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介｜《中午的黑暗》：鲁巴肖夫之死——诡辩的胜利

文/王栩

（作品：《中午的黑暗》，［英］阿瑟·库斯勒著，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11月）

鲁巴肖夫在三次提审期间有过两场堪称刻骨铭心的回忆。在他既往的经历里，小洛埃和阿洛娃的遭遇代表性的概述出崇高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是如何以幻灭的形式对个人行那戕害之举的。

作为码头工人的领袖，小洛埃坚定不移的响应“那边”的号召，凡是敌国的军备工业产品一律不卸货，用这种方式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同欧洲新建立的独裁政权作斗争做出身先士卒的表率。这样的表率围绕着“团结”、“牺牲”、“纪律”的基本要点形成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它终究汇聚成一个泛泛而谈的调子，在革命的幌子下，掩盖了以交易为主导的商业行为。因为敌国过境的产品在码头工人团结高涨的抵制下滞留港口，“那边”遂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侵略者输送工业原料，以此抢占革命国家独享的世界市场。革命的说辞在于，之所以每次都选择小洛埃所在的码头，“这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是适当的”。地理位置的便捷让革命国家从来就没想过要保密，码头工人们所要做的不过是让全世界看看“‘那边’的工业利益高于一切”的榜样。

这个榜样削弱了目的的崇高性。工人代表们一语道破了“那边”在崇高目的的遮掩下作伪的真相。崇高目的是挂在嘴上的一番漂亮的说辞，“那边”的船队实则以革命的名义“干破坏抵制的勾当”。这种矛盾分歧因个人识见的不同以及眼界高低的差异派生出一个模糊但可塑性极强的名词概念——“政治分歧”。在它的主导下，响应“那边”的斗争号召，却不明白革命国家的工业利益是斗争的核心主旨的工人代表们自然就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被揭发出是“奸细”的小洛埃上吊自尽。他的死，在悲壮的层面还算带有末路英雄的况味。阿洛娃的最终被处决，则将群体对个人无原则的戕害这一惨剧推向了极致。阿洛娃是鲁巴肖夫担任驻B国的贸易代表团团长时的秘书。这个女人多次在鲁巴肖夫口授文件时善意的提醒后者克制自己充满讽刺的评语，除此之外，多数时候她都是以一副沉默的尊容示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沉默，“上面”要任命一个图书馆主任时，使馆的工作人员（除了鲁巴肖夫）一致推荐由阿洛娃出任。鲁巴肖夫把这件事情看做一场胡闹，因为新任命的图书馆主任将会“负责使馆图书馆书籍的内容的政治责任”。果然，不久之后的一次例会上，以“政治责任”为口实的攻击向着阿洛娃倾泻而来。大家纷纷举出实例，揭发使馆的图书馆里没有“第一号”的重要讲话，却充斥着许多反对派的著作。在这预先准备好的攻击里，阿洛娃以一个“严重警告”的决议成为事情并未到此为止的有着政治污点的人。

鲁巴肖夫关于小洛埃和阿洛娃的回忆让一个悲观的论点成为库斯勒笔下对历史深刻的洞见。“历史会给你们恢复名誉……但没有太多的信心”。这里的历史牵系到时间的沉淀，它以一个宽慰人心的话语给不公和伤害带去依附在时间上的愿景。这个愿景就连预审官格列金也看得真切，现在留存下来的秘密档案的材料会得到公布，但那是在胜利以后。那时，同鲁巴肖夫一代的朋友们“就会得到你们今天得不到的同情和怜悯”。可是当下，这场由革命国家主导的“木偶双簧戏”必定得按照历史教科书的模板来表演下去。

“表演”让历史成了一个开玩笑的权威，只有当一切都化作尘埃很久之后历史才会作出判决。而这，却是一个信心不足的认识。因为按照表演后最终编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模式而言，鲁巴肖夫被告知，“为党作最后一次的效力，让自己当作替罪羊一样牺牲”是其作为反对派所付出的代价。

代价不是一蹴而就的。鲁巴肖夫出于“个人自由的意愿”承认了全部的罪行经历了一个极其激烈的转变。转变通过鲁巴肖夫历经三次提审时同预审官的论辩，结合他自己对既往的回忆，在逻辑推演中一步步崩溃了防线而最终沦陷于诡辩的圈套，直至“默默地去死”。

诡辩是建立在鲁巴肖夫这类老党员完全相信“第一号”是正确的这一认识之上。它同鲁巴肖夫崇高的信仰并轨，在逻辑上天衣无缝的取得鲁巴肖夫的认同，使其出于个人的意愿承认自己的罪行。小说《中午的黑暗》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印证了崇高目的和手段二者的辩证关系。朝向目标前进的航道有许多转折和拐弯，这是它存在的规律。“不能跟上它的曲折航道的人就被冲刷上岸，因为这就是它的规律”。冲刷上岸的人最终都变成背离规定航道的尸体，因为死亡“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解决”。这个比喻将道路的曲折性纳入逻辑推演的高度，从而奠定了以死亡为主要特征的手段的合法而正当。

鲁巴肖夫并没有想要暗杀“第一号”的主观意愿。他所犯下的罪行在于其个人持有的观点同政府政策的大相径庭，它们足以被归入反对派观点的范畴内。鲁巴肖夫崇尚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充分暴露出其软弱的、有感情的性格特点，它们延展出鲁巴肖夫对自由、民主、改革的要求，要求取消恐怖，放宽组织的严密性。对有必要作出牺牲的牺牲者们的论据充耳不闻，也是鲁巴肖夫在“反革命分子”这一意义上的罪行之一。

鲁巴肖夫承认他的观点在客观上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然而，他拒不承认起诉书里提出的荒谬的罪名。那个罪名同摧毁革命这座大厦有关，妄图复辟，恢复旧政权。这让鲁巴肖夫听来好似廉价的玩笑，被政治策略家们用做诋毁反对者的口实。

库斯勒在他的虚构故事里向读者展现了政治策略家们的口实并不那么高明，反而低级和廉价。可是，在诡辩的帮助下，廉价的玩笑却能打垮反对者的意志，继而促使其藉由自由意愿的驱动承认“莫须有”罪名合理的存在。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在于，诡辩在革命的框架内进行，它让鲁巴肖夫相信，自己的认罪伏法是革命的一种榜样，树立了一个警示的意义。带着对这一意义的揭示，遭受诋毁的鲁巴肖夫们按照教科书规定的模式那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这是歪曲伦理和歪曲逻辑的一生，它抹去了一个人的聪明和正派，将其以警示性的榜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只有沉淀下去的时间默默知晓，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制造了鲁巴肖夫这类不计其数的冤案，它们见证了政治的无情，同时也“证明”了诡辩的胜利。

（全文完。作于202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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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