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澜》：最真实的上海石库门的市民生活

殷慧芬和她的丈夫、作家楼耀福

认识楼耀福、殷慧芬这一对作家夫妇时，因为眼疾殷老师已久未有新作问世。这些年里，殷慧芬就在楼耀福的身边，要么陪伴先生漫山遍野地访茶，要么为先生那些以茶为媒寻根究底的文化散文如《吃茶笔记》、《寻茶记》等，鼓掌。

然而，文学爱好者应该不会忘记以写小说见长的作家殷慧芬。

那天，楼耀福老师邀我参加“《仇澜》阅读分享会”时，我表面平静内心却在翻江倒海。1980年代后期，正是我文学梦做得最炽烈的时候，彼时佳作连连的殷慧芬，怎能不成为我遥望的一颗文学之星？我又怎么能想到，多年以后我会成为殷慧芬作品分享会的嘉宾！

这本由楼耀福替殷慧芬编订的《仇澜》，共收入了《楼上楼下》、《仇澜》、《哥哥的罗曼史》、《悄然而去》、《畸人》、《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和《上海陌路》等8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最早面世的是完成于1987年9月的《仇澜》，最迟的则是《吉庆里》，发表于1998年8月。也就是说，一本《仇澜》，最新的一篇小说也已是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旧作了，今天重读，还能像当年初读时那般激动吗？

拿到《仇澜》，因为接受了楼耀福的邀请，我放下正在阅读的书籍马上翻阅起殷慧芬的这本小说集。一读便丢不开手去，从午后到夜深，我一口气读完了《仇澜》，一个问题也油然而生：当不少同时代作家在同一时代创作的一些作品渐渐被人淡忘的时候，《仇澜》何以不失当年之魅力？

我从“《仇澜》阅读分享会”另一位嘉宾、著名作家唐颖那里，找到了答案。

5月15日，刚刚入夏的上海气温突然飙升到了摄氏35度，不过，在长宁区图书馆的分享会现场，我感受到《仇澜》带给唐颖激动，比天气还热：她做了长篇发言后还意犹未尽，等同为嘉宾的散文作家朱蕊的话音刚落，便又拿起话筒补充起来。

前卫性和永久性，是唐颖和朱蕊两位嘉宾给予《仇澜》的评价。

《畸人》，初次发表于1988年5月。在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里，殷慧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跟奶奶生活在石库门弄堂里后三层阁的大妹，站直了头也只能歪斜着，所以，总是被弄堂里的孩子们追着喊小歪头。大妹已经不记得妈妈的样子了，爸爸也不知所踪，是靠奶奶赚的扫街费慢慢长大的。14岁时，三天两日尿床、智力低下的大妹辍学，这下就触痛了大姑妈阿彩的神经，她怕大妹接替奶奶扫大街，这是阿彩不愿意看到的事。一天扫两遍弄堂，一个月倒有三十多元收入，阿彩想替代母亲做这份工作已经很久了。见侄女不再上学后，阿彩赶紧去找母亲，但被母亲严词拒绝了。阿彩只好自作主张地到邻居家收扫街费，自说自话地从弄堂的另一头扫了起来……

“1980年代，当大多数作家沉浸在伤痕文学里时，殷慧芬选择了更宽广的文学路，关注起了艰难时世下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呈现一般人看不到的、暗角里的穷困人的生活，殷慧芬让我们感知到了文学的底蕴，让我们读到了文学应有的慈悲和悲悯。特别是那篇《畸人》，突破了当时的文学作品总是将穷困人塑造得心地善良的框框，写到了贫穷对道德的伤害，写到了贫穷对家庭关系的伤害。殷慧芬的《畸人》，让我想起了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亲爱的》。1988年，殷慧芬就写出了有着门罗小说质地的作品，可见，她是一位非常前卫的作家。“

将殷慧芬的《仇澜》与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对应起来评论，小说家唐颖读起小说来果然做到了鞭辟入里，就像朱蕊所言，“唐颖说出了我读殷慧芬作品的感受。我很早就开始读殷慧芬的小说，当年读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震惊于她的一系列作品几乎每一篇都写得非常好！“

我读殷慧芬的小说，比唐颖和朱蕊都晚，但也同样感受到了殷慧芬作品的永久性。

读着《仇澜》，我想起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家范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文章中，王教授引用了上海县人姚廷遴写在日记体著作《历年记》里的一顿话：“康熙元年起，连续三年瘟疫盛行，十室九病，宅无健人……”文章发表时，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正在各家电视台播放得热火朝天，令人咋舌的高收视率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这两部电视剧的观众已然接受了这样一个历史结论，清王朝的确有过一段康乾盛世。那么，王家范教授又是如何判断所谓的康乾盛世与姚廷遴记录之间巨大差异的？“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基层民众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受，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

就在去长宁区图书馆参加“《仇澜》阅读分享会”的前一天晚上，与小我十来岁的闺蜜喝茶聊天，说到了殷慧芬的小说集，自然就提到了殷慧芬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好几代上海人几乎人尽皆知的三角地，但闺蜜脱口而出：“三角地是什么？”听罢闺蜜的问话，我的震惊一点儿也不比朱蕊当年读到殷慧芬小说时感受到的震惊弱：上海的昨天这么快就被岁月抹得一干二净了吗？如是，殷慧芬的《仇澜》得以重版，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

《仇澜》所收的8篇作品，虽然题材各具风采，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亦即虚构的情节，人物都是用非常真实的细节支撑起来的。再婚时男方或女方带进新家庭的孩子被人唤作拖油瓶，稀有的糖果被放在一只蓝莹莹的玻璃盘里，上山下乡的舅舅回家探亲时手臂上长满了水土不服的水疱，等等，都是我小时候听到过和看到过的，至于《仇澜》的重点篇目《屋檐下的河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奶奶，无视规矩的爸爸、挣脱了阶层而分外自得的华子，被迫偏离了生活轨道而抱怨不断的梅子，在母亲的上海找不到港湾的回沪知青子女吉林，小说的主角那个自由散漫又不羁的乌虫，都曾闪现在我的生活中，殷慧芬请他们联手还原的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情景，很多年以后，就是姚廷遴的《历年记》。如要从文学价值的角度评价《仇澜》，文学评论家张定浩最近出版的《无形之物》中说道：“这种内在的力量，隐藏在过去，隐藏在千万种被人的生命摩挲过的细碎事物中，但是知道这些事物抽象和普通的名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在彼时彼刻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将那些被湮没具体的名和同样被湮没的具体的物相连接，如此它们才可能复活，像密码锁的开启，‘咯哒’一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非我们带着今日眼光所以为的那个现实世界，才得以呈现“，这段言论，在我看来是对《仇澜》最恰当的评价。

（注：图片来自楼耀福老师的朋友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