了去上海工作的机会（1957年后国家实施了严控户口政策）。

我的堂姐，只比母亲小10岁，是大伯前妻留下的，继母对她不好，她就跑到我家来，母亲很自然地将照顾她当成了自己的责任。我的父母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直到供养她从同济大学毕业。尽管这样，堂姐仍然将最大的孝亲行动投给了她没有尽到抚养责任的亲生父亲与继母。我觉得堂姐理应深怀感恩之心，对我父母更好一点。对此，我却从未听到母亲说过一句怨言。

我记得小时候，哥哥姐姐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去了，一个大家庭却常常只有我和母亲在家中，母亲便时常和我聊天，所以我了解了不少家族的故事。母亲恩泽于这个大家庭的很多成员，但最终记住母亲那些善行并对母亲怀有感激和愧疚之情的，却只有父亲一人。

母亲非常聪慧。有人说男人的智力遗传只与自己的母亲有关，这一点我自己坚信不疑。我的读书生涯中没遇到什么困难，我想是受惠于母亲的遗传吧。

母亲会一点简单的线描画，这一点在我身上没有得到发扬，可能是只分配给了我姐姐了。母亲不是喜爱画画，也没有专业学习的条件，主要是做衣饰、绣花需要，她讲，这些都没人教，技艺来源有二，一是看别人画，再者就是仿照实物，因生活需要不得不持续“练习”。接受能力强的人，很多东西一看就能上手了。

因为清贫，生活中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动手做，需求量最大的就是做衣服了，母亲有一手很好的手艺，这不仅满足了我们家庭的需要，而且为很多人提供无偿的服务，为此也着实受了很多辛苦，对别人的求助，母亲的词典里没有拒绝二字，当然，辛苦地付出也赢得了不少尊敬。

母亲还有一门很好的手艺——剪纸，邻里每有人家办喜事，都会请母亲帮忙。二哥是电视台的编导，有一次他的同事到家里来玩，无意间看到母亲的剪纸作品，甚为赞赏，他正在到处搜刮素材呢，坚持要将母亲作为他的一个采访对象，就这样，1980年代连云港电视台有一档介绍当地风情的专题，有一期节目上母亲成了主角。

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上学读书，和我唠家常时多次说起。只在二舅刚上学的头两年里，外公为了让母亲照顾她的弟弟，才同意母亲上了两年学，第三年外公便让母亲停了学，为此，母亲偷偷地抹了三天眼泪。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才有机会再读书学习，只不过是上的是扫盲识字班。母亲讲，她读的是早班，5点钟上课，7点钟下课，每天夜里3点多就得起床了，为我的哥哥、姐姐做好早饭，下课回来，招呼小孩子们吃饭、上学去，她再去上班。晚上做点家里的针线活，每每睡得都很晚，母亲年轻时真是好身体，每天只睡4、5个小时，还要学习、工作和承担全部的家务竟不觉得疲乏。

从我记事起，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就是有文化的人，读书、看报、写信都不在话下。小时候，常听母亲讲故事，未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了济公、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薛仁贵、水浒等等的历史传说与故事，这些都是母亲看书后积累起来并讲给我听的。可以说母亲是我文学、历史的启蒙老师。

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倍受病痛折磨，姐姐的亲家信奉西教，送了一本《圣经》给母亲，说读了可以减轻痛苦。可能被病魔折磨得太难受了，母亲愿意相信这是真实的，还真就读了起来。这版《圣经》字太小，母亲的视力不是很好了，每次只能看一小段，而且只是在身体状况好些时才能看书。《圣经》只读了一半，她已撒手尘寰。

母亲去世后，双亲留下的遗产我一样没要，只取了那本母亲读了一半的《圣经》。

补记：

2011年4月4日初稿，2018年1月19日晨拭泪再读、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