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是避孕药?这种“砖家”我忍不住要笑了
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的人口数据,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只达到了放开二胎预测2000万的四分之三,只有当年某牛人预测5000万的30%),人口出生率为10.94‰,上一年为12.43‰,新增人口出生率和总人口增长率都创了最近几十年来的新低。于是乎,许多所谓“专家”又跳了出来,大谈特谈如今高房价对生育的抑制作用。今天,我左轮非要“唱唱反调”,说说真正的“避孕药”到底是啥?
先摆几个证据:房价上涨并不能抑制生育率,房价下跌也不能促进生育率
先看国际的证据。因为咱们国家1997年才开始搞商品房,而且基本上都在涨,加上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所以用中国的总体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所以我找了美国、日本和印度三个国家的数据对比来看:
上面是从世界银行数据库挖来的美国1970-2016年这47年总和生育率,这47年里美国房价经历了3次暴涨、1次暴跌,中间都是平稳上涨期。可以看到,二战之后黄金20年结束baby boom后,1970年开始美国生育率经历了比较大的滑坡,但之后马上稳定了。在此后长达35年的时间里,每次房价暴涨的年份生育率都有很大的提升,之间的温和(每年也上涨5%左右)上涨期,人口生育率基本稳定的。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房价暴跌,但是人口生育率却迅速地下降,而且之后房价温和回暖,人口生育率也没有上升。如果高房价是“避孕药”,那美国1980年开始生育率就应该“完蛋”了。下面我们看日本:
还是从世界银行数据库挖来的1970-2016年这47年总和生育率。日本的房价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1990年之前是蹭蹭蹭地涨,1990年以后是piapiapia地跌,2010年以后基本稳定。如果高房价是避孕药的话,那1990年之后,日本的生育率是不是应该跟坐火箭一样大幅上升才对,为什么和1990年暴涨一样下跌呢?上面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例子,下面我们看我们的老邻居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
印度的生育率线(蓝色)可真是够直的,有人要问了,印度的生育率曲线有什么用吗?我给大家列个数字吧,上海的房价自有商品房到现在,最多涨了有40倍,印度孟买的房价从1975年到2017年可是涨了500-600倍!所以,按照砖家的说法,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的印度人民是不是早该“绝育”了,为什么他们的生育率比放开了二胎的我们要高这么多?
最后再看看国内的证据。其实关于人口问题,国内有很多学者使用实实在在的数据研究生育意愿的,对于他们认真的研究,我是非常尊敬的,他们的成果远远比专家靠谱的多。比如国家统计局官网上的这篇:《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经验研究》,里面就说了很多非常具体,也确实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比如收入高低、结婚时间等等。根据研究实证结果,在剔除收入因素、民族以及其他因素后,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高26.5%!怎么地?信教总跟收入和房价没关系吧,有宗教信仰就不用吃房价这个“避孕药”了?所以,把生育率降低甩锅给房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种无脑蹭热点的行为,我也是服。
真正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教育推迟了生育时机&观念改变了生育意愿
要说影响生育率的直接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生育时机,也就是能生孩子的时间,一般是20-35岁;另一个是生育意愿,也就是想不想生孩子。两者缺一不可。有生育时机没有生育意愿,是“能生但不想生”;有生育意愿但错过了生育时机,是“想生但不能生”。总的看,过去的几十年,不知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这两个因素都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当然,这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因为现代医学水平已经很高了,即使是占用了几年时间,生2个孩子的时间还是有的,所以上面的东西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世界范围内生育率会降低到2甚至以下。说明影响生育率更重要的是生育意愿减弱。而中国生育意愿减弱的核心,我归纳为几个社会观念:
1中国特色的早恋污名化。在国内,早恋也就是学生时代的恋爱,是一件让家长万分惊恐的事情;而在国外,早恋确实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这个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国施行了计划生育,这种情况下,让青少年过早谈恋爱,显然不利于晚婚晚育的政策导向。加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学生学业压力非常大,家长和学校只希望学生一门心思地去学习,所以早恋在中国就变成“政治不正确”,现在不少中学的校规里还保留着一条校规“中学生不许谈恋爱”。反观其他国家,学生时代的恋爱却恰恰是非常美好值得歌颂的东西,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知道自己家的孩子谈恋爱了,会做爱心便当,里面写上“恋爱快乐”;不少学校还有天台告白活动,鼓励同学之间相互告白。我们的青少年天天在学校里被灌输不能早恋,许多人甚至到大学毕业还不会恋爱,但是却希望他们大学毕业,甚至工作几年马上改变观念去谈恋爱、去生孩子,这未免也太难了。
日本屋顶告白大会2养育孩子的成本上升,养孩子是带来幸福还是带来负担。我国传统婚姻模式从包办婚姻转向自由恋爱的早期,也就是刚建国那一会,社会上的主流观点是早踏入婚姻可以早生贵子,是温馨浪漫、吉祥如意的象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只生不养”或者“散养”的模式逐渐被摒弃,不少育儿类的产品、观念一拥而上,进一步推高了养孩子的成本。同时,中国双职工、推迟退休、人口跨省流动等因素,导致家里谁来出时间带孩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文里,在剔除其他因素影响后,担心生育二胎导致家务增加,将降低职业女性生育二胎生育意愿50%(也就是约有一半的人因为这个原因不愿意生二胎)。当然,这里面有房价的一些因素,但陪伴时间、养育成本、辅导班等则是更加突出的因素。
3主流观念里生孩子是“任务”,而不是实现“自我价值”。大家都知道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和安全需求,而最高级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随着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繁荣,到80、90和00后这一辈生存的问题逐步被淡化了,他们更看中追求自我实现的更高需求。但是传统中国的婚姻观是组建一个完整家庭,完整家庭就必须要有孩子,这个是一个“任务”(所以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性恋会受到排斥),并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父母爱孩子吗?当然爱!带孩子有成就感吗?当然有!是不是有价值?当然是!但是主流观念里面更强调这是一个“任务”(也就是早几十年“只生不养”或者“散养”的思想根源,因为只要“生”就算完成任务的)。这几年情况有一些好转,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养”比“生”更重要,但是主流观念仍然是“养”好孩子是父母的责任,而不是说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是一种“成功”。只有等到大家认为养育孩子的全职太太/奶爸,也是一种“成功职业”,这个观念才算是“正”了过来。
当然,上面这些因素是【直接因素】,因为这些只能解释中国为什么生育率下降,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范围内生育率下降。下面,我奉上我心中关于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因素】。
根本因素:缺乏革命性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缓慢→→阶层固化→→恐惧与焦虑
二战后,得益于资本积累、新兴民族国家市场需求迅速扩张以及计算机等科学技术发展,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期。但经历高速发展后,发达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逐渐降低,世界各国资本投入产出率逐渐下降。西方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经济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在人均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瓶颈之后。当前,大数据、物联网、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虽然能够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劳动效率,但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出现能产生类似蒸汽机、电力、计算机所带来产业革命影响的重大技术进步。加上2008年次贷危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速总体上放缓了一大截。人类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物质生产的大发展的产物。因为前两次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人口得以迅速膨胀,1800-1914年欧洲人口从1.9亿增长到4.6亿,美国人口从0.05亿增长到1亿。人口膨胀导致资源之间的争夺,也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
好在二战之后,人类基本上找到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加上二战后释放的增长空间和计算机这种革命性技术变革,人口又一次迎来了繁荣(最典型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美日欧,他们房价虽然在涨,但是生育率依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进入2000以后,技术革命的红利消失了,经济增长从内生增长转向金融泡沫,刺破泡沫后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导致社会阶层逐渐固化。原先是蛋糕不断做大,大家分的越来越多,而现在是蛋糕没怎么大,导致所有人都在想办法抢。这不仅是发达国家,中国也客观上面临着这个问题。
日渐固化的阶层给生育主力、消息灵通的社会中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焦虑和恐慌,直接压住了他们生孩子的欲望。一方面,他们要担心自己能否保持现有的社会阶层地位,更要担心子女能够继承现有的社会地位,希望子女能够提高社会地位的则更加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他们生孩子非常谨慎。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中层稳定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更不用说收入增长了,所以他们将面临着生完小孩之后生活水平总体下降的窘境。这两方面形成了两座大山,牢牢压住了社会中层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问题,但在中国更加突出。
至于怎么提高生育率,我也谈谈我的一点看法。首先,“早恋”的观念真的是太落后了,它应该随着晚婚晚育一并取消。其次,现行制度下生孩子的成本都转交给企业了,应当给企业大力的支持,我之前已经提过了建议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之前我写的“提高生育率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支持企业”进去讨论讨论。最后,要扭转社会的一些观念,不要再“号召年青同志为国生孩子”,而是要营造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下一代是社会认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养孩子的成功甚至大于上班,只有这样才行。房价的问题反而要让位于上述三个,如果真要解决,推动完善租赁市场、加强租户权益保护,我认为见效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