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永年——被遗忘的戊戌君子

毕永年——被遗忘的戊戌君子

毕永年，号松甫，一作松琥，湖南长沙人，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在戊戌维新乃至兴中会惠州起义期间，毕永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今人却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被人们所遗忘。

他幼时即随叔父往来军中，受兵士的影响，从小便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长大时读《王船山遗书》，受到民族思想的熏陶。光绪二十七年（1897年），与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从此时起，毕与唐才常、谭嗣同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共商救国大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唐才常与谭嗣同等在湖南长沙创办南学会，宣传维新思想并讨论新学，毕永年是会中的活跃分子。但当时，毕永年与谭嗣同的思想发生冲突，谭嗣同主张以“保种”、“保教”相号召，而毕永年认为要是国家走向富强，首先必须开通明智，“示群民以人皆读书之益”，“俾知通商之局，终次不更，则中西聚处日繁，不必再作闭关之想”。

在一次会议上，毕永年对谭嗣同说：“所谓保种、保教，非保之于今日，盖保之于将来也。此时若不将此层揭破，大声疾呼，终属隔膜，愈欲求雪耻，愈将畏首畏尾。或以西学为沽名之具，时务为特科之阶，非互相剿袭，则仅窃皮毛矣。”毕永年的话触动了谭嗣同的心思，他回答说：“王船山云：抱孤云，临万端，纵二千年，横十八省，可与深谈，惟见君耳。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此层教我如何揭破？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

康有为在维新期间，在谭嗣同处得知毕永年是会党好手，命他留京参与变法事务，后请毕住进康有为的南海会馆，方便谋商变法之事。

在维新变法后期，帝后两党的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康有为计划让毕永年到袁世凯幕中做参谋，并计划命毕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时率百人乘机捕杀慈禧太后，以消除变法最大的绊脚石。毕永年不建议让袁世凯担此重任，认为袁胆小怕事，又与李鸿章同党，恐怕靠不住，又说明自己是南方人，初到北京，所率之士皆彼此不相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为心腹，得其死力，故在康有为的这一任务有点犹疑。

毕永年信不过袁世凯，当他得知谭嗣同已将“围园剿后”之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感到事情必败，表示“不愿同寰斯难”，并力劝谭嗣同“自谋，不可与之同尽”。

当日，毕永年即搬出南海会馆，迁居到附近的宁乡馆。果不出毕之所料，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康有为等人“围园杀后”的密谋，维新变法即将结束。1898年9月21日，毕永年疾驰出京，同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维新变法宣告结束。

毕永年离京行至上海之际，听闻谭嗣同等殉难的噩耗，当即自断辫发，发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的统治之下。

毕永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革命，而是东渡日本，在横滨会见了孙中山，讨论国际形势，共商救国之计，后来加入兴中会，走上新的革命道路。

当时中国有多个组织严密的党派——哥老会、三合会等，孙中山觉得各党派的头目皆非等闲之辈,遂于1899年命毕永年回国组织运动。

当年夏天，毕永年到达汉口，任在日本人办的《汉报》任主笔，后因忍受不了日本人欺压虐待中国仆役而辞职。辞职后的毕永年积极联络各大会党头目，说服他们和兴中会一起联合反清。

毕永年积极奔走于各党派的大本营，向各会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为人与他的革命思想，各头目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达成了一致。后毕永年提出将哥老会、三合会和兴中会合并为中和堂兴汉会，大家一致同意，推荐孙中山为会长。

同年十二月，毕永年与各会党头目在一次行程中经费发生困难，当时恰逢康有为刚从美洲归国，得到过海外华侨的资助，囊中富有，暗中赠送银元给各会党头目，毕永年认为不能收，而哥老会头目却欣然接收，革命理念倒向康有为这边，毕永年受了刺激，愤然削发为僧，法号悟玄。

毕永年是一个热血汉子，如林圭所言：“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果不其然，毕永年经还没有念熟，就跑到上海，与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

1900年4月1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推毕永年为副龙头。后来毕永年与唐才常的关系决裂，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发生了分歧，唐才常坚持游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而毕永年则坚决要求他和保皇会断绝关系，两人争论不休，都不肯妥协，最终分道扬镳。

1900年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11月7日，起义军因弹尽粮绝而解散，毕永年回到广州，重着僧服，与紫林和尚一起隐居于广州白云山。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年仅三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