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力量 | 帕蒂·史密斯:从诗人到朋克教母
文章来自:公众号黑胶图书馆
摇滚是一种属于人民的、拥有最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
——帕蒂·史密斯
1971年2月,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纽约东村的圣马可教堂第一次登台。彼时的帕蒂·史密斯只是纽约街道千百个无名诗人之一,台下寥寥几十人是纽约地下文艺群落的活跃细胞:艺术家、演员、作家、歌手,和帕蒂·史密斯同辈但更早成名的诗人吉姆·卡洛儿(Jim Carroll),以及“垮掉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堡。
这些在场者,见证了摇滚乐史上的传奇夜晚:史密斯用文字的韵律融合三个和弦的节奏,宣告了一种新艺术形式的诞生,一种新的摇滚乐的可能。
从诗人到摇滚乐手
高中时,她沉迷于萨特、贾涅(Jean Janet)和爵士乐。毕业那年夏天,她在工厂的生产线工作,被疏离与寂寞包围,然后在工厂附近的书店发现了她一生的精神指引: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
她也同时爱上唱诗的迪伦、把摇滚乐变成魔鬼来征服人类灵魂的滚石乐队,用灵魂去纵情嘶吼的女歌手珍妮丝·乔普琳(Janis Joplin)。她成为无可救药的摇滚信徒。
一九六七年,史密斯来到纽约,一个属于所有波西米亚族的天堂与幻影城市。此时的纽约正经历一场又一场的艺术暴动。
从五〇年代开始,绘画上的抽象表现主义,和文学上“垮掉的一代”诗人就点燃了城市的欲火,而安迪·沃霍尔的艺术计划“工厂”(The Factory)正全面挑逗纽约的艺术、剧场、电影和音乐,和沃霍尔合作的“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也用一种新的噪音挖掘这个城市与人性的黑暗;东村的“圣马克吟诗计划”则小心翼翼地传递着诗的体温。
一如大多数来到纽约的年轻人,史密斯和青春爱人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在这里穷困地生活着,却无比贪婪地吸收城市的各种养分,用艺术把自己终日灌醉。
史密斯在书店和玩具店打工,从事剧场演出,在音乐杂志如《滚石》(Rolling Stones)撰写乐评,认真地作画并且读诗、写诗。
帕蒂·史密斯曾工作的书店
她身上流淌的血液是纽约的最波西米亚、最反叛的文化,热爱画家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崇拜迪伦,以“垮掉一代”诗人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为精神导师——后来和这两人成为一生的挚友。
一九七二年那场传奇演出后,帕蒂·史密斯还没想到要成为摇滚乐手,只是偶尔和兰尼·凯合作演出配有吉他声响的诗歌朗读。但作为摇滚的爱好者,他们开始想要让已经毫无生气的摇滚乐注入新血。
“摇滚曾经是我那个世代革命的、诗歌的、性的和政治的声音。但他们已经被彻底商业化了,已经都进入大型体育馆了。他们太远离原来的根了。”史密斯如此形容当时的音乐氛围。
一九七四年开始,他们在纽约的几个场所演出,尤其是东村一个破败简陋的小酒吧,叫做“CBGB”。那时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场所会成为下一场摇滚乐革命的秘密基地,摇滚乐的界限将在一九七五年后被重新定义。
先是一支叫做“电视”(Television)的乐队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在这里演出,然后和他们相熟的史密斯也开始在这里表演,因为“电视”的主要成员汤姆·魏尔伦(Tom Verlaine)和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ll)也混迹纽约诗圈。
纽约CBGB酒吧
接着,一群念艺术的学生乐队“传声头”(Talking Heads)加入表演,另一群高高瘦瘦、穿着皮衣的街头叛逆少年“雷蒙斯”(The Ramones)也来了。
在这个简陋狭小的舞台上,他们轮番弹奏起与外面那个光亮白昼下的音乐毫不相干的声响与节奏。人们开始称呼这种新的音乐美学为朋克摇滚。
帕蒂·史密斯在七四年独立发行的专辑《马》(Horses),那是一张流传至今影响最为广泛的朋克唱片,听起来仍让人止不住的颤抖。
接着,她的名声却越来越高,并有了一首排行榜前十名的单曲《因为夜晚》(Because the Night)(和斯普林斯汀合写)。
一九七九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场七万人大型演唱会上,她的最后安可曲是一如以往翻唱六〇年代谁人乐队的名曲《我的世代》(My Generation)。歌曲结束后她高喊:“我们创造了这个时代,让我们夺权吧!”歌迷疯狂冲上台,几乎引起暴动。
但就在她召唤众人夺权之后,史密斯却安静地离开乐坛、离开纽约,消失于世人眼中。
一方面这是因为她找到了一世的爱人、朋克摇滚先驱乐队MC5的成员弗雷德·史密斯(Fred“Sonic”Smith),只想跟他在底特律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认为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当初我进入摇滚世界是因为想创造一些空间让少数的声音可以出来——不论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个怪胎,无论是黑人、同性恋、小偷或女人。现在我知道我们已经带来一些改变,已经对人们造成一些正面的影响。我们是要创造空间然后让别人来参与,而不是举着旗子说:‘这是我们的。’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名利而来的。所以现在离开是很光荣的。”
的确,在帕蒂·史密斯和其他CBGB先锋所掀起的运动之后,纽约不一样了:更具实验性的No Wave音乐运动出现,在CBGB听着帕蒂·史密斯高喊世代夺权的瑟斯顿·摩尔(Thurston Moore)组成“音速青年”(Sonic Youth),承接了前人的火炬。
而这个革命又岂是只在纽约掀起波澜,整个摇滚美学都受到巨大震撼。
一九八八年,帕蒂·史密斯和先生合作的专辑《生命之梦》(The Dream of Life)终于出版。次年她的一生知己、后来成为重要摄影家的梅普尔索普因艾滋病过世,一九九四年她深爱的丈夫过世,一个月后他亲密的兄弟也离开人间。这是史密斯人生中最巨大的伤痛时光。
于是她回到精神故乡纽约,开始重新进行音乐工作。复出的第一场演出是应诗人金斯堡的邀请,然后是迪伦邀她为在东岸的巡回演唱开场。两个六〇年代的巨人一起帮助她重新出发。
如今的帕蒂·史密斯,已不仅是媒体习于冠上的“朋克教母”,影响力也远不只于七〇年代的朋克革命。八〇年代以后最重要的摇滚乐队,不论是“音速青年”、R.E.M.、U2,都说史密斯是他们年轻时最大的启发力量。更遑论后来多少女性音乐人在帕蒂·史密斯处找到力量。
她的影响力也不只在摇滚乐,而是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资产。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精选集《土地》(Land)中,美国重要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了一段礼赞;二〇〇五年法国文化部也颁给她一枚荣誉文化奖章(Commandeur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之前得奖的正是桑塔格和其他文学家。
她更是当前美国活跃的进步分子,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议题,不论是环保还是人权。在史密斯的摇滚与诗歌中,始终具有对社会与政治的热情。
史密斯和丈夫合写的政治歌曲《民众拥有力量》(People Have the Power),也成为九〇年代至今的抗议歌曲经典。
帕蒂·史密斯说这首歌的意义是人民原本拥有力量,但是他们都忘记了如何展现这股力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提醒人们去积极行使权力。
我相信我们所梦想的事情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团结来达成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让地球天翻地覆
我们拥有力量
民众拥有力量
从七〇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CBGB外面的一切,不论是纽约的地景,或摇滚乐的世界,都已经历巨大的变化,但时间似乎停滞在这家小酒吧里。这里的舞台一样窄小破旧,但舞台上的史密斯毫无改变,始终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工作者与理想主义者。
三十年来,当她的前辈如娄·里德(Lou Reed,地下丝绒乐队主唱)已经成为中年雅痞的高级乡愁消费,或被她启发的晚辈如波诺(Bono, U2乐队主唱)、迈克尔·斯蒂普(Michael Stipe, R.E.M.乐队主唱)以摇滚巨星的姿态出现时,史密斯却始终维持一贯的朋克精神:拒绝商业化、以低票价在小场地演出、远离明星体制,在纽约的下城静默地做她的音乐、摄影与诗。
当年史密斯开始成为摇滚乐手时,六〇年代政治与文化的反叛已经死亡,而进入了一个沉闷的七〇年代。
她说:“我的青年时代是很幸运的,我成长于肯尼迪、迪伦、滚石的时代,有丰富的精神食粮,和许多感动人、启发人的力量。但在七〇年代初,却没有可以刺激新一代年轻人心灵的东西。电台如五〇年代一样保守,六〇年代建立起的另类电台也越来越商业化。”
因此史密斯想要做的就是去刺激年轻人勇于面对他们的时代,而她深信摇滚乐有这种改变的力量,因为,摇滚乐应该要有人道关怀、政治关怀、对人生的探讨,以及诗意。
也正是在帕蒂·史密斯的诗句,在她的实践中,我们得以学习如何在摇滚乐中找到自由与解放、诚实与反叛,以及永不妥协的精神。
Patti Smith经典专辑《Horses》
专辑介绍
这是一张在各种美学意义上都无比激进的专辑。
意念上,高密度的诗句承载着瑰丽诡异并时而灰暗神秘的意象,这是属于兰波和布莱克(William Black)的摇滚乐。
音乐上,如果同一年斯普林斯汀的专辑《为跑而生》(Born to Run)是基于摇滚乐的主流传统上,那么《马》就是植根于美国摇滚的幽暗逆流如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黑暗面的迪伦和地下丝绒(这张专辑就是由地下丝绒成员John Cale担任制作人),而提出一个前卫的、超现实主义的新美学想象,技巧上虽粗砺生猛,但结构上却更繁复。
由梅普尔索普所拍摄的专辑封面同样成为音乐史上的经典封面:削瘦的史密斯穿着白衬衫、黑领带,肩上披挂着黑色西装外套。
这个暧昧中性、孤傲不驯的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歌手所要求的性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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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万变的今天,不妨以消费对抗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