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王世襄老先生是位百年难得的妙人。

有人说他是贵族玩家，但他更像是旧式的雅痞，代表着一种逝去的文化。

用张宗子《自为墓志铭》里的那段话”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囊诗魔”来形容他最是合适不过。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父亲王继增从南洋公学毕业后便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洋外交，后一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其母亲金章的家庭，是当时的新派富贾。

出身显赫的王世襄却是什么都玩，赏鸽子、玩蟋蟀、养獾狗、放大鹰，种葫芦。

也因此，他落得“京城第一玩家”的雅号。他更是全能的才子，对诗、书、画、琴、明式家具、漆器、竹刻均有深刻的研究。

晚年，王世襄先生追忆时说：““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张中行曾说，“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当时京城世家子中，比较洋派的都是去舞场这样的地方，王世襄的”博物”却是非常接地气，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的荒嬉，王世襄玩到追本溯源。他的“玩”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玩物”实际上也是“研物”。

自幼年起，王世襄爱养鸽子，养出来的鸽子，京城一绝，杆子指哪飞哪，听话无比。王世襄还爱葫芦，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后来揣着蟋蟀葫芦上课，蟋蟀在堂上鸣叫，被名教授邓之诚逐出教室。

王世襄在燕大时也不只是玩，他研读的是中国画学，便有教育系学绘画的师妹袁荃猷来请教如何作画学的论文。王世襄先是辅导，后来干脆替她写了论文。后来发现这袁荃猷真是个妙人，除了写字、画画、抚琴，就什么都不会了。比如摘菜，蒜还能剥，毕竟有个白仁；剥起洋葱来，就一剥到尽，问，怎么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王世襄只好替她做她不会的事，替她做饭，替她……就这样替了一辈子。然后两个人就这么“相看俨然”了。

后来燕京停学，王世襄去了重庆，临行，他送了袁一盆太平花。在四川，王世襄写了很多信给袁，只收到两封回信，其中一封是“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情书。

说起做饭，那也是王世襄一辈子的爱好。他被称为当代京城著名的学者型烹坛圣手。少年时，王世襄就喜欢在厨房看做饭，而家里的厨师都是各地请来的名厨，在他们的指点下，王世襄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据说他爱吃蘑菇，而且喜欢亲自采野生蘑菇，甚至还去菜市场询问采摘蘑菇的地点。

汪曾祺就曾写过王世襄焖葱的绝活：

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

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王世襄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1943年冬，王世襄南下求职，与梁思成在一见如故。抗日战争后,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荐下,他参加了文物清理损失工作,代表国家追还被劫文物2000余件。假如没有王世襄先生，中国的收藏界同文物界，也许要换一番模样。

1952年 “三反五反”，时局诡谲，故宫博物院将王世襄停职，此后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他虽然无从亲手摩挲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物，却也促成他童心复萌，骑着自行车到处收集旧家具、竹刻、鸽哨。

文革风潮仆起，芳嘉园的房子被分配给更多人，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

经过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国器物、传统游艺不可胜计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明清家具外，还有火绘葫芦、竹刻、漆器、鸽铃，乃至驯鹰、养狗、放鸽、养蝈蝈、斗蛐蛐，这些曾被认为偏门的民俗与艺术，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统整理分析，得以升堂入室，成为风俗文化史的奇峰突出之作。

这个时间段，他完成了累累著述:《锦灰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 则例汇编》、《雕刻集影》……还有明式家具实物、技法、文献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则例的访求、整理、汇编等，都是这十年中惨淡经营、点滴积累而成的……我读书最入迷的一次，就是看王世襄先生的文集《锦灰堆》。一卷读罢，不知东方之既白……

有些人，用柔顺的外表，隐藏住善感的灵心。在不平和的现世去换取暂时的宁静与和谐。 野蛮似乎总是很强大，但更坚韧的，却是不动声色安安静静的灵魂。

2009年，王世襄去世。闻听噩耗的香港作家董桥连连摇头，“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杨宪益曾赠诗给这位至交好友，“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中国百年来，时代波谲，多少风流雨打风吹去，多少世象不会重现。这些人也都顽固地属于那个旧的年代。那些远去的背景，是一个民族的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