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稀，与谁同归

北宋可是人才荟萃。文人墨客，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个顶个地拔尖人物，按现代人颁发的奖项，这些人的奖项可谓多的去了。

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晏殊比欧阳修大16岁，三人都是忘年之交，互为知音知己，范仲淹、晏殊一直提拔欧阳修，在仕途上一直对他关爱有加。范仲淹主持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之时，欧阳修积极参与其中，还被宰相吕夷简指为“朋党”，欧阳修做《朋党论》进行申辩，被贬为夷陵县令，后又到滁州、扬州、颍州任职。后来欧阳修作为历代考官，爱惜人才，是历史上最厉害的师傅，他把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和司马光举荐给皇帝，欧阳修去世之后，当时担任宰相的王安石为悼念欧阳修，还写下著名的《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之子娶欧阳修之孙女，两家还连亲，欧阳修与苏轼涵盖师生、朋友和连亲多个层面。

这些人当中，范仲淹和欧阳修是前辈，范仲淹是老大哥，王安石和司马光又是欧阳修的后辈小弟，都是欧阳修举荐给宋仁宗的，苏轼是这些人当中年龄和资历最低的一个，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小弟弟，从年龄上看，范仲淹出生于989年，欧阳修出生于1007年，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苏轼出生于1037年，基本上每个人都差十多岁样子，好像隔一代人似的。后来我们知道，虽然苏轼起步较晚，但文学成就最高。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苏轼和王安石，王安石年长苏轼16岁，苏轼直言不讳，敢于批评朝政，而欧阳修更加注重政治稳定和官场秩序，后来王安石变法，欧阳修对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政策并不支持，因此在政治上有所反对。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年龄差距较小，两个人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两人刚刚步入仕途，适恰欧阳修搞新政，司马光是个对历史研究很执着的人，思想上比较保守，喜欢因循守旧的社会制度和风尚，不喜欢在政治上改革。王安石是个典型的激进派改革家，喜欢琢磨新政变法的事情。宋仁宗时不敢变法了，守旧派司马光受宠，王安石被贬。当皇帝换了宋神宗时，宋神宗喜欢变法，王安石又成了大红人，当了宰相，开始变法，这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司马光气愤地归隐了19年，后来王安石的变法被小伙伴出卖，最后以失败告终，接着继位的宋哲宗和老太后又都是守旧派，重新启用司马光。司马光一上台就把昔日好友的变法方案全盘否定，直接把王安石封杀了。

作为特立独行的晚辈后起之秀苏轼，是唯一一个和范仲淹没有交际的人，范仲淹比苏轼大48岁，苏轼中举时，范仲淹已经去世5年了。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多次上书请求皇帝慎重，王安石心烦恼怒，直接让他到外地做官去了，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得势，苏轼被司马光重新任用，让他做了三品的翰林学士，这也是苏轼仕途的巅峰。由于苏轼太特行独立，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和思考，他认为司马光在政治上过于保守，不应该把之前的王安石新政内容全部废除，这一下又得罪了司马光，苏轼再次被贬外地做官。“平生三大功名，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其实和王安石以及司马光的关系先后变化，正是苏轼一生仕途不顺的主要原因。

欧阳修与王安石亦师亦友，欧阳修提携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并不感冒欧阳修，欧阳修也不生气，欧阳修是一个比较大度的考核官，喜欢人才，不喜欢佛教，凡有人向他谈论佛经，欧阳修必定严肃斥责。但当他的小儿子出生后，欧阳修却给他起名叫“和尚”。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起这样的“贱名”好养活，就像百姓给孩子起名叫“小牛”“小狗”一样啊。

欧阳修最著名的一篇散文就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用了21个“也”字，风格清新，别具一格，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蕴涵着“与民同乐”的大道理，他表现的是为政宽简，轻松悠懒，官民同乐，这样的社会治理才会井井有条。

欧阳修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被贬到滁州任太守，在滁州他消极而不消沉，继续推行宋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给老百姓的耕织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他常常在公务之余，带领随从寻幽览胜，以诗酒自娱，正所谓“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醉翁亭记》就是这样的一篇著名游记，开篇介绍了醉翁亭周围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该亭子的由来，接着写山中四时景物的变化，以“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点明“滁人游”的盛况，继而写太守宴游，与民同乐，突出滁人和平安宁的悠闲生活，并以之作为仁宗年间天下太平、四海安宁的一个缩影，突出文章的创作主旨。从欧阳修里“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一句中，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尾句“微斯人，与谁同归？”是同样的感叹，知音知己难寻，谁与我同归，体悟出来的是共同内心深处的“知我者稀”的人生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