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县一个军的奇迹

在我国当代革命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上，在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出现了一个人在一个县创建了一个军的奇迹。

从1929年到1931年，王维舟在以宣汉为中心、辐射万源、开江、达县等周边地区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形成了东起梁山虎城，南抵达县南岳、黄廷、大树，西至平昌泥龙、笔山，北迄城口，方圆300余里的革命游击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和斗争，又在宣汉百里槽、南坝场、芭蕉场和达县蒲家场等地创造了数块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军也迅速发展到万多人。进入1932年，革命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入川，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于1933年秋天发动了宣（汉）达（县）战役，王维舟听命党组织的安排，立即率领川东游击军全面配合，迅速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全境。1933年底，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到城口、开江、开县、万源等县300多里以外的范围内。

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97、98、99三个师，任命王波为97师师长、冉南轩为98师师长、蒋群麟为99师师长。从此，王维舟率领红33军将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红33军官兵主要来自于王维舟家乡宣汉县，也几乎是家乡父老的子弟兵。在我党我军的党史军史上，创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在一个县发动组织了一个军的奇迹。这在中国军事史上实属罕见!

红33军随后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方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王维舟率领红33军将士战斗在反"六路围攻"的火线上。他们不仅守住了阵地，还锻炼了队伍，夺得了枪支弹药。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党内推行"左倾路线"导致的肃反扩大化也波及到了红33军，许多革命同志遭到不明不白的拘禁审查。15岁参加红33军、时任红295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全国解放后任空军副司令、少将）也在其中。在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了一批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为表彰他的革命功绩，1934年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但是后来，"肃反"扩大化还是波及到了王维舟等红33军领导人的头上，军长王维舟和政委杨克明被先后撤离了领导岗位，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名为升职，实则削去兵权。这对于一个发动三次武装起义终于成功，又长期带兵冲锋陷阵的将领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内心的苦闷谁可想而知。

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忠于职守，在1935年漫漫的长征路上，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尤其是在部队南下三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岁月里，王维舟被派任为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同志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同志率警卫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出去，他们个个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了出来，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同志年纪很大了，猜想一定是个大官，但是仍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深受感动，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筹集粮草。正是由于王维舟等红军指挥员尊重少数民族，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特点，让红军快速地筹到了粮食。王维舟也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走完长征路，到达陕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