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大帝对待“地富反坏右”步步走错，大秦帝国其实一世已终！

每一个新国家和新王朝的建立，都会遇到“地富反坏右”的问题。旧国家和旧王朝余留下来的残余势力可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对这些“地富反坏右”做出合理的处置则不能算是战争的结束。一旦这场由地面转入地下的战争没有打好，那么新国家和新王朝就将面临着崩溃与覆灭。秦王朝就是如此，虽然战胜了六国的雄兵，却输在了“地富反坏右”的手上。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首先面临的是“大地主”即旧贵族的问题。所谓的旧贵族就是旧国家和旧王朝遗留下来的王侯将相及他们的家属。历史上对旧贵族的处理基本上是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斩草除根式，例如刘裕对东晋司马家族大开杀戒。但是这种方式太过于血腥和残暴，掌握不好容易适得其反。第二种是监管改造式，把旧贵族集中起来进行监管，让他们的一举一动处于被监视的状态。第三种是拉拢监管式，例如玉皇大帝给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虚名，就能让孙悟空主动放弃斗争。这种手段比明面上的监管改造更显得怀柔和高明。不过秦帝国对旧贵族既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对六国当世之王以外的旧贵族给予监管，更没有给予六国旧贵族一丝一毫的虚职和虚名。秦帝国采取的类似“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所以我们读《史记》就能看到六国被秦灭以后韩国相府贵族张良仍拥有万金家产，奴仆三百。也能看到楚国将军府贵族项梁大摇大摆地活跃于吴中地区。更能看到六国王室贵族如魏国的魏咎、魏豹，齐国的田儋、田荣、田横皆正常的在故地生活。秦帝国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贬为平民，宽大处理，希望他们在赫赫秦军和巍巍秦法之下自觉地进行洗心革面和安分守己。《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清楚明白的写到：“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所谓“家人”，也就是平民。但是嬴政大帝万万没想到，最后灭秦的主力就是这些旧贵族。后来残酷的事实证明嬴政大帝对旧贵族的处置政策是十分错误的，哪怕当年采取监管改造这样的中庸方法，把项梁、张良、魏咎、田儋等所有旧贵族全部集中到咸阳监管起来，一起学习秦法接受大秦帝国的再教育改造，最后的结果都一定好于“胁从不问”造成的局面。嬴政大帝对六国旧贵族的处置方法一则说明其骄傲，二则说明其单纯。

秦帝国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与自己政见不合，对自己充满敌意的知识分子的处置问题，我在这里就把这些人归为“右”吧。这批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有好奇计的范增，有好读书的郦食其，更有随口不离《诗》《书》的陆贾。秦帝国以耕战立国，以军功论赏，从来没把这竖儒当成一回事。既然没当回事，所以秦帝国不会给予这些竖儒太多的晋升渠道和施展空间。虽然秦帝国有博士制度，而且多由儒生担当，但这些博士也就做些收藏与管理书籍，制定规章制度和礼仪等工作。即使他们也可以参与廷议，但在朝堂之上与法家力量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所以秦帝国的博士制度只是法家体制上的一个点缀，博士的工作也是务虚不务实。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帝国体制中，博士制度无法成为人才选拔的核心，所以在全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和吸纳能力都有限。博士制度无法与后“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相比，更不能和“科举制”同日而语。嬴政大帝要的是能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而无法像唐太宗一样说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既然这群知识分子面对秦帝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就只能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怀着无处安放的精力与才华跟着起哄了。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都不会是打第一枪的人，但绝对是拿起刀枪后最有智慧的人。当秦帝国再面对拿起刀枪的竖儒之时，会充分体会到“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的滋味了。

秦帝国最后还要对付的是“反革命和坏分子”。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有长期受通缉的“敌特分子”张耳和陈余，还有在巨野泽中当土匪的彭越，更有骊山逃犯黥布，此人逃匿后一直在长江一带继续搞破坏。但很奇怪的是以法立国的秦帝国却一直不能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直至这些人做大造反。其实只要仔细读过《史记》，就不会对这个现象吃惊，因为秦帝国的官僚制度已经开始腐烂了。栎阳狱掾司马欣可以私放罪犯项梁，会稽太守殷通可以长期放纵项梁在吴中地区的活动，沛县主吏掾多次袒护违法的刘邦，蕲狱掾曹咎私交罪犯项梁，并为之开脱···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试问如何能把张耳、陈余、项伯、黥布等缉拿归案？其实每个新国家和新王朝的官僚体系在建立后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腐蚀，但是都没有秦帝国堕落得这样快，至少能在开国君主时期保持有新气象，而秦帝国官僚体制的堕落却恰好在秦始皇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嬴政大帝南征北伐造成外紧内容，另一方面是盲目的自信和对新形势下的国家情况评估不足。“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不要以为收缴了天下的管制刀具，彭越就做不成土匪，黥布就当不成强盗。如果秦帝国能实实在在对内多搞一些三反五反运动，或许都能保持秦帝国法制体系一定程度的健康。所以，嬴政大帝对待“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处置措施上也是达不到应有强度的。

嬴政大帝在对待“地富反坏右”方面唯一可能有些建树的就是对待“富”。史载“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不能控制经济命脉，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嬴政大帝把天下富豪全部迁入帝都进行集中管理，第一时间掌握国家财富，这一点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仅凭这点是很难挽救秦帝国的崩溃和覆灭，因为嬴政大帝在统战策略有错误，在人才政策上有缺失，在敌特抓捕上有松弛，地雷已经深深埋下，只等天火勾动，帝国大厦便一定会被炸得飞灰湮灭。

总体说起来嬴政大帝和其所领导的秦帝国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个局面他们从未经历过，也没有其他案例可以借鉴，他们只能因循守旧，刻舟求剑。在新形势下，嬴政大帝显得无比的稚嫩，这个时候的他不再是灭六国时的研究生，此时的他只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小学生。攘外必先安内，但他一直不知道引以为豪的“内”其实一直没有安好。我们不能嘲笑一个新司机上路没开几步就翻了车，因为不是他的翻车，我们也熬不成老司机。