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躺着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2017-12-20 本文已影响0人狼三连走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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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呜呜呜呜呜~~

在美国，健康专业人员有一个系统的标准来评估一个人的身体功能。

第一阶段：如果不能自行购物、做饭、清理房间、洗衣服、服药、打电话、独自旅行、处理财务（所谓“八大日常生活独立活动”），那么，你就缺少安全地独自生活的能力。

第二阶段：如果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不能如厕、进食、穿衣、洗浴、整容、下床、离开座椅、行走（所谓“八大日常生活活动”），那么，说明你缺少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相信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可以自信地说，我都可以做到。但当我们老了，就会进入到第一或第二阶段。很多人心想，顺其自然就好，先活到退休再说吧。

1退休后的生活如何安排？

退休后如果身子骨还硬朗，也许可以选择一份终身职业，比如像徐小平，捣鼓天使投资；也许有钱有闲出去走走，古稀老人自驾游的新闻比比皆是；或者帮忙带一带孙子孙女，浇浇花，收拾收拾屋子，跳跳广场舞，这是大多数普通人的选择。

《最好的告别》书中介绍了一位可爱的老奶奶，名叫爱丽丝，84岁依然一个人独居，她每天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

她可以自己修剪草坪，修理水管，和她的朋友波莉一起上健身房。

她喜欢缝纫和针织，为每位家人缝衣服、织围巾，还制作红红绿绿的圣诞袜子，袜筒上绣着有纽扣鼻子的圣诞老人和家人们各自的名字。

她组织了一群人，认购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全年度表演的票。

她换了假牙，双眼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她帮有需要的人做些跑腿打杂的事，探望家人，开车接送朋友，给那些比她病痛更多的人送饭。

在中国，退休生活能安排得如爱丽丝一般，已经是相当潇洒了。但因地制宜，还是要视自己具体情况而定，围绕开心快乐的原则最重要。

2当独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时，我们该怎么办？

人们对独立和自助的尊崇，要考虑到生活的现实。当严重的老年疾病或者衰老来袭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爱丽丝潇洒的生活没过不久，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有一次和家人去山间度假时，爱丽丝没来吃午饭。家人在别人的屋子里找到了她，当时她正疑惑家人去了哪里，以前从来没见她这么糊涂过。再后来，她已经步履不稳、记忆衰退，失能、失智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现在大多数情况，老人住在家里。条件好一些的，选择护工，24小时全方位照顾；条件不好的只能由家人照顾，不仅要挣钱养家，还要兼厨师兼医药和技术难题的解决者。

还有一种就是住养老院。让父母或者未来的自己晚年在养老院吃得健康，住得安全就够了吗？

住养老院有什么不好？《最好的告别》书中提出三点：厌倦感、孤独感、无助感。

养老院认为其存在的价值在于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这就造成了工作人员并没有考虑住户的需求，养老院的生活就没有像家一样有生机和活力。

《最好的告别》书中引用的例子或许可以看到老人对养老院抵触的原因。

威尔逊儿童时代丧父，而在19岁的时候，妈妈又得了中风，还在求学的她不得不将妈妈送到养老院。几次三番，妈妈对她说的都是带她离开。而在她开始研究老年病学之后，妈妈对她说的话或许反映了老人对养老院抵触的原因——

她的想法很简单。她想要的是一所小小的房子，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里面要有她喜欢的东西，包括她的猫、她尚未完成的项目、她的维克斯达姆膏（一种感冒药）、一个咖啡壶和一包香烟。而且要有人帮她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如愿拥有隐私，没有人可以让她穿衣服、吃药，或者让她参加她不喜欢的活动。她会做回自己，一个住在公寓里的人，而不是一个睡在病床上的病人。

因为老人院的每一个细节设计都是为了控制其居民，保障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为了居民的利益，但这也使得这些地方蒙昧固执，更加无意改变。

“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这一直是老弱者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悖论。

我们希望给予关心的人许多东西，都是自己强烈要求的，因为它们影响我们的自我感受，很少有子女会想“这是妈妈想要的、喜欢的、需要的吗？”

3 大限将至，病痛缠身，如何选择去留？

我们可能会纠结，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

下面这位女儿的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参考。

教授杰克·布洛克因颈部脊髓处长了一个包块而入住旧金山的一所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说，切除包块的手术有20%的概率导致他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但是，如果不做手术，瘫痪的概率是100%。女儿作为他的医疗护理委托人，她压制着内心的不安，认真地与父亲做了这样一次谈话。

她逐一跟他讨论那些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告诉他：“我需要了解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你愿意承受多少，以及你可以忍受的生存水平。”

谈话进行得非常痛苦。父亲说：“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转播，那我就愿意活着。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听到这句话时，女儿完全震惊了，在她的意识中，父亲是一位荣誉教授，从来不看足球比赛，他描绘的整个画面，不是她所认识的人。

但是，结果证明这个谈话至关重要。

因为手术后，他的脊髓发生出血。外科医生告诉她（女儿），为了挽救他（父亲）的生命，他们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但是，出血已经让他近于瘫痪，他会严重残废好多个月，而且很可能永远残废。

她希望怎么办？

“我有三分钟的时间做决定。我意识到，其实他已经做了决定。”她问医生，如果她父亲活下来，是否还能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比赛。

医生说可以，于是，她同意让他们再给父亲做一次手术。

“如果我没跟他做那次谈话，”女儿说，“那一刻，我的直觉会是让他走，因为情况太糟糕了。但是，之后我会痛打自己，会不停质疑自己是不是让他走得太早。”或者，她可能会同意让他做手术，却发现他得面对一年 “非常恐怖的康复治疗”和残疾（这是常有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内疚，觉得是我让他遭受的这些痛苦，”她说，“但当时我不需要做什么决定。”

他已经决定了。

更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和病人好好沟通过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就妄自替他们做了决定（来不及做决定的除外）。也许，帮助病人实现他们最终的想法和愿望，会比痛苦的延续生命更重要。

你说我才二三十岁，考虑衰老的问题还太早。但其实这问题并不遥远，父母正一天天地变老，逐渐佝偻的背，白发爬上了鬓角，他们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早点思考，现在应该做哪些准备，特别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同时反思当下，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让自己和家人都过得更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肩负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