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写作对抗死亡：“立言不朽”那些年走过的路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一点古人早就已经明确。那么，如果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如何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不朽呢？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大夫穆叔（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修养成良好的品德，建立起伟大的功勋，有独道的言论。）构成的“三不朽”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命题，而其中的“立言不朽”则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面《左传》所引的几句话是说鲁国有个叫臧文仲的人，在他这死后，他说过的一些话仍然被引用、发挥着一定的实际功用。因此说臧文仲的“言”是“虽久不废”的，“立言”使臧文仲生命得以延续，后世还按照其“言”行事。
当然，“立言不朽”的实现，需要一些外在条件的支撑。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利于口耳相传，特别是文字、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以前。章太炎说在文字产生以前，“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语，为其音节谐适，易于口记。”也就是说格言式、警句式的句子朗朗上口，使人听过就能记下。
后来，文字出现了。文字可以使“立言”保存得久一些。正如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句话有一种理解是“文”就是“字”，也就是说，只是说出来，没有写下来就不能流传久远。但是这种行为，仅限于一少部分人的实现。主要是官府垄断了学校教育和一切学术文化，掌握着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规、典籍文献等。
而到了春秋时期“士”阶层兴起，这一阶层成为“立言”的主力。“士”的构成有两部分：一是贵族下降为“士”，贵族本是文化的掌控者；二是庶人上升为“士”，以学术著作而上升为“士”阶层。而随着“士”阶层的不断壮大，诸子百家也登上历史舞台，孔子、孟子、墨子、庄子等纷纷著书立说。
相比于臧文仲的“立言”以格言式警句的形式，诸子以“著书立说”作为“立言”方式，虽然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但是这样的“立言”形式不仅理论成分增强了，而且也发展成为长篇大论，并且是个人意志、个人思想的表现，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像孔子等人的言论被弟子甚至再传弟子铭记、整理以便后辈学习。
汉代司马迁也注意到“立言”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遭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更是把著史动机转变为“发愤著书”。他在《与挚伯陵书》中说：“迁闻君子贵乎道者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太史公自序》中他又把“立言”具体化——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随后“立言不朽”被提及是在建安时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路英雄一方面依靠武力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要重建社会的文化秩序。占据荆州的刘表就力倡文化教育，不过他的目的是官方的文化建设。
后来曹操也实行“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策略。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荀）彧尝言于太祖曰：“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外定武功”指军事政治，“内兴文学”就是文化制度建设，包括有“六礼俱治”“稽治化”“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隆礼学”“敦教化”等文化活动的实施。
可以看出，一曹魏政权把“内兴文学”当作“立言”的实现形式，“内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体现为话语政治；二是这种文化制度建设可以使朝廷“扬名于后世”。这样以来就扩展了“立言不朽”的范围，抬高了“立言不朽”的活动平台，把“言”扩展到文化建设，把个人的“立言不朽”提升到朝廷的“扬名后世”。
“内兴文学”可以说是曹操文化立国的具体表述。可见，曹丕的《典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典论》是曹丕做太子时写的一部学术论著，可惜全书已失传，现存完整的只有《自叙》和《论文》篇。（《典论·论文》虽不足千字，却对文学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观念，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篇自觉的文学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此后，人们开始有意探索有关文学的各种规律并有意按照一些规范进行创作。）
《典论·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表达了曹丕心中文学的地位：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认为“文章”等同于“经国之大业”，是个人的“不朽之盛事”。寿命和荣乐都是有限的，只有可以记载下的文章可以传于后世。他从“经国之大业”与“不朽之盛事”两个方面来论证“文章”写作串联起士人的生前和死后。（当然，当时对于纯文学的辨别还在火热地讨论着，可能曹丕本人对“文章”的范围都不是特别清晰。但是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了各种文体应该具备的特点，诸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可见，除诗赋算纯文学文体，其他六种文体都是应用性文章。）
试想以曹丕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这一主张一经问世，就产生很大的力量。为了使自己生命“不朽”，留有“身后名”，各路才子开始竞相逞才，写，写，写！再加上汉末以来战争频繁，睁眼即可见的死亡让这时期的文士忧生感更加强烈，因此更加迫切地想要以赋诗作文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光彩。魏晋时期诗歌创作开始繁荣与曹丕的这一论点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他们不仅写，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重视“署名”是“留名不朽”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汉代以后，“无名氏”诗歌越来越少了。虽然诗歌创作由刚开始的集体创作后来逐渐转变为个人创作是“无名氏”诗歌逐渐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正是要“署名”，个人的创作热情才被更好地激发出来了。
在曹丕以后的齐梁时期，一个叫刘勰的人接过曹丕的主张，进一步将“立言”理论化，他在其文学理论著作中多次提到“立言”，并且说自己写《文心雕龙》本身就是有“以写作追求不朽，以写作抗争死亡”的目的的。“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他在《文心雕龙》的《序志》中如是说。
笔者以为，在此之后的古代文人，对于“立言”是相当重视的，他们是或多或少地坚信“立言不朽”的。比如，作为挚友，刘禹锡帮柳宗元完成身后两件大事：一是帮他抚养幼子，二是帮他整理文集。刘禹锡这两件事都完成地相当出色，那都是后话了，不再详述。
正是有“立言不朽”这样清晰的意识，才得以保存下更多珍贵的文史资料，才让我们今天对于悠久的文化更加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