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公
从小，我们就知道，外婆在昆明有个亲弟弟，他就是我们的舅公，也是外婆在娘家唯一的亲人。
原本外婆还有一个哥哥，可在她9岁那年，外婆的父亲出去“赶马”，一去就没回来。
“赶马”是我们地方的说法，其实就是长途贩运，去边境上把那边的东西驮回来卖，土杂，烟土等等，也就是过去所说的马帮，就像艾芜《南行记》里描述的那个样子。
出门跑生意的男人多，有大马帮，有小马帮，还有一人一马或数马的。
一般为了安全，赶马的男人都是结伴而行，或者是跟在大马帮后面，大马帮也会带着小马帮结队一起走。
可是那一年，外婆的父亲竟然一去不归。出门时结伴的都回来了，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怎么了！
于是第二年，外婆的哥哥便跟着几个赶马的，出门寻父亲去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我们应该称之为“大舅公”的少年当时有多大年龄？必定不会到20，我想最多十六七岁的样子。
等到“赶马”的男人们纷纷都回来了，外婆的母亲望穿双眼，也没有等回自己的长子。
后来据说父子二人都遇害了，是被同一伙人所杀，至于为什么原因杀不得而知。外婆的哥哥肯定是打听到了父亲的去向，找了过去，然后像父亲一样落入“贼窝”，命丧他乡。
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外婆下面还有一个3，4岁的弟弟。
凄苦无依的母亲连生活都成问题，更不可能去为丈夫和儿子报仇，为“讨生活”，她把外婆托付给自己的亲妈，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小儿子去了省城。
外婆在她的外婆家养了两年后，由她的外婆作主，嫁给了外公，12岁的她妥妥就是个童养媳。
毕竟，她的外婆虽然疼她，可家里有舅舅舅母，长期寄人篱下，大家都不好看。
外公当时16岁，比外婆年长4岁，他的父亲壮年去世，作为长子的他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早早接过了父亲的生意，一个人撑起了全家的生活。
按理说外公有本事，也能够善待外婆，家里还算殷实，与外婆的外婆家又是一个镇上的同宗同族，生意上时有来往，外婆的日子应该不会错。
可苦命的外婆遇到了一个恶婆婆，后来又娶进了一个花言巧语善于挑拨是非的妯娌，外婆在这个家中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
这些都是后话。只说外婆的母亲带着小儿子去到省城，怎么安顿下来的不得而知。
一个小脚女人，在诺大的昆明，所从事的无非是替人缝缝补补，浆洗之类的杂活。
之后的故事就跳转到了小舅公长大后。
成年后的小舅公参加了国军，成了一名汽车兵。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桥段就是他开着军车，在昆明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尽显少年风流的事迹。
然后到了解放，这个小舅公开着一辆军车投靠了共产党，并因此有了一份正式工作。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舅公的时候，大约只有六岁不到七岁的样子，刚上小学。那时的小舅公应该是年满60退休了，所以才会有空闲回老家来看望他的姐姐。
小舅公对外婆挺好，一辈子都在牵挂着他这个苦命的姐姐，他退休后每年都要来探望一次，每次来都给外婆掏钱。
第一次来的时候，外婆身边的孙辈只有我姐和我，其他那些表弟妹们还没有来投生。
那天，听说舅公到了，我妈给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声色俱厉地交待：“呆会见了舅公要喊人！”
我本来是不喜欢喊人的，但在我妈的逼迫下，只得跟在我姐后面，窘迫地叫了一声“舅公公”。
舅公是个清瘦的老人，个子不高，很温和，见到我们姐妹俩，他的脸上笑出了红光，随即从兜里掏出两张10元的钞票，一人给了我们一张。
10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我们不知道，印象中自己那时脚的长度还不到一张10元大钞那么大。
直到上到初中，我才知道，那些年，作为本科毕业生的父亲一个月工资也不过30多块，而且这样的工资水准不知拿了多少年，想必那时舅公的工资也不过如此罢！
舅公命不长，他先于外婆驾鹤西去。
我记得高一那个暑假，又被我妈逼着去昆明见世面，正好赶上舅公的独子结婚，姨妈还带着我们去做了客。
当时我15岁，浑浑噩噩的，什么也不懂，倒是我姐想起来问姨妈：“我们家要不要送点礼？”
姨妈当然不会让还是学生的我们送礼，她说：“他们又没下柬请你们，送什么礼！”
于是在姨妈的带领下，我们去包席的酒店白吃了一顿。我记忆中那时好像就不见舅公了，只有那个胖胖的舅婆在张罗。
或许是我记错了，因为印象中还去他们家吃过一顿饭，那一次是专门招待远道而来的我们两姐妹，那时舅公还在。
前段时间，姨妈家的三表哥下来，说姨妈想要一张外公的照片，让家里这些亲戚想办法找一找。
外公在我妈结婚之前就已经去世，我们这些小辈谁也没见过他的样子。后来大舅家的小表弟在他家里翻箱倒柜，从大舅遗留下来的一堆书中找到了一张夹得发黄的老照片。
我妈和小舅舅确认后，说这就是他们的父亲。
其实不说也知道肯定是，因为照片与我妈的那个姑姑实在太像了，一样的清瘦，一样烔炯的眼睛里透着精明，与我妈和昆明的姨妈也是有八九分像的。
四姨家的表弟把这张照片拿去请人修饰放大，打印了好几张，一家留了一张。
在东拉西扯的聊古论今中，三表哥又提起了舅公，我们这才听到了关于舅公的一个完整版本。
三表哥补充的是舅公起义那段历史。
解放前夕，舅公在南京的飞机场做地勤工作，那时国军已经节节败退，他们理所当然接到了去台湾的命令。
舅公心里非常不愿意去，也许不愿意的并非只有他一人，谁愿意背井离乡，抛家舍故？
但别人最多只是不愿意，绝对不敢不服从命令，而舅公却是万万不能去的。
他的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他的母亲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去了，家里的老母非得穷病饿死不可。
虽然他的母亲还有外婆这个女儿，可是已经为人妇，生了一大堆儿女自顾不暇的外婆，又如何有能力顾及自己的亲妈？
那时候外公虽然只有40出头，但因为做的是土杂和大烟生意，长期陪客人抽大烟，加之强势的母亲不断挑起家庭纷争、以及其他一系列打击，身体已经垮了，全家八、九张嘴，都望着外婆呢！
况且一解放，外公挣下的家产全部被没收了，收不掉的也被两个亲弟弟瓜分了。
舅公想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他花了3天时间策反了几个云南老乡，一群人在他的率领下，开着他那辆军车直奔云南。
他们毫无意外地被发现了，国军方面派出了追兵，他们在车后架起了机关枪，与对方猛烈扫射，最后终于逃脱了。
听起来十分传奇，三表哥言语之中满是舅公当年的威武。我想，那时的国军也许已经没有功夫计较几个逃兵了，否则如果真的死命追，区区几个散兵未必就真能逃脱。
之后舅公驾驶着汽车，一路不敢停歇直开到了昆明，连车带人倒向了共产党。
他们的行为被定性为“起义”，算是立了功，政府没有为难他们，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只是缘于身份的特殊性，昆明不可能呆了，一众人全被打散发配到了边疆。
舅公被分配到临沧州的一个小邮电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三表哥最后总结性地感慨，说这个舅公是个孝子，对他的老娘特别的好，只可惜没有遇到一个好女人。
那个舅婆具有昆明市井女人的共性，心里只装着钱，她拿着男人的钱恣意花销，把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出身的独子养得像个公子阔少，一辈子都不成器。
而且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夫妻感情十分淡漠，舅公去世前病重那段时间，都没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贴心照顾。
女人不管，纨绔儿子更是指望不上，所以，舅公的晚景十分凄凉。
唯一的安慰，就是因受夫家牵连、遭受政治迫害丢了公职、不得已逃难到昆明的姨妈还经常做点好吃的给他送去，陪他说说话。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学着古人感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每个的人生都是一段故事，这世间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累世的宿命为修行而来的。来过，就是圆满！
（阿录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