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感受音与乐

向往的西藏

此乐，为乐（yuè）也。

《史记.乐书》中：“治定功成，礼乐乃兴。”

说的是政治安定，大功告成，礼乐之事才会兴起，人们的道德规范越是深入，道德修养的境界才会越高，人们追求的喜乐也就会更加不同。显然，太史公说，礼乐是治国兴邦的重要渠道之一。

《史记》中记载，汉高祖刘邦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乱后，回兵路过沛县时作了《大风歌》这首诗歌，让儿童们唱颂，他自己则弹琴高歌，他感叹自己的思乡之情，歌颂自己的战功，赞扬战士的勇猛，这样看来，刘邦何尝不是在用乐来为自己的大业添声助威呢，与天地同和，才是众望所归。

伟大的音乐与天地一样能和谐万物，礼乐之事要与时代相符。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诞生于1935年，由我国著名音乐家聂耳作曲，它的创作背景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高昂激扬的音符似乎能沸腾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的热血，它就像一条魔力棒一样，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走向革命，保卫祖国，最终将祖国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乐在这当中的作用为非主流，但是，时代的产物，总是是顺应时代而生，就像太史公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礼乐与时并。

五十年代的中国，全国各地刚得和平，百业待兴，物质匮乏，人们急需以精神支柱来支撑生产活动，于是大唱歌颂党和人民的歌曲，以调动人们的最大积极性，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史记.乐书》中太史公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说的是凡是音，都是由人心产生的，而人心的变动，又是由物引起的。窃以为，音与乐的形成是由物质的刺激继而引发的精神需要，人的审美观也在这种固定的环境中形成，所以，《史记.乐书》还是对音与乐的审美之始书。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80年代的中国大陆，像是能纳百川的大海，对经济发达的香港的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与向往，东方之珠香港的文化像潮涌一样涌进了我国内地，对我国内地尤其是广东一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中影响最深刻的除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外，还有流行音乐。那时的人们穿着喇叭裤，头顶着爆炸头发，脚踏尖头皮鞋，手提卷带的录音机并将音量调至最大，穿街过巷地彰显着自己的时尚。这是因为人们对经济发达的香港无限向往，刺激了灵魂，继而作出的行为，十分符合《史记.乐书》中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史记.乐书》：“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

人生时是好静的，这是人的天性，因感知外物而情感发生变动，这是天性的外部表现。人一出生是纯净的，如一张白纸、一杯白水，但是接触的人和事多了，就刺激了他的大脑，产生了七情六欲，会笑会哭，会说会叫，甚至会唱会感受音乐。

母亲常说，我从小就口齿伶俐，周岁时学说话的同时也学唱歌，等到说话成句了，歌也能唱成曲了。母亲常常是一边做家务事一边听我唱歌，她觉得她的女儿是个特聪明的孩子。表妹小时候就在外公家住，外公喜欢听粤曲，每天傍晚六点，外公就准时收听广播听粤曲，每当这个时候，才两岁的小表妹总是大哭说：“外公你别听这种歌了好不好，我听了很想哭啊！”其实，那是因为小表妹想家，一旦有外界音乐刺激了她，感于物而动，因此就将她的想家情绪外泄出来了。所以，即使是两岁的小孩子，受了外界的刺激，也能从心里发出情感来。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

子贡问乐，什么样的人适合唱什么样的歌，乐官师乙将各种不同的人的特性适合唱什么样的歌一一说与子贡。

太史公说舜通过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的诗篇，而使天下得以治理；纣王歌唱朝歌北部边鄙的乐曲，最后国来身亡。为什么有此区别？这或许不是治国与亡国的根本原因，但却是外力的借助，窃理解为是乐对人的熏陶，对大脑的刺激，它让人沉浸在自己理解的乐理当中，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高雅高尚的乐曲使人产生高尚的意志，低俗淫邪的乐曲使人意志粗鄙。怀有身孕的女人，都喜欢以听音乐和吟诗作为胎教，听韵律优美、高雅的音乐，读节奏鲜明、意义高尚的诗句，陶冶的不仅是孕妇的性情，还对那未出生的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患有抑郁症的人听了音韵悲伤的歌曲则会产生轻生的念头，这也说明了音符曲韵的喜与悲对人大脑的影响实是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听充满着正能量歌曲的原因了。

《史记.乐书》不仅是治国之宝典，还是审美之始书，不仅为我们探寻乐的源头，还为我们分析乐所产生的作用，值得我们反复诵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