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这里没有陈寅恪
1969年10月7日，广东广州。
岭南中山大学东南区的二层小楼上，一位面容枯槁的七十九岁老人以毕生之力，正奏响人生中的最后一个休止符。那双早已失明的空洞眼眸依旧带着苍凉与孤傲，不断有热泪从眼角渗出。千言万语，通通化作笔尖响彻天际的追问——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老者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了，陈寅恪，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
在中山，这里没有陈寅恪
初来羊城，便直接奔向心心念念的中山一角，这个下午，在他生命最后十六年的归宿里，我欲以这种方式，遇见让世人众说纷纭的陈寅恪。
在中国文史哲学术界，陈寅恪俨然活成了一个传奇，到中国任何大学问问稚气未脱的中文系学子，提起陈寅恪，他们基本不会回应一个茫然的眼神。然而，若再细谈《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年轻人们却往往含糊其辞。这便是陈寅恪先生的尴尬处境，终其一生，他的学术关注领域永远是小众的，冷冷清清的艰辛苦旅上罕有同道中人，人们钦佩他学富五车的儒雅，又不解他束之高阁的研究，唯一外显于世的，便是他孤高清苦、遗世独立的学者人格。
于是，在这个时代，面对陈寅恪，人们多谈及他的独立人格，他视学术为生命的底线，他在遗世独立间苦苦坚守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有关陈寅恪的立体人生，无迹象的成为文化新闻的热点。究其缘由，也许，答案只有一个——
他活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模样。
在中山，这里没有陈寅恪
1890年，陈寅恪出生，呱呱坠地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被贴上“名门望族”的标签。祖父陈宝箴，是当年受曾国藩赏识的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晚清四公子”之一，一度被认为是鲁迅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陈寅恪十二岁东渡日本，此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巴黎大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外留学十八年，最终竟一个学位没拿到，一篇著作不发表。试问，如今哪个学者能有这般别无所求的胆识和气度，纵然满腹经纶，还能将一纸文书视如粪土，完全不求普世认可的潜心治学，一切，只为学术。
后来，三十五岁的他成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他是傅斯年口中的“三百年来第一人”，是吴宓不惜以辞职为他争取教授资格的绝世天才。“须知少时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陈寅恪却越来越像一个遗世独立的独行者，用自己的气节与风骨，一字一顿的讲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于坚守的故事，也开始了他具有悲剧性的孤高苍凉的后半生。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变革，一同走到了思想抉择的十字路口，关于马列主义，必然要有一个明确而不暧昧的态度。虽然在文艺学领域，有关政治文学之间的关系，理论家们各执一词，不过，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中立”状态几乎不具备任何践行的可能。但陈寅恪偏偏做到了，而且做得让学界政界心服口服。原因似乎又很简单，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国共”之分，他只关心你是不是读书人。于是，陈毅、陶铸、胡乔木是他的至交，傅斯年、胡适也是他的挚友。这些朋友，无一不是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性情中人，至于窗外的风云变幻，与他毫无关联，他只关心一件事——只要让我研究古物就好。
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下，欲想两耳不闻窗外事，窗外的人也会经意不经意的敲窗户。康生、周扬，一位位当年的“学术大咖”、“政界翘楚”拜谒到陈寅恪先生门下，却换来“闭门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的闭门谢客。于社会交往而言，陈寅恪的关注点只有品格。学问可以不做，但人不能不做。因此，他交华南农业大学的老校工彬叔、交工友、护士、乃至于伶人，偏偏对康生置之不理。什么政治权利、什么社会地位，在他陈寅恪眼里，唯有道德人品，相互契合，于是好一个“吾道不孤”。
在中山，这里没有陈寅恪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陶铸、梁宗岱、陈毅们给予陈寅恪与他学术价值相称的照顾与帮助。饮食起居、送牛奶、派护士、配助手，当时位高权重的他们倾其所能为陈寅恪创造了独立自由的一切可能。今天，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们，在种种阻力之下不畏浮云遮望眼，让陈寅恪这样一个“异数”有微弱炉火点燃头脑中无数灿若晨星的美丽火花，一束亮起，足以照亮茫茫学术天宇。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无数政治潮流的冲刷下，他那些刚直磊落的挚爱诤友纷纷遭遇排挤灾难，因对康生的誓不妥协，《论再生缘》的出版从此付之东流。同时，他过于精英了，在陈寅恪的词典中，没有妥协，只有坚守。群众只隐隐知道他博古通今，见他“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样儿，集体意识的时代里你要搞特殊，怎能没有质疑嘲讽？
静下来想想，陈寅恪幸福吗?少年天才，学贯中西，却终生清高，遗世独立，最终双目失明，诸多著作成了曲高和寡的千古绝唱。有时又想，他值得吗，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学问，钻研的却始终是不被大众理解接受的阳春白雪，终其一生没有得到社会认同，成了“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刺儿头”。
其实，拿这些问题解读陈寅恪，本身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不把意义、价值当做评判标准的独立个体。紫陌红尘间，试问谁人能同陈寅恪般放下，不问研究价值、不管社会认同，可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进行一项可能永远无法问世的事业？试问谁人能同陈寅恪般坚守，以比政治领域大出千万倍的人文精神世界远望苍生，以几十年的遗世独立践行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根本、立世原则？
陈寅恪的姿态，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应有模样，也是中国数十年间众多知识分子求之不得的理想状态。遗世独立、钻研学术，只求播撒，不问丰收。也许有人要说，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感在陈寅恪身上难以找寻。也许是的，不过，不要忘了，有些人本就是为学术而生，他们来到世上，只为以其惊为天人的学养，震撼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学术星河。何况陈寅恪业已用其一生为我们诠释学人风骨的真正含义、践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理想原则，于民族精神内核而言，陈寅恪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业已弥足珍贵，值得我们用往后的岁岁年年叩问坚守。
在中山，这里没有陈寅恪
不错的，这个天才终生孤独痛苦，不过，他从不求任何人理解，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隐于光芒之后，为世界制造光芒，就是陈寅恪一生最真实的状态。我们习惯奢侈的享受这束光，从未想象过，这世上也许会有光照不到的地方。
就像如今陈寅恪故居和中山相互交融的存在状态，砖红色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如果不是看到路边那方小小的红色理石台，我可能自然地与它擦肩而过。中大翠绿欲滴的校园里，年轻人们三三两两匆忙依旧，故居对面的篮球场上传来欢声笑语。陈寅恪坐像就那么自然地安放在门前的石阶路上，他孤独的守望，好像还在想什么事。他存在得那么自然，又那么容易被人淡忘，一如他独一无二的清高人生。
这个下午，身在中山，我的脑海中反复循环着同一句话，在中山，这里没有陈寅恪。
在中山，这里没有陈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